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陵传

作者：【汉】班固

陵字少卿[1]，少为侍中建章监。善骑射，爱人，谦让下士[2]，甚得名誉。武帝以为有广之风，使将八百骑，深入匈奴二千馀里，过居延[3]视地形，不见虏，还。拜为骑都尉，将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4]以备胡。数年，汉遣贰师将军伐大宛[5]，使陵将五校[6]兵随后。行至塞，会贰师还。上赐陵书，陵留吏士，与轻骑五百出敦煌[7]，至盐水[8]，迎贰师还，复留屯张掖。

天汉二年[9]，贰师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10]。召陵，欲使为贰师将辎重[11]。陵召见武台[12]，叩头自请曰：“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13]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愿得自当一队，到兰于山南以分单于[14]兵，毋令专乡[15]贰师军。”上曰：“将[16]恶相属邪！吾发军多，毋骑予女[17]。”陵对：“无所事骑[18]，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上壮而许之，因诏强弩都尉路博德将兵半道迎陵军。博德故伏波将军，亦羞为陵后距[19]，奏言：“方秋匈奴马肥，未可与战，臣愿留陵至春，俱将酒泉、张掖骑各五千人并击东西浚稽[20]，可必禽[21]也。”书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书，乃诏博德：“吾欲予李陵骑，云‘欲以少击众’。今虏入西河[22]，其引兵走西河，遮钩营之道。”诏陵：“以九月发，出遮虏鄣[23]，至东浚稽山南龙勒水[24]上，徘徊观虏，即亡所见，从浞野侯赵破奴故道抵受降城[25]休士，因骑置[26]以闻。所与博德言者云何[27]？具以书对。”陵于是将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营，举图[28]所过山川地形，使麾下骑陈步乐还以闻。步乐召见，道陵将率得士死力[29]，上甚说[30]，拜步乐为郎。

陵至浚稽山，与单于相直[31]，骑可三万围陵军。军居两山间，以大车为营。陵引士出营外为陈[32]，前行持戟盾，后行持弓弩，令曰：“闻鼓声而纵[33]，闻金[34]声而止。”虏见汉军少，直前就营。陵搏战攻之，千弩俱发，应弦而倒。虏还走上山，汉军追击，杀数千人。单于大惊，召左右地兵[35]八万馀骑攻陵。陵且战且引，南行数日，抵山谷中。连战，士卒中矢伤，三创者载辇，两创者将车，一创者持兵战。陵曰：“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36]者，何也？军中岂有女子乎？”始军出时，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大[37]匿车中。陵搜得，皆剑斩之。明日复战，斩首三千馀级[38]。引兵东南，循故龙城[39]道行，四五日，抵大泽葭苇中，虏从上风纵火，陵亦令军中纵火以自救[40]。南行至山下，单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将骑击陵。陵军步斗树木间，复杀数千人，因发连弩[41]射单于，单于下走。是日捕得虏，言“单于曰：‘此汉精兵，击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诸当户[42]君长皆言‘单于自将数万骑击汉数千人不能灭，后无以复使边臣，令汉益轻匈奴。复力战山谷间，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还。’”

是时陵军益急，匈奴骑多，战一日数十合，复伤杀虏二千馀人。虏不利，欲去，会陵军候[43]管敢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军无后救，射矢且尽，独将军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为前行，以黄与白为帜，当使精骑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颍川人，父韩千秋，故济南相，奋击南越战死，武帝封子延年为侯，以校尉随陵。单于得敢大喜，使骑并攻汉军，疾呼曰：“李陵、韩延年趣[44]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虏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汉军南行，未至鞮汗山[45]，一日五十万矢皆尽，即弃车去。士尚三千馀人，徒斩车辐而持之，军吏持尺刀，抵山入狭谷。单于遮其后，乘隅下垒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46]后，陵便衣独步出营，止左右：“毋随我，丈夫一[47]取单于耳！”良久，陵还，大息[48]曰：“兵败，死矣！”军吏或曰：“将军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后求道径[49]还归，如浞野侯为虏所得，后亡还[50]，天子客遇之，况于将军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壮士也！”于是尽斩旌旗，及珍宝埋地中，陵叹曰：“复得数十矢，足以脱矣。今无兵复战，天明坐受缚矣！各鸟兽散，犹有得脱归报天子者。”令军士人持二升糒[51]，一半[52]冰，期至遮虏鄣者相待。夜半时，击鼓起士，鼓不鸣。陵与韩延年俱上马，壮士从者十馀人。虏骑数千追之，韩延年战死。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军人分散，脱至塞者四百馀人。

