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的经济正在数个五年计划和十年计划的催促下，也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所有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全部争取在十五年的时间在翻一倍到两倍以上，不敢把数据拿出来看，因为我们的粮食产量在二十年的时间已经翻了两到三倍，从我登基之初的两千四百万吨粮食已经翻了个倍，已经达到了四千八百万吨的水平，但是粮食问题其实在康雍乾时期就已经开始重视起来了。

那个时候的四代人为了国家的稳定也是付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社仓和义仓就是主要的时代特色。皆为主要以民力而创建之民仓。清代社仓和义仓始自于顺治十一年，到雍正、乾隆时期得到大力推广。雍正二年（1724年）户部等议准办理社仓办法六条，详细规定社仓粮源筹集、仁善捐助者奖励以及管理形式等，在各省推广实施。雍正设仓法得到地方政府和民众的广泛响应，进而引发全国性建仓热潮。据史料记载，在此后仅一年的时间内，河南省官民捐谷总数达到10郾97万余石，雍正赞誉“社仓一事，甚属美政”。乾隆指示常平仓和社仓并举，“国家重农嘉惠，常平、社仓并行”，鼓励各地因地制宜的社仓管理制度。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湖南巡抚陈宏谋制定社仓管理二十一条，详细规定了劝捐、出借、社长选任、度量规制、收息办法、官吏监管职责等事宜，内容丰富详细，可谓集社仓办法之大全。在推行社仓的同时，我们还鼓励民间大力发展义仓。

这个时候的义仓被政府所发动起来，全国上下也在大力兴建义仓以备不时之需。雍正四年（1726年），清政府以两淮盐商捐银在江南买贮米谷，盖造仓廒，例如扬州众盐商公捐银24万两并自缴公务银8万两用于扬州买米及盖造仓廒，所盖仓廒被雍正帝赐名为“盐义仓”，从此义仓逐渐增多并在很多省份普及。清义仓设在市镇，民办民管，支放手续、呈报核查都与社仓相同，但其更为贴近百姓的功能是社仓无法替代的。乾隆帝时代是社仓和义仓的鼎盛时期。其间乾隆帝对雍正帝社仓制度进行改革，实行权力下放，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适合本省的政策和条规。经过这次改革使得社仓制度更加完善，全国社仓储粮呈现良性循环和稳步增长态势。

这大约六十三年的时间全国的粮食产量在逐渐的增加，可不知怎么的在乾隆皇帝一逝世以后，全国粮食产量直接大幅度减产。但是在此之前形成鲜明的对比，康雍乾盛世长达一百四十一年有余，经过康乾盛世不断增储扩充，常平仓储粮大幅增长，到1736年已超过3000万石，最高时达到4811万石（72亿斤），这期间全国储粮大致常年保持在2800万石左右。因全国粮食价格上涨及人口数量急剧增加，乾隆帝提出常年储粮8000万石（120亿斤）的“宏伟”计划。为实现这一计划，制定了由官府出帑采买粮食4800万石和通过纳粟捐监征集粮食3200万石两种具体实施办法，从乾隆七年开始将采买数额分解后摊派各省限期完成。随着储粮计划实施，全国粮食储备量大幅增加。粮食产量的大幅度增加对于中国这个人口大国来讲，无疑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这个时候农民是占国家的主体，所以粮食的大丰收也使他们的生活水平逐步改善。到乾隆十年（1745年）京仓所储粮食号称可供十年“官奉兵粮”所用，乾隆十三年（1748年）全国常平仓谷本额4800万石（实物和现金）。这个大约四千余万的粮食已经够多了，但是乾隆皇帝有一个伟大的目标就是粮食产量增加到八千万吨，这个只能靠我们这一代来实现了。

乾隆十三年（1748年），为平抑粮价上涨，决定减少常平仓采购量。此后常平仓贮存粮降至3370万石左右，加上社仓和义仓积谷全国共存粮4000万石（约合60亿斤）。乾隆8000万石的计划最终也未能实现，各地常平仓储粮在短期增加后大幅度减少。户部统计，到嘉庆十七年各地常平仓实存谷物3350万石（50亿斤），略高于乾隆以前的42亿斤，比雍正年间的核定数大大减少。粮食产量的减少也是没谁了，从四千余万直接直降降到了三千万吨，而我的父亲嘉庆帝在位十余年好像也没有把粮食产量拉上去，我这一代很悬啊！但是经过了我们前面大约二十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勉强将粮食产量拉到了四千八百万吨左右。可是人口多，粮食多有什么用？我们现在的政策虽说摊丁入亩，永不加赋。但是国民的教育正在被愚民政策所困住，所以我们的教育急需改革，一个国家不能没有人才，有了人才才能更好的投入到国家的建设中去。

