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序

作者：【汉】毛亨

《关雎》[1]，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2]，用之邦国焉[3]。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4]，二曰赋[5]，三曰比[6]，四曰兴[7]，五曰雅[8]，六曰颂[9]。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10]，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11]，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12]，诗之至也。

然则《关雎》《麟趾》[13]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14]。《鹊巢》《驺虞》[15]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16]，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17]，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

注释：

[1]关雎：《诗·国风·周南》首篇篇名，所以后来说是“风之始也”。旧说《关雎》诗写后妃事，指的是周文王妃太姒。[2]用之乡人焉：据《仪礼·乡饮酒礼》，乡大夫行乡饮酒礼时，以《关雎》合乐。《正义》解释为“令乡大夫以之教其民也”。[3]用之邦国焉：据《仪礼·燕礼》，诸侯行燕礼燕饮其臣子及宾客时，歌乡乐《关雎》。《正义》解释，为“令天下诸侯以之教其臣也”。[4]风：总括其意，当有风化、风俗和讽刺三义。[5]赋：郑玄注《周礼·春官·大师》（下同）说：“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但后人大都认为只是“直书其事”、“体物写意”的表现手法。[6]比：郑玄解为“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后人大都认为是明比的手法。[7]兴：郑玄解为“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后人大都认为兴有即物起兴，用作发端，或有意，或无意；有意者用意较为隐晦。[8]雅：郑玄解为“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近人梁启超《释四诗名义》解作夏声，即中原正声云。[9]颂：郑玄解为“颂今之德，广以美之”。清阮元《释颂》认为是舞诗，近人王国维《说周颂》考其乐曲速度较为舒缓。[10]谲谏：隐约曲折地劝谏而不直率以言。[11]“是以一国之事”六句：据《正义》，一人之本和言天下之事者，都是指作诗之人。一人者，用一人之心，来表一国之心；又总天下之心，由一人以达之。[12]四始：《正义》引郑玄答张逸云：“风也，小雅也，大雅也，颂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则为兴，废之则为衰。”又引《郑笺》：“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其后异说颇多，不具列。[13]《麟趾》：即《麟之趾》，《诗·国风·周南》中最后的诗篇。[14]南，言化自北而南也：《毛传》：“谓其化从岐周被江、汉之域也。”[15]《鹊巢》《驺虞》：《鹊巢》是《诗·国风·召南》中的首篇。《驺虞》是《诗·国风·召南》中最后的诗篇。[16]《周南》《召南》：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说：“周、召分陕，以今陕州之陕原（今河南陕县）为断，周公主陕东，召公主陕西。乃诗不系以陕东陕西而各系以南者，南盖商世诸侯之国名也。”宋程大昌《考古编》认为南是乐歌。近人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南》又考定南为一种乐器，孳乳为曲调之名。[17]哀窈窕：哀即“爱”。郑玄训“衷”，殊欠妥。扬雄解“善心为窈，善容为窕”。

赏析：

《诗经》作为一部古代的诗歌总集流传到汉代，已经成为一种具有各种不同派别的学问。齐（辕固生所传）、鲁（申公所传）、韩（韩婴所传）三家诗都立于学官，成为官学，三者全属今文学派。毛诗后起，属古文学派，其学直到汉末，还不曾被官家承认而只通过私学在社会上流传，但不意却能独步于后世。齐、鲁两家，各以地名称学，可见系当时的地方学派；韩、毛两家，各以姓氏称学，可见均系一家之言的学说。但这四家诗学，都同属汉代的学风，其解《诗》虽大相径庭，可是在推断方法上出手却如出一辙。班固《汉书·艺文志》论三家说诗，“咸非其本义”，于毛诗，则称其“自谓子夏所传”。“自谓”两字，微意可窥。班固所谈，不同一般经生之拘迂，确有其独特之识见在。

毛诗的传授源流相传为：孔子删诗授卜商（即子夏），商为之序，后来递相授受到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亨作《故训传》，授赵国毛苌。时人称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故称《毛诗》。汉末郑玄为之作笺，唐孔颖达等又因郑笺作《正义》。到清代，马瑞辰着《毛诗传笺通释》三十二卷，除纠孔之失外，颇多创见。陈奂着《诗毛氏传疏》三十卷，又舍郑用毛，发挥义蕴颇多。惟郑虽不尽遵毛，实亦别有所得，王国维《玉谿生年谱会笺序》曾论及之。可见各家都各有短长，不可执一而取，务宜择善而从才是。以上诸书，当是研究汉代《诗经》学的最重要的参考书。