第16章 李陵传

陵败处去塞百馀里，边塞以闻。上欲陵死战，召陵母及妇，使相者[53]视之，无死丧色。后闻陵降，上怒甚，责问陈步乐，步乐自杀。群臣皆罪陵，上以问太史令司马迁，迁盛言：“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54]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糵[55]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鉡56]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57]，冒白刃，北首争死敌[58]，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59]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60]。”初，上遣贰师大军出，财[61]令陵为助兵，及陵与单于相值，而贰师功少。上以迁诬罔，欲沮[62]贰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63]。

久之，上悔陵无救[64]，曰：“陵当发出塞，乃诏强弩都尉令迎军。坐预诏之，得令老将生奸诈[65]。”乃遣使劳赐陵馀军得脱者。

陵在匈奴岁馀，上遣因杅[66]将军公孙敖将兵深入匈奴迎陵。敖军无功还，曰：“捕得生口[67]，言李陵教单于为兵[68]以备汉军，故臣无所得。”上闻，于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陇西[69]士大夫以李氏为愧。其后，汉遣使使匈奴，陵谓使者曰：“吾为汉将步卒五千人横行匈奴，以亡救而败，何负于汉而诛吾家？”使者曰：“汉闻李少卿教匈奴为兵。”陵曰：“乃李绪，非我也。”李绪本汉塞外都尉，居奚侯城[70]，匈奴攻之，绪降，而单于客遇绪，常坐陵上。陵痛其家以李绪而诛，使人刺杀绪。大阏氏[71]欲杀陵，单于匿之北方，大阏氏死乃还。

单于壮陵，以女妻之，立为右校王，卫律为丁灵王，皆贵用事[72]。卫律者，父本长水胡人。律生长汉，善协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荐言律使匈奴。使还，会延年家收[73]，律惧并诛，亡还降匈奴。匈奴爱之，常在单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乃入议。

昭帝立[74]，大将军霍光、左将军上官桀辅政，素与陵善，遣陵故人陇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单于置酒赐汉使者，李陵、卫律皆侍坐。立政等见陵，未得私语，即目视[75]陵，而数数自循其刀环[76]，握其足，阴谕之，言可还归汉也。后陵、律持牛酒劳汉使，博[77]饮，两人皆胡服椎结[78]。立政大言曰：“汉已大赦，中国安乐，主上富于春秋[79]，霍子孟、上官少叔[80]用事。”以此言微动之。陵墨[81]不应，孰视[82]而自循其发，答曰：“吾已胡服矣！”有顷[83]，律起更衣[84]，立政曰：“咄[85]，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谢[86]女。”陵曰：“霍与上官无恙乎？”立政曰：“请少卿来归故乡，毋忧富贵。”陵字立政曰：“少公[87]，归易耳，恐再辱，奈何！”语未卒，卫律还，颇闻馀语，曰：“李少卿贤者，不独居一国[88]。范蠡[89]遍游天下，由余[90]去戎入秦，今何语之亲也！”因罢去。立政随谓[91]陵曰：“亦有意乎？”陵曰：“丈夫不能再辱。”