教育这个东西或者说是一种政策，其实很有必要的，因为教育可以使整个国家的整体素质都得到完整的提升，但是我们的教育不能是简单的培养人才而无用，这是不可以出现的事情。所以我对于那些无用的学科全部勒令删去，要为整个社会和国家做出贡献的学科都可以值得大力推广，我们不能让八股文束缚住天下士人的手脚，他们也必须要参加劳动，他们的那套“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理论已经被这个时代所唾弃。没有什么比自己双手所创造出来的财富和成就可以相比的。所以教育的重要性体现了出来。

随后，我召集了洋务派的一众大臣，其中包括了张之洞、李鸿章等一些老臣进行商讨办学事宜。张之洞作为办洋务尝试最多的人他也是希望我们可以改革教育但又不希望天下士子苦读了这么多年的四书五经，一条政策下去他们数十年的功夫全部白费了，他有点于心不忍。毕竟他们这些老臣有的就是靠着八股取士进入朝堂的，这个时候改革教育他们确实狠不下心来。但是我的决心很是坚定，但我也退了一步。“朕决定改革学制和大清国的教育，但怜天下读书人苦读四书五经之久，故下旨天下士子可读四书五经，但是不能把科举当做唯一途径，命令全国上下的官府，兴办学堂，初等高等以及中等学校均需大办，私塾也得办。要进行启蒙教育。但绝对不允许私塾中教授幼儿八股文，违法者处斩。”这条政策的下达，可以说断了那些为着功名利禄去的读书人的路了。四书五经毕竟是我国的经典，他们读也无可厚非。但是把四书五经以及科举看的太重也不好，后面的科举制度一定要废除掉，我不希望在看到有第二个范进的出现。

这个时候我们的教育体系已经初步完成了。李鸿章在上海办了一个上海洋文馆，还有张之洞在两广、闽浙一带大力兴办学堂，福州船政学堂以及诸多学校全部开办，北京有京师同文馆，上海有震旦大学。以及各地都兴办了学堂。改革了自己本地的学堂和教育模式。关于外东北外西北以及新疆和西藏等地，我们均以平等对待，划了几个大地方让他们自己办学，国家替他们垫付一些杂款。拨出了大量的银子到西部去让他们也要改革自己的学习方式，也要让他们走出大山。为国为民做贡献，并且我号召内地的学堂不得歧视少数民族，不以贫穷富贵为主要目的，人人一律平等，女子也可以上学，家中父母不允许的话，可以到当地官府告状。当地官府必须也不能不管，废除所谓的三寸金莲，农村旧俗也必须废掉。所有的人或者小孩都必须读书，增长才识。

教育体系是这么回事：“确定私塾以两年为主，而后升学进入初等学府，学制为五年。入中等学府学制为三年，再入高等学府三年，最后进入大学四年。总共十五年的学制。而且不能让他们脱离生产，初等和中等学府的学生要每日参加劳动五到八个小时，高等学府要参加半天的劳动，半天读书。大学全由国家统一指配。要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建设出一批能文能武的大学，什么事情都可以向学校指派，这个样子可以极大的提高生产力。而且我告诉天下的读书人，不要歧视职业教育。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人生，不要去嘲笑。如果不能进入高等学府的话，可以进入职业教育，以后进入社会各地的官服以及其他的产业全部都不能歧视职业学生，让他们放心大胆的去就业。薪资与一切学生持平。

我们的教育体系进一步完善了以后，全国的学生也开始了自己的学习生涯。第一批留学生也在这个时候公费出国留学。我告诉他们务必进入到西洋各国学习他们的办学经验以及先进的科学技术，不要让各国污蔑或者诽谤自己的国家，如有发现留学生侮辱自己的国家，开除国籍毫无二话。留学生的出国免不得沾染一些西方的习惯，所以我也苦口婆心的劝导那些老臣，为了国家让他们把那些陈旧的思想收起来先，如果他们剪辫子的话，那就让他们剪吧。谁让他们是留学生呢，要与国际接轨，中国的一些旧习在西洋就不要展现出来了。但谁要在中国内地宣扬剪辫子的言论，全部抓起来。严刑拷打，如有严重的人，统统枪毙。教育已经初具模型了，但是一个国家连一个大银行都没有，岂不惹人耻笑。

所以我们的下一步计划就是建造银行，把我们国家的财政统一一下。不要再有一些乱账我们还查不出来那就麻烦大了。并且在进行普及教育的同时，在各地都得要建立起相对应的教育局，北京建立一个全国教育总局，以用来统一和掌管全国的教育资金和科目的分配和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