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新造南亭子记

作者：【唐】杜牧

佛着经曰：生人既死，阴府收其精神[1]，校平生行事罪福之。坐罪者，刑狱皆怪险，非人世所为，凡人平生一失举止，皆落其间。其尤怪者，狱广大千百万亿里，积火烧之，一日凡千万生死，穷亿万世，无有间断，名为“无间[2]”；夹殿宏廊，悉图其状，人未熟见者，莫不毛立神骇。佛经[3]曰：我国有阿阇世王[4]，杀父王篡其位，法[5]当入所谓狱无间者，昔能求事佛，后生为天人[6]；况其他罪，事佛固无恙。

梁武帝[7]明智勇武，创为梁国者，舍身为僧奴，至国灭饿死不闻悟。况下辈，固惑之。为工商者，杂良以苦[8]，伪内而华外，纳以大秤斛，以小出之，欺夺村闾戆民，铢积粒聚，以至于富。刑法钱谷小胥，出入人性命，颠倒埋没[9]，使簿书条令不可究知，得财买大第[10]豪奴，如公侯家。大吏有权力，能开库取公钱，缘意恣为，人不敢言。是此数者，心自知其罪，皆捐己奉佛以求救，日月积久，曰：“我罪如是，富贵如所求，是佛能灭吾罪，复能以福与吾也。”有罪罪灭，无福福至；生人唯罪福耳，虽田妇稚子，知所趋避。今权归于佛，买福卖罪，如持左契[11]，交手相付。至有穷民，啼一稚子，无以与哺；得百钱，必召一僧饭之，冀佛之助，一日获福。若如此，虽举寰海内尽为寺与僧，不足怪也。屋壁绣纹可矣，为金枝[12]扶疏，擎千万佛；僧为具味饭之可矣，饭讫持钱与之。不大、不壮、不高、不多、不珍、不奇瓌怪为忧，无有人力可及而不为者。晋，霸主[13]也，一铜鞮宫[14]之衰弱，诸侯不肯来盟。今天下能如几晋，凡几千铜鞮，人得不困哉？

文宗皇帝[15]尝语宰相曰：“古者三人共食一农人[16]，今加兵、佛，一农人乃为五人所共食，其间吾民尤困于佛。”帝念其本牢根大，不能果去之。武宗皇帝[17]始即位，独奋怒曰：“穷吾天下，佛也。”始去其山台野邑[18]四万所，冠[19]其徒几至十万人。后至会昌五年[20]，始命西京[21]留佛寺四，僧唯十人；东京[22]二寺。天下所谓节度、观察、同、华、汝三十四治所，得留一寺，僧准西京数，其他刺史州[23]不得有寺。出四御史缕行天下以督之[24]。御史乘驿未出关[25]，天下寺至于屋基，耕而刓[26]之。凡除寺四千六百，僧尼笄[27]冠二十六万五百。其奴婢十五万，良人枝附为使令者[28]，倍笄冠之数，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口率与百亩，编入农籍。其馀贱取民直[29]，归于有司[30]，寺材州县得以恣新其公署、传舍[31]。今天子[32]即位，诏曰：“佛尚不杀而仁，且来中国久，亦可助以为治。天下州率与二寺，用齿衰男女为其徒，各止三十人，两京数倍其四、五焉。”着为定令，以徇[33]其习，且使后世不得复加也。

赵郡李子烈播[34]，立朝[35]名人也，自尚书比部郎中出为钱塘[36]。钱塘于江南，繁大雅亚吴郡[37]。子烈少游其地，委曲[38]知其俗蠹人者，剔削根节[39]，断其脉络[40]，不数月人随化之。三笺干丞相云：“涛坏人居，不一{焊}锢，败侵不休。”诏与钱二千万，筑长堤，以为数十年计，人益安喜。子烈曰：“吴、越[41]古今多文士，来吾郡[42]游，登楼倚轩，莫不飘然而增思。吾郡之江山甲于天下，信然也。佛炽害中国六百岁[43]，生见圣人[44]，一挥而几夷之，今不取其寺材立亭胜地，以彰圣人之功，使文士歌诗之，后必有指吾而骂者。”乃作南亭，在城东南隅，宏大焕显，工施手目，发匀肉均，牙滑而无遗巧矣。江平入天，越峰如髻，越树如发，孤帆白鸟，点尽上凝。在半夜酒馀，倚老松，坐怪石，殷殷潮声，起于月外。