陵在匈奴二十馀年，元平元年[92]病死。

注释：

[1]李陵本传原载《汉书》卷五四《李广苏建传》，《李广传》后附《李陵传》，《苏建传》后附《苏武传》。《李广传》云：“广三子，曰当户、椒、敢。”又云：“而当户有遗腹子陵。”[2]下士：屈身以尊敬士人。[3]居延：即居延泽，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北境。弱水（额济纳河）自张掖北来，分流汇聚于此，为一湖泊。[4]酒泉：汉郡名，今属甘肃。张掖：汉郡名，在今甘肃张掖西北。[5]贰师将军：李广利。大宛（yuān冤）：西域国名，在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6]校：《汉书·卫青传》唐颜师古注（以下简称颜注）：“校者，营垒之称，故谓军之一部为一校。”[7]敦煌：汉郡名，在今甘肃敦煌西。[8]盐水：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为一咸水湖。[9]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天汉为汉武帝年号。[10]右贤王：匈奴官名。是单于之下最高官职。匈奴以单于子弟任左、右贤王，分领匈奴左、右二部。天山：即祁连山。匈奴称“天”为“祁连”。在今甘肃西部和青海东北部边境。[11]辎重：军用器械、粮草、营帐等的总称。辎，有帷盖的车，既可载物，又可作卧车。[12]武台：汉长安未央宫的武台殿。[13]荆楚：指古代楚国之地，今湖北、湖南一带。[14]单于：匈奴最高首领称号。全称“撑犁（天）孤涂（子）单于（广大）”。[15]乡：通“向”。[16]将：抑或，恐怕是。[17]女：同“汝”，你。[18]无所事骑：不用骑兵。[19]后距：后援。[20]浚稽：古山名，即浚稽山。约在今蒙古国戈壁阿尔泰山脉中段。[21]禽：同“擒”。[22]西河：汉郡名，治所在平定（今陕西府谷西北）。辖境相当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东部、山西吕梁山、芦芽山以西、石楼以北及陕西延安宜川以北黄河沿岸地带。[23]遮虏鄣：地名，即居延城。故址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颜注：“鄣者，塞上险要之处，往往修筑，别置候望之人，所以自鄣蔽而伺敌也。遮虏，鄣名也。”鄣，同“障”。[24]龙勒水：古水名，在今蒙古国戈壁阿尔泰山脉南，已干涸。[25]受降城：故址在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东阴山北。汉太初元年（前104）为接受匈奴投降，武帝令将军公孙敖所筑。[26]骑置：驿骑，乘马传送公文的人。[27]“所与”句：你与路博德谈了些什么？这是汉武帝怀疑李陵的话。据上文，武帝怀疑李陵使路博德来请求拖延出兵。[28]举图：全部绘出地图。[29]将率：统率。死力：拼死出力。[30]说：同“悦”，喜悦。[31]相直：相遇。直，同“值”。[32]为陈：列阵。陈，同“阵”。[33]纵：出击。[34]金：指钲，行军作战用的金属乐器。[35]左右地兵：匈奴左右贤王所领东西二部之兵。匈奴自冒顿单于，分为三部，单于自领中部。[36]鼓不起：击鼓进兵而士气不振起。