据魏源的《齐、鲁、韩、毛异同论》说，三家诗都有序而亡佚，惟《毛诗序》独存。这里所录的为列于《国风》首篇《关雎》题下的一篇序言。旧日选文，自萧统《文选》始，都是这样选录的，可是其中也有大小序的论断之别。如《文选·毛诗序》《十三经注疏诗序》等，以“《关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国焉”，名《关雎序》，称“大序”，以下称“小序”，这原本于汉人相承之说。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则恰好与之相反，而以“诗者，志之所之也”至“是谓四始，诗之至也”，谓之“大序”；其各序一诗之由者，谓之“小序”，后来宋人大都相承此说。唐成僎《毛诗指说》又以各诗序文第一句称为“小序”，以后文字都属“大序”。孔颖达《毛诗正义》又以《关雎》前列诸文皆为“大序”。今既选此节全文，自当以孔氏为准，无暇与其他异说辩难。

序中所说的“《关雎》，后妃之德也”，“《关雎》《麟趾》之化”等等，自然是汉人穿凿附会上去的东西，与作诗的本意无涉。譬如同一首《关雎》，毛诗以为美诗，三家诗又以为刺诗，《韩诗外传》卷五又以为美诗，与《内传》不同。忽美忽刺，漫无定准。当然，在人世间原不乏丑恶的现象和美好的憧憬，作为反映社会现实的诗自不免有美有刺，但如果把所有的诗都说成是非美即刺，就未免将文学的表现看得过于政治化和简单化了。这种立论自然是不足为训的，不过，正如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中所说：“他们的产物，包括他们的错误在内，就要反过来影响全部社会发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第489页）比如，后世许多深文周纳的文字狱，甚至旧红学中的索隐派，似乎都与这套说诗的方法有牵连。这也就是我们务必要对这种错误的说法加以深究的原因。

此序之论除有此弊之外，可取之说有三：

首先是对诗的认识问题。闻一多在《歌与诗》一文中，曾考出“志”有“记忆”“记录”“怀抱”三个意义，以证“志”即是“诗”。这是就语源来立说的。但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字义的变化，汉代所说的“志”，已是诗人的“情志”了。一方面，在心为“志”，因“情”动于中而发言为诗，言之不足固可嗟叹永歌、手舞足蹈，以取其“发乎情”之真；但另一方面，却也不是任情之所之的，必须有所节制而能“止乎礼义”，这就是要达到诗之善。

其次是对诗所反映的内容偏重于社会性和政治性方面。即认为从诗可以观政知世，用诗可以教民化俗。这个观点在序中是极为明确地阐明了的。

第三是论诗的艺术功用，说“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这里从诗的思想作用谈到了艺术特性，这也就触及了美的问题。至于说到《诗》的六义，这里虽然只解释了“风”“雅”“颂”三义，可也涉及到体和用的问题。“主文而谲谏”云云，就很突出地指出了刺上之“风”的艺术特色。

《诗序》的作者问题，历来是聚讼纷纭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十五论《诗序二卷》，参考诸说，“定序首二句，为毛苌以前经师所传，以下续申之词，为毛苌以下弟子所附”，态度比较谨慎。后崔述《读风偶识·通论诗序》，始根据《后汉书·儒林传》之意，坐实为卫宏所着。然其绪说实本诸前人，纵手笔出自卫宏，也是裒辑之功为多。如“言志”之说，本之《尚书·尧典》；“声成文”诸语，本之《礼记·乐记》；“六义”之说，本之《周礼·春官·大师》。或小易其字句，或删节以成文。崔述称美它“章法井然，首尾完密”云云，其实全然未必。文中脉络不贯，卯榫不接之处，初按即知，即使汉前之文，也没有这么紊乱的。如次段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三段言“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言与歌，声与音，彼此间接榫就欠妥。又如四段言诗之六义，只释其三，致使后人于赋、比、兴之说，遂多异词。再如四段言风，却未说雅，忽又言及变风、变雅，随即又释及变风而不及变雅，接着再释雅，而变雅仍告阙如。还有如末段“然则《关雎》《麟趾》之化”云云，像是《二南》的总批，而措语亦失伦次。“南，言化自北而南也”，宜置于“王化之基”以后，始有总结之意。“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云云，亦似《关雎》之总批或小序，其用当与首段同，撮合一处，反而会更合适。

由此可见，这当是采摭众说而弥纶未安之作，不着作者之名，或即此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