东闽、两越[45]，宦游善地也，天下名士多往之。予知百数十年后，登南亭者，念仁圣天子之神功，美子烈之旨[46]迹。睹南亭千万状，吟不辞已；四时千万状，吟不能去。作为歌诗，次之于后，不知几千百人矣。

注释：

[1]精神：指灵魂。[2]无间：佛教徒宣传的“八大地狱”中的第八层地狱。[3]佛经：指《涅盘经》等。[4]我国：指古天竺国。阿阇世王：古天竺摩揭陀国悉苏那伽王朝国王，年十六弑父频毗娑罗而即位，都王舍城。据传他起初反佛教，后皈依佛教，为之护法。[5]法：佛律。这里指依照佛律。[6]天人：升入西天净土极乐世界的得道之人。《普超经》云：阿阇世死，“生上方佛土”，“后当作佛，号净界如来”。[7]梁武帝：萧衍。曾三次舍身同泰寺，为佛执役。侯景反叛，攻陷梁都建康（今南京），他被囚死于台城。[8]苦（gǔ古）：粗劣。[9]颠倒：指冒收、重收、已缴又收。埋没：指贪污盗窃，中饱私囊。[10]大第：大宅院。[11]左契：古时在竹板上写契约，分左右两片，双方各持一片。一说持左契的一方为索债者，一说持右契的一方为索债者。[12]金枝：涂金的宝树图案。[13]霸主：春秋时，晋文公称霸中原，至晋平公渐失霸主地位。[14]铜鞮（dī低）宫：晋平公所建之离宫。[15]文宗皇帝：唐文宗李昂，公元827—840年在位。[16]三人共食一农人：古代民分士、农、工、贾四类。农耕作，士、工、贾则需农供粮。[17]武宗皇帝：唐武宗李炎，公元841—846年在位。[18]山台野邑：指山区僻野未得到官方承认的寺院。[19]冠：加冠。古代男子二十岁起结发加冠，僧人剃发故不需加冠。这里意为使其蓄发还俗。[20]会昌五年：公元845年。会昌为唐武宗年号。[21]西京：长安。[22]东京：洛阳。[23]刺史州：只有刺史的州，指无节度使、观察使的一般州。[24]御史：官名，属御史台。缕行：细致地巡视。[25]关：指潼关。[26]刓（wán完）：挖。[27]笄（jī基）：古代妇女束发用的簪子。这里意为使尼姑留发插上簪子，即还俗。[28]枝附：依附。使令：使唤。[29]民直：百姓的财物。[30]有司：官府。[31]寺材：拆除佛寺后的器材。传舍：驿站。[32]今天子：即唐宣宗李忱，公元846—859年在位。[33]徇：顺从。[34]赵郡：治所在今河北赵县。李子烈播：李播，字子烈。[35]立朝：指大臣执政于朝。[36]尚书比部郎中：官名，尚书省刑部四司之一比部的长官。出：由朝官外任地方官吏。钱塘：旧县名，隋、唐时先后为杭州及余杭郡治所。[37]吴郡：治所在吴县（今江苏苏州）。[38]委曲：详尽。[39]根节：比喻佛教的寺庙。[40]脉络：指佛教徒来源的渠道。[41]吴、越：二古国名，今江苏、浙江等地区。[42]吾郡：指杭州。[43]六百岁：佛教于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魏、晋后广为传播，至唐武宗灭佛，约六百年左右。[44]圣人：指唐武宗。[45]东闽、两越：今福建、浙江一带。[46]旨：美好。

赏析：

此文写于唐宣宗大中时期。通篇围绕南亭子修建的原委始终，大写佛教危害之烈与唐武宗灭佛之功，表现了作者反对宗教迷信的战斗精神。

全文分五段。第一段概括记述唐代佛教骗人宣传的基本内容。一是灵魂不灭。人死后，阴府将根据其生前行事对灵魂加罪或降福。二是因果报应。人平生难免有失误，一旦失误，灵魂就会入“刑狱”，受尽折磨。三是解救途径。文中举出阿阇世王之例，意在说明：唯有事佛才能免祸得福，并最终升入西天净土极乐世界。以上三层，抓住了佛教骗人宣传的关键，即利用人们欲避祸趋福的心理，大肆兜售事佛的谬论，从而为以下逐层深入揭露其危害拓开文路。