[37]大：多。[38]级：战争中斩下的人头。[39]龙城：匈奴祭天，大会诸部处。其地在今蒙古国鄂尔浑河西岸和硕柴达木湖附近。[40]纵火以自救：颜注：“预自烧其旁草木，令虏火不得延及也。”[41]连弩：装有机关，可以连续发射的弓。[42]当户：匈奴官名。《汉书·匈奴传上》：“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43]军候：维持军纪的军官。汉制大将军营五部，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校尉：西汉时掌管特种军队的将领。[44]趣：快，从速。[45]鞮（dī低）汗山：山名，在今蒙古国南部边境内，位于居延泽正北。[46]昏：黄昏。[47]一：单独，一个人。[48]大息：即太息，叹息。[49]道径：途径、办法。这是指投降匈奴后再想办法，回到汉朝。[50]“如浞野侯”二句：《汉书》卷五五：“赵破奴，太原人。尝亡入匈奴，已而归汉，为票骑将军司马。”后击匈奴，“破奴为虏所得，遂没其军。居匈奴中十岁，复与其太子安国亡入汉”。[51]糒（bèi备）：干粮。[52]半（pàn盼）：大片。[53]相者：相面的人。[54]畜积：涵养。畜，同“蓄”。[55]媒糵（niè聂）：媒，酒母；糵，酒曲。比喻挑拨是非，陷人于罪。[56]悖和“蹂”，践踏。[57]拳：颜注：“拳字与絭同。”絭（quàn劝），弦。[58]北首：北向。死敌：拼死杀敌。[59]暴：彰显，明白。[60]宜欲得当以报汉：该是想得到机会立功报汉。当，抵当，指立功抵罪的机会。[61]财：通“才”，仅仅。[62]沮：谗毁。[63]腐刑：残害男子生殖器的刑罚。当时用于惩罚谋反、叛逆等罪。[64]无救：没有救兵。[65]生奸诈：指路博德不肯出塞救援李陵。[66]因杅（yú于）：胡地名，用作将军称号。[67]生口：指活捉的俘虏，可以提供情报。[68]为兵：练兵。[69]陇西：汉郡名，治所在狄道（今甘肃临洮南），辖境相当今甘肃东部。李陵祖籍是陇西成纪县（今甘肃秦安北）。[70]奚侯城：古城名，其址不详。[71]大阏氏（yān zhī烟支）：单于之母。阏氏，单于之妻的称号。[72]用事：掌权。[73]家收：因罪逮捕全家。[74]昭帝：汉昭帝刘弗陵。后元二年（前87）即位。[75]目视：颜注：“以目相视而感动之，今俗所谓眼语者也。”[76]循：抚摸。摸刀环喻还归。环：谐音“还”。[77]博：博戏，共十二棋，六黑六白，两人相搏，每人六棋。[78]椎结：匈奴发饰。头发一撮为髻，其形如椎，故名。结，通“髻”。[79]富于春秋：年轻。意谓主上不昏聩。[80]子孟：霍光的字。少叔：上官桀的字。[81]墨：通“默”。[82]孰视：凝视。孰，通“熟”。[83]有顷：一会儿。[84]更衣：上厕所。[85]咄：感叹词。[86]谢：问候。[87]字：以字称呼。古人称字，是表示恭敬。少公：任立政的字。[88]不独居一国：这是讽刺语，谓李陵降匈奴。[89]范蠡：春秋时楚国人，为越大夫，助越王勾践灭亡吴国。后游齐国，到陶，改名陶朱公，以经商致富。[90]由余：春秋时人。祖先是晋人，逃亡入戎。初在戎任职，转入秦，为秦穆公上卿，助秦伐西戎，灭国十二，称霸西戎。[91]随谓：随其后而告诉他。[92]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元平为汉昭帝年号。

