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鹤亭记

作者：【宋】苏轼

熙宁十年秋，彭城大水。云龙山人张君[1]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迁于故居之东，东山之麓。升高而望，得异境焉，作亭于其上。彭城之山，冈岭四合，隐然如大环，独缺其西十二[2]。而山人之亭，适当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际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山人有二鹤，甚驯而善飞。旦则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纵其所如，或立于陂田，或翔于云表，暮则傃[3]东山而归，故名之曰“放鹤亭”。

郡守苏轼，时从宾客僚吏，往见山人。饮酒于斯亭而乐之，挹[4]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隐居之乐乎？虽南面之君，未可与易也。《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5]。’《诗》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6]。’盖其为物，清远闲放，超然于尘垢之外。故《易》、《诗》人以比贤人君子隐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无损者，然卫懿公好鹤则亡其国[7]。周公作《酒诰》[8]，卫武公作《抑戒》[9]，以为荒惑败乱无若酒者，而刘伶、阮籍[10]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后世。嗟夫！南面之君，虽清远闲放如鹤者，犹不得好，好之则亡其国。而山林遁世之士，虽荒惑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而况于鹤乎？由此观之，其为乐未可以同日而语也。”

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鹤》、《招鹤》之歌曰：“鹤飞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览兮择所适。翻然敛翼，宛将集兮，忽何所见，矫然而复击。独终日于涧谷之间兮，啄苍苔而履白石。”“鹤归来兮东山之阴。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屦，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馀以汝饱。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元丰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记。

注释：

[1]张君：张师厚，字天骥，一字圣涂，号云龙山人。苏轼有《跋张希甫墓志后》，叙及其家庭情事。[2]十二：指山如大圆环而缺其西部的十分之二。一作“一面”。[3]傃（sù素）：向。[4]挹（yì邑）：酌。指向张天骥斟酒。[5]“鸣鹤”二句：语出《易·中孚·九二》。[6]“鹤鸣”二句：语出《诗·小雅·鹤鸣》。[7]“卫懿公好鹤”句：《左传·闵公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及狄人，战于荧泽，卫师败绩，遂灭卫。”[8]《酒诰》：《尚书》篇名。《尚书·康诰》序：“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余民，封康叔，作《康诰》《酒诰》《梓材》。”《酒诰》孔安国传：“康叔监殷民，殷民化纣嗜酒，故以戒酒诰。”[9]《抑戒》：指《抑》，《诗·大雅》篇名。《毛诗序》：“《抑》，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其第三章云：“颠复厥德，荒湛于酒。”[10]刘伶、阮籍：《晋书·刘伶传》：“（刘伶）初不以家产有无介意。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其遗形骸如此。”《晋书·阮籍传》：“（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

赏析：

云龙山人张天骥所筑放鹤亭，坐落在徐州城南“冈岭四合”、“草木际天”的云龙山上。作者知徐州时，与山人过从甚密，故亭子落成，便为之作记，时当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十一月。

文章于结构上可分三段：首段叙亭写鹤，中段论隐居之乐，末段作《放鹤》《招鹤》二歌。然观其文意，则可析为鹤、隐者、感慨三层，亦即通过写鹤来写隐者，又通过写隐者来寄托感慨。

