父亲的一番求学经历，可能使他对读书的作用产生了一些怀疑，或者不确定，常听他讲，“谁知道以后政策会怎么样？”

所以他对我们的学习抓得并不紧，印象中他督促过我们劳动，在惹祸生事时教训过我们，但是从来没有督促过我们学习，也没有因为学习成绩责骂过我们。

这种现象一直到我读中学时，才开始改变。读书还是有用的，那时他得到政策关怀，成为了正式教师。他开始看重我们的学习成绩，而我正是因为有了他的督促，初中时期学习成绩突飞猛进。

母亲唯父亲马首是瞻，也从来没有督促过我们学习。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小学时期，我的学习成绩平平，只是资质还好，不至于下游。

我就读的小学叫枫垅小学，设在大队部所在的石巷队，村庄后面的山坡上，开辟出一块空地，建了一排平房，大约有七八间教室，每个教室前面树着一根木头柱子，支起一条走廊。

黑板是用泥浆糊的，用石灰抹平，涂上黑漆。课桌是当地木匠打制，还算讲究，有开口的屉子，可以用来放书包，凳子是长条的，一张课桌坐两人。

学生不是很多，一个年级一个班，每个班二三十人的样子，五年学制，课程设置齐全，除语文、数学，还有美术、音乐、体育等课程。

老师不多，好像只有五六个，每人带一个年级，都是班主任，没有正式分配来的，全是大队聘请的代课老师。有的初中毕业，有的甚至只是小学毕业。

只有父亲是大学毕业生，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一直担任小学校长。除父亲外，后来还有两人转为了正式教师，一个是冶城共大分校的毕业生，应该比我母亲早几年毕业；一个是初中毕业生，后来转为民办教师，再后来转为正式教师。

小学期间，看谁家条件如何，从他的书包就能大致看出，条件好的，书包是黄色的挎包，与现在的军用挎包基本一致。条件差的，自家用粗布缝制成一个布袋，就是书包了。

能用挎包的，还是非常少的，大多数学生用的是布袋，女孩常用花布，男孩常用白色或者靛青色布料。记忆之中，我们姊妹用的是挎包，邻居大姐的孩子们，用得就是布袋。

因为父亲的原因，我五岁入学，完全当作了玩耍，一年级两年，二年级两年。成绩应该是不错的，自从九岁进入三年级之后，就再没有留过级了，而且顺利考入了初中。

不是每个农村的孩子，都可以上学，那时候的老师，也会家访，不过家访的内容，常常是动员家长让孩子上学，交通不便，道路泥泞，都是走路去的，非常敬业非常辛苦。

那时候上学要交学费，农村家庭生活不宽裕，有些人觉得自己的孩子不是读书的料，舍不得花这个冤枉钱，有时读到中途，也会让孩子辍学。

等到做通思想工作，往往已经耽误了正常的上学年龄，因此年龄参差不齐，有些入学时已经十几岁，常有毕业时已经十七八岁的。

能够读初中的就更少，我有两位小学女同学，学习成绩都不错，其中一个还一直是班里第一名，尽管都考上了初中，但是家里都没让她们去。

小学快要毕业的时候，我们全班都收到了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什么时间在班里聚会，最后是“切记切记”的两个重复语，现在都记得很清楚。

纸条就是这两个女同学写的，或许她们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命运，在毕业之时，想留下点美好回忆。

年纪太小，又都是农村孩子，根本没想到过要聚会，老师从来没有组织过，可能历届毕业生都没有过这样的举动，都是一毕业就回家的回家，继续上学的继续上学。

这样的想法，不知道她们那么小的年纪，是怎么想到的，又怎么会有这样的胆量。因为小学期间，男女同学是从来不交往不说话的，否则会被其他同学取笑，可见两人之聪慧。

那时候根本不知道离别的伤感，同学情谊的珍贵，后来我去还是没去，去了之后又做了些什么，都已经记不起来了。估计是没去，玩心太重，短暂的惊奇之后，应该被忽略或者忘记了。

父亲在学校有非常高的威信，虽然从没看到他打骂体罚，但是每个学生都怕他，看到他就远远躲开，谁家小孩不听话，一句“告诉你们宋老师”，比什么都灵。

几位老师都非常敬业，学校教学成绩一直很好，连续好几年，升学率都是100%，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其它农村学校很难做到这一点，许多学生考不上初中，只能回家种地。

记得小学时，学校对课外活动相当重视，教室前面平整出了一块操场，因为是黄土地上平整出来的，一到雨天一片泥泞，无法进行户外活动。

操场可以容纳全校师生做课间操，那时做得还是第七套广播体操，八个动作八个节拍，熟悉的韵律伴随了七年。操场上竖起一个简陋的蓝球架，用木料树起了一个杆子，上面安了个蓝框，框只有一个，蓝球也只有一个。

天气好，学生们在操场上玩蓝球、玩攻城，跳绳、踢键子、打板等。攻城是在地上画个四方的城，分成两派进行对攻。打板是用废纸折成四方的“板”，放在地上，打得翻过来就算赢。