第16章 李陵传

赏析：

《汉书·李陵传》这篇传记含有深刻的意义，关系到人生立世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历史的主体是人。《汉书·李陵传》的意义，正体现于传中所记载的人。

论传主李陵的为人，勇猛善战是其所长，而道义素养薄弱，则是其致命的缺点。李陵曾经率领八百骑兵，深入匈奴二千余里。天汉二年（前99），李陵自告奋勇，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与单于八万骑兵浴血奋战，转战千里，杀敌万人，确有乃祖飞将军李广的遗风。但是，李陵终于兵败投降匈奴。

李陵由汉朝的一员猛将变为一降将，这可以找出好多主客观原因，但是根本的原因，还是李陵自己在最后关头的贪生怕死。本传记载：“韩延年战死，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李陵所谓无面目报陛下，其实是自欺欺人的话。兵败回国，固然无面目见人；但是，变节投降，又有何面目见人？又如何面对自己的良心？李陵决不是不懂这些。《汉书·苏武传》记载，李陵后来对苏武自述：“陵初降时，忽忽如狂，自痛负汉。”可见他本心并不甘愿作背叛汉朝的人，忠于汉朝与背叛汉朝、道义与不义的大是大非，他完全明白。然而，李陵毕竟还是投降了。事实很清楚。校尉韩延年战死，而李陵投降。韩李二人面对生与死所作出的抉择，形成鲜明的对比。韩延年宁死不屈，真正不怕死，而李陵投降敌人，是贪生怕死。千古艰难唯一死。李陵本来是猛将，可是到了生死关头，过不了生死这一关。这应该发人深省。不能说李陵的勇气是不真实的，否则他就不敢带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与八万匈奴骑兵奋战。但是，也不能说李陵的勇气是完全真实的，他究竟过不了生死考验这一关。如实地说，李陵的勇气是无根柢的，只是血气之勇。这种血气之勇，并不能成为他生命的主宰。在终极关头，主宰他生命的是个人的欲望，是终极关头见利忘义、苟且偷生的欲望。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的中国传统美德，与李陵的精神生命不相干。道义与不义，对于他来说，只是一种知识，并没有深入他的内心。在李陵内心，道义感是无根的。忠于自己的国家、民族、文化，是人类生存的一些基本价值。人一旦背叛了这些价值，就是葬送了自己生命。这样活着，不过是活着一副躯壳。也许李陵的本心，存有过找机会立功归汉的侥幸念头，可是一旦投降敌人，事情就由不得这种本心了。后来李广利率领汉军征匈奴，“匈奴使大将与李陵将三万馀骑追汉军，至浚稽山合，转战九日”（《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到这个时候，李陵便成了汉朝的凶恶敌人。李陵走到这一步，其实是一个背叛祖国的人的必然结局。李陵变节后，也曾“忽忽如狂，自痛负汉”；也曾面对汉使，默默无言，而说出“吾已胡服矣”这样沉痛的话。看他的本心与结局，看他投降前后判然而为两人，实在是令人感到悲哀和惋惜。活着，要作为一个人活着，而不能失掉人之所以为人，自己之所以为自己的价值。这，就是《汉书·李陵传》的基本意义。这个意义看似简单，其实并不简单。

汉武帝刘彻是《汉书·李陵传》中的一个重要人物。透过班固的史笔，可以看出武帝的一些性格特征。武帝为人，多疑而又轻信。他听了路博德请求推迟出兵的话，就怀疑且认定这是李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书”。路博德是老将，以自己作李陵的后援为耻，如何可能为李陵来游说？然而武帝不察。这是多疑。后来李陵奋战直至兵败，路博德竟然按兵不动，见死不救。用路博德这样的人作李陵的后援，便是武帝的轻信和战略失误。可见武帝并不真正了解自己的将领。知己知彼，是用兵的前提。武帝作为汉朝的最高统帅，多疑而又轻信，并不能知己，这是导致李陵兵败的一个决定因素。武帝为人又刚愎暴戾。李陵兵败投降，司马迁为李陵讲了同情的话，希望朝廷给时间让李陵立功抵罪，武帝竟然把司马迁当作叛逆来治罪，施以腐刑。武帝听公孙敖说，李陵教匈奴练兵对付汉军，在并未查明情况的条件下，便族灭李陵全家人，而他们都是无辜者。从这两件事，已足见武帝的刚愎暴戾。客观地说，武帝为人，也还有能够一定程度地反省、补过的长处。“久之，上悔陵无救”，说出“坐预诏之，得令老将生奸诈”的话，并“遣使劳赐陵馀军得脱者”，又派公孙敖“将兵深入匈奴迎陵”，都是能够反省、补过的表现。然而，有些事不是靠补过就能挽回的。杀了那么多无辜者，他们的生命就已无法挽回。多疑、轻信、粗暴，这些缺点，存在于一个普通人身上，还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当这些缺点存在于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人主身上，就是危害无穷，而不可容忍的。多疑、轻信、刚愎暴戾，这是由专制制度及无限权力所造成的专制君主的通常的恶劣品格。正是在揭露武帝阴暗面的这些地方，体现出班固作为优秀史家所具有的正义感。班史这种揭露专制君主黑暗、对历史真实负责的正义感，是直接地继承于司马迁的。