记既为亭而作，一般人写来，必拘于题目，在“亭”上大作文章。作者却不然。他用精练、简短的文字叙完亭子修建的缘起、位置和景色后，便以大量的笔墨描述“鹤”，鹤的踪迹与意态翔舞全文。鹤是山人之鹤：“山人有二鹤，甚驯而善飞”。山人朝朝夕夕就在这新建的亭子里，对着西山缺处放鹤、招鹤（“放鹤亭”由此得名）。二鹤放浪山野，纵其所如：“或立于陂田，或翔于云表”；或“高翔下览”，“翻然敛翼”，或又“矫然复击”，在广袤无垠的天地之间，高飞远引，自由往来。鹤被描写得如此“清远闲放”，俨然“超然于尘垢之外”，作者自然另有用意，其意旨在以鹤状人，将鹤来比喻其主人这位隐君子。此比于理论上既不牵强，作者引经据典道：《易》和《诗》的作者都拿鹤来比贤人君子、隐德之士；在感性认识上也是形象可信的，我们从二鹤无拘无束、任意翱翔的浮光掠影中，不是分明看到了山人的逍遥自在、悠然闲适的风神仪态吗？作者以不无羡慕的笔调描写出了张天骥的隐居之乐。为了充分表达他对隐居之乐的观感，又拉南面之君来对比。在酒筵上，他告诉山人说，隐居的无限乐趣，即使是统治一国的君主也不能相比。缘何？因为同是鹤，如山人这样的隐逸者，拿它做玩好物，乃有益无害，其乐无穷，而卫懿公爱好养鹤，竟因此亡了国；同为酒，似刘伶、阮籍一类德高行洁的隐士，赖酒保全自己并留名后世，而君王好酒，却要遭到告诫，如周公作《酒诰》便是训诫康叔，卫武公作《抑戒》便是警戒自己。由此，作者得出结论道，同是好鹤好酒，因人不同（隐者或君王），“其为乐未可以同日而语也”。这一段议论，言之凿凿，信而有征，真可见得南面之乐，无以易隐居之乐了。而又妙在，两两相较作为论据的一“鹤”一“酒”，得来的也极其自然：鹤是题内原有之义，酒则从“饮酒于斯亭而乐之”句拈来，为当筵指点之文。高手人作文，堪谓“无一字无来处”了。

作者以极其歆羡的态度赞颂了张天骥的山林隐逸之趣，不料却因此而遭到了时人的责难。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五记载说：“或问东坡：‘云龙山人张天骥者，一无知村夫耳。公为作《放鹤亭记》，以比古隐者，又遗以诗，有“脱身声利中，道德自濯澡”，过矣。’”而东坡则笑曰：“装铺席耳。”“铺席”为宋人俗语，意即“门面”。这段对话说明，即便在当时，依旧有人不曾吃透文章，以为作者在无端抬高、歌颂张天骥这一“无知村夫”。而作者的诙谐答辞则又透露出了其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消息：无非是借说山人来寄托自己的感慨罢了。

那么，作者彼时有何感慨，又因何不直白，却要借山人来做文章？原来，作者因上书批评新法，开罪了变法派，不安于朝而于熙宁四年（1071）自乞外任，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打击。至作本文之时业已第八个年头，他仍然浪迹在外，不能还朝，心头难免产生抑塞之感。仕既不如意，隐亦不能得，因羡山人之闲放，慨自身之受束，便措辞巧妙地表白自己对隐逸生活的向往，对党同伐异的官场的厌恶与不满。他在上引“澡”字韵的同一诗篇（《过云龙山人张天骥》）中写道：“吾生如寄耳，归计失不早。故山岂敢忘，但恐迫华皓。从君好种秫，斗酒时自劳”，可以透见此种心情。

作者曾盛赞唐代诗人兼画家王维的诗是“诗中有画”，而一身荣膺散文家、诗人、画家等等称号的作者本人，其《放鹤亭记》这篇文章，则又可谓是文中有诗亦有画了。文于中间纵论隐居之乐后，本已成言讫意尽之势了，不料作者手中那支生花妙笔，又以楚辞笔法撰出“放鹤”“招鹤”二歌诗来轻轻收住全文。歌辞既清旷，意绪亦飘忽，使文章更富韵致而耐人吟味。寥寥短幅之中，画意又较诗意为浓。不仅二鹤之一招一式皆可成画，即如山人之一举一动：“升高而望”、放鹤招鹤、“黄冠草屦”“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作者与山人乐于其亭之一咏一觞，以及“冈岭四合，隐然如大环”，“春夏之交，草木际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等自然景物，莫不涉笔皆是画。其画有山有水，有人有物，有动有静，读之味之，令人如身履画境而觉心旷神怡。

两两成对，交替行文，也是本文艺术上的精到之处。作者为文，或事或典，或人或物，每好成对双行，本文尤为突出。如山人与鹤、鹤与山人（见首段、末段），宾客与亭主、隐德之士与南面之君、鹤与酒（皆见中段），他如“旦则”“暮则”，放鹤、招鹤，“《易》曰”“《诗》曰”等，都或平行，或相反，或对勘，或伴讲，交替行文，相映成趣。且出处转掉，极其自然，全不费力。此等笔意，的确使人称羡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