课外读物较少，一色的都是小人书，家庭条件好点的学生家长，会给小孩买，在学生中很受欢迎。小人书都被小心珍藏，除非关系特别好，否则要拿礼物换才能借到。

从小人书上，我们看到许多英雄故事，许多神话童话。印象最深的，是讲孙悟空、岳飞故事的小人书，配合惟妙惟肖的插图，底下简短的几句话，描绘得非常生动。

四姊妹中就我一个男孩，父亲重男轻女思想还是有的，比较惯我，学校期间我没怕过谁，连父亲都没怕过，其他老师更没有怕过。

学校只有一个蓝球，一般都是放在老师的办公室保管，别人不敢进敢拿，我却敢进敢拿，每到课外活动，那个蓝球一般都是我拿来玩。

因为父亲是校长，也因为他威信确实太高，我抱着这个唯一的蓝球，也从来没人敢有怨言，因此特别任性，主宰着谁能玩谁不能玩。

有学生怂恿同班的村支书的女儿，抢夺我的蓝球，村支书在村里有着更高的威望，别人不敢，她却不怕，真的向我发出挑衅，要我将蓝球交给她。

她比我大一岁，长得比我还高还壮，见我不答应，就向我吐口水，我愤然反击，却没能将她摔倒，但她却没有还手，后来再没有招惹我，作为小学期间唯一挑战过我权威的人，被载入我的记忆史册。

天不怕地不怕，有一段时间父亲有事，在我家复习的弋阳表哥，到学校代替他上课，因为在课堂上批评了我，气愤之下跑到老师办公室追打他，追打不到，拿起他的教案就扔到了厕所。

其他的老师都拿我没办法，父亲回来后，听说了此事，狠狠地请我吃了顿“竹笋炒肉”，童年无惧，一顿教训，并未以为意，依然顽劣，懵懂无知，玩多学少，伴随小学最后一段时光，直到毕业。

每年秋季，学校还会组织运动会。一般都是四年级以上的学生参加，当我快要升四年级时，却生了一场大病，从此身体一蹶不振，再难现强壮与威风。

这场大病缘于流鼻血，小孩出鼻血是常有的事，父母都没太在意，用了些土办法，认为一会儿就会自然止住。结果直到深夜鼻血依然在流，而我已经脸色苍白，快要昏厥。

父母这才急了，请动大队的拖拉机，送到乡卫生院，卫生院经过紧急处理，还是没能止住，又立刻想办法送到县人民医院，这时我已经昏迷。

最初的时候，父母用毛巾擦掉我流出的鼻血，整条毛巾都被染红，父母又害怕又心痛，父亲跟我说，不要让血再流出来了，吞到肚子里面，我吞了好多，后来拉出来的全是黑色的血块。

在县医院，我不知道血是怎么止住的，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醒来的，不过我知道医院给我输了血。这次大病，不知道病因，身体因此好长时间非常虚弱。

在孩子们的竞技中，我比不过了别人，再没人叫我“司令”，孩子王的地位拱手相让。伙伴们开始远离我，有一天，他们甚至发现，他们已经长得比我高、比我壮，我也终于尝到了没有玩伴的孤独。

这该死的病，使我在“宦海”沉浮中首次遭遇挫折，对我的性格成长造成严重影响：争强好胜之心严重受挫，一度自卑，养成内向、沉默寡言的性格。

小学是重要的思想启蒙阶段，教材起了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正是里面的人物故事，使我们的思想逐渐启蒙。小学没有思想道德教育课，语文课本既是识字造句作文的知识教材，也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材。

教材里面涉及的人物，敌我划分泾渭分明，反映出当时国家思想政治要求。思想启蒙最客观的表现，是在我们的言谈举止中，有了“好人”“坏人”之分。

那个年代，还在讲阶级斗争为纲，教材中人物阶级特点明显，划分清楚，资本家、地主、特务是标准的“坏人”，工人、农民、解放军是标准的“好人”。

我们都以当“好人”为荣，对“坏人”恨之入骨，“好人”中的英雄人物是伙伴们追崇的偶像。我们学雷锋做好事，专挑不留名的好事做。

我们向往成为“王二小”似的小英雄，盼望出现敌人，把敌人引进的包围圈。我们崇拜“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游戏中学着他们的样子，英勇无比坚贞不屈。

我们敬爱伟人，把他当成心中的太阳，他的像章常挂在胸前并细心珍藏。我们热爱北京天安门，那是心中的圣地。

我们唱着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指引我们向前进！”，度过无忧无虑的小学时光。

我们心中都明确树立起了自己的学习榜样，幻想着能早日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在幻想中盼望快些长大。

这就是我出生的小山村，春天百花齐放火红杜鹃漫山遍野，夏天满眼绿色草木苍翠娇艳浴滴，秋天稻浪金黄红叶飞舞瓜果飘香，冬天轻霜满地冰冻成棱白雪皑皑，一片静谥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