第二段具体揭露佛教卖罪买福之说、殃民祸国的种种情况及其严重后果。作者着重举出三则事例。一是萧衍死而不悟。“国灭饿死”四字，揭示了这位南朝梁的开国君主笃信佛教所付出的惨重代价。由于皇帝的提倡，势必上行下效，种种恶习劣行便愈演愈烈。二是商吏骄横欺诈。商人玩弄花招，不择手段。“欺夺”一词，正是对其横蛮行径的集中概括。胥吏依仗权势，极尽盘剥。“缘意恣为”一词，正是对其狰狞嘴脸的真实勾勒。商吏不但为所欲为，还故意装出“捐己奉佛”的样子，“佛能灭吾罪，复能以福与吾也”。这样，便为其骄横欺诈加上了一道神灵的光圈。三是穷民深受毒害。由于“权归于佛”具有极大的欺骗性，所以穷民宁可忍饥挨饿，也不忘“冀佛之助，一日获福”；而佛教地位的提高，又使寺庙巨增，僧徒得利，足见人们深受毒害与佛教恶性发展是多么触目惊心！

第三段热情赞扬唐武宗反对佛教的有力措施和巨大成果。本段记述了唐代几个皇帝对佛教的不同态度，但用笔重心是在唐武宗。先写形：“独奋怒”。用语简劲，道出了唐武宗敢于向崇佛世风宣战的无畏精神。继写言：“穷吾天下，佛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实质：佛教盛长已酿成时弊。词锋犀利，刺戟有力。再写行：他果断清除佛教恣肆的山台野邑，下令让僧人蓄发还俗，派出御史巡视监督，释放奴婢归田从农，规定寺材恣新公署、传舍……这些，无不显示了唐武宗的睿智、胆识和气魄。

第四段真实记述李子烈在钱塘除弊兴利的政绩和南亭子周围的景象。南亭子地处杭州，建造南亭子自有一番来历，所以先从李子烈的政绩说起。“剔削根节，断其脉络”。这是写他拆除佛寺、禁度僧尼的事迹，即“除弊”。接着，写“兴利”：一是修筑长堤，使百姓免遭水害；二是建造南亭子，纪念唐武宗。这样，便行云流水般地过渡到南亭子的描绘。先总领一句：“宏大焕显”。这是总体性的描述和概括性的评论。继写亭之精巧。“工施手目，发匀肉均，牙滑而无遗巧”。造语经济，含意丰富。次写亭之日景。“如髻”“如发”，是山峰、树木的形状，将静止的形象注进了生命。“点尽上凝”，则勾画行驶的孤帆、飞翔的白鸟如小黑点在江水上空凝止不动，化动态为静态，以小景衬大景。而这一切，都从一个“江平入天”的“远”字生出。再写亭之夜景。“殷殷潮声，起于月外”。这一笔，既交待了大潮滚滚、奔腾翻卷的壮观，又描摹了明月缓缓升起，月光随波簇涌的美景，潮声月影，相映成趣，使人读来驰想不已，回味无穷。

第五段再次肯定唐武宗反佛、李子烈建亭，以此加深印象，深化主题。

本文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是十分显着的。主要表现在：

言此意彼，击中要害。文章的主旨是抨击佛教的危害，但开始时作者却有意宕开一笔，集中写佛教的基本内容。接下来逐层予以揭露、抨击。首先写佛教之说殃民祸国的情况和后果，造成发聩震聋的声势；其次写唐武宗反佛措施和成果，形成褫魂夺魄的力量；再次写李子烈灭佛和造亭，留下发人警醒的见证。由于作者开篇即拎出佛教要点，随后又能从不同角度揭露、抨击，因而文意显豁，是非判然。同时，在章法上形成层浪叠涌之势，有一种回旋掩映之美。

对比突出，泾渭分明。作者通过对比，集中而强烈地显现出事物之间的差异，在极为经济的笔墨中暗示出自己的情感。如文章第三段记述文宗、武宗、宣宗对佛教的不同态度，就成功地运用了这种艺术手法。文宗面对“民尤困于佛”这一严峻现实，却“不能果去之”；武宗洞鉴佛教作祟的恶果，更有反佛的具体行动；宣宗则极力为佛辩护，并以“徇其习”为由恢复佛寺。比较对三人的描写，不难发现作者的态度是不同的：对文宗的无能流露出一种鄙夷之情；对武宗的壮举表示了由衷的赞赏；对宣宗的谬误则巧妙地予以批评。鲜明的思想倾向，高超的表现艺术，无疑使文章增添了引人入胜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