司马迁亦是《汉书·李陵传》中的一位重要人物。李陵兵败投降，“朝中群臣皆罪陵”，司马迁毅然站出来为李陵讲话，希望朝廷体念李陵的战功，给李陵以找机会立功抵罪的时间。这是合情合理的建议，亦体现出司马迁富于同情心的性格。李陵投降敌人，根本原因在于他自己贪生怕死，而司马迁决没有说李陵投降是应当的。李陵兵败，客观原因在于汉武帝用人不当，后援路博德见死不救，武帝自不能辞其咎。因此，司马迁的建议是合情合理的，是可以接受的。当然，司马迁在奏议中也有不尽妥当的话。李陵不能宁死不屈，便谈不上道义涵养有素，因此，便不好说他“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三《汉武帝》篇中尖锐地指出：“迁之为陵文过，虽欲浣涤其污，而已缁之素不可复白，大节丧，则馀无可浣也。”其语很激烈，当是有所寄托。王夫之生当明末清初，痛恨当时的许多变节者，但此语还是很痛切李陵的。总起来说，司马迁为李陵所讲的话，纵有个别不当之处，但基本上是合情合理的。退一万步说，即使司马迁的建议不能接受，也决不能视之为叛逆，治之以重罪。显然，汉武帝是把由李陵兵败投降所引起的怒火，转向司马迁身上发泄，并借此逃避自己对战略失误所应负的责任。这是极为恶劣的作风。在李陵案中，司马迁是第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千古同情太史公，而决不同情汉武帝，可见公道自在人心。透过李陵案的前前后后，班固揭示出复杂的历史真实。

从艺术上讲，《汉书·李陵传》有几点特色值得称道。第一是史笔的客观性。全传对李陵前半生的勇猛善战与后半生的变节，能够同样地直书而不隐。既不因李陵前半生的功绩而掩饰其后半生的可耻，也不因其后半生的可耻而抹煞其前半生的功绩。对武帝的多疑、轻信、暴戾，乃至李陵案的始末，也都能够直书而不隐。由于有了这种直书而不隐的客观性，才能够呈现真实、复杂、丰富多彩的历史。而这种史笔的客观性，是以史家的道义感为根基的，决不是什么超越的客观性。没有深厚的道义感，即无从发生揭示历史真实的客观性。

第二，善于从重大事件和有意义的细节，刻画历史人物的性格。传文前半幅，主要写李陵战匈奴，突出了李陵的勇猛善战。后半幅，主要写李陵见汉使，则深刻表现出李陵变节后的心态：既自痛负汉，问心有愧；又与汉为敌，顽固到底。其中描写李陵在汉使面前语默的动作，细节都很传神。这些地方，便是艺术氛围特为浓厚的所在。传文记载武帝命李陵出兵的诏书，特为记下最后两句：“所与博德言者云何？具以书对！”这一细节，刻画武帝多疑而固执的性格，真是如在目前。

第三，善于通过特定的细节描写，来增强生活气息和艺术氛围。如写李陵曰“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军中岂有女子乎”一节，以及“上欲陵死战，召陵母及妇，使相者视之，无死丧色”一节，其中细节，或系夸张之辞，但既是汉代生活中所存有之事，自不妨书出。而这些细节，显然增添了生活气息和传奇色彩。

第四，《汉书》以李陵、苏武合为一传，实别具匠心，意在通过客观的比较，进一步彰显苏、李二人不同的品格。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第五章《略论中国史学（二）》，有一段论述足资参读，录之用作结束：“班书有李广、苏建传，实为李陵、苏武合传，上承马迁魏其、武安侯等诸合传来。同一时同一事，而参加之人不同，人与人之相比，是非高下，最易从此等处显。李陵以五千步卒当匈奴八万骑，可谓不世出之将才矣。苏武北海牧羊，事若平易。孔门以回、赐相比，又以赐、商相比。彼人也，我亦人也，彼能是，我何为不能是！以事论，则海上牧羊与两军抗衡难易不能相比。以人论，则李陵之与苏武，一相比确见其为两人。中国史学伟大，亦正在此等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