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蒙初也来到了南京，他这阵子在南直隶淮安府、扬州府、常州府、徽州府这几个有代表的府考察了一下，向钱谦益报告。和北方相比，南直录各府推行战时新政进度确实慢了许多，力度也弱了许多，究其原因还是江南东林系士子在各地的影响力。

大部分读书人即使对战时新政没有什么明确好恶倾向，也都被他们裹挟着反对抵制，少数理解支持战时新政的读书人，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也大多不敢发表不同的见解，就怕说了出来就会被舆论群而围攻。

这些激进士子不仅在读书人群体中有强大的影响力，而且在城乡下层贫民、雇工雇农那里，也有巨大的号召力。这些人稍作煽动，大量下层百姓就会群起响应，围攻被他们指为奸邪的人员，抢劫抄掠，甚至焚烧房屋。

这就是凌蒙初向钱谦益报告的考察结果。钱谦益虽然只是办案过程中走了一趟苏州府昆山县和松江府华亭县，遇到的情形也差不多是这样，要在南直隶推进落实新政，就必须破解这种状况。

阮大铖也是东林出来的，对东林舆论有过很深的了解和体会。阮大铖分析许多事情看起来难办，其实要改变，只需要扭转大势。过去平民和读书人站在东林士子一边，原因只不过是他们占据了两个大势。一个是道德崇高的大势，东林之所以能把控舆论，操控人心，在于向来标榜他们道德崇高、廉洁刚正，敢于不顾个人得失，不取媚君上。这个形象一立起来，那东林的对立面，自然就成了品格卑劣，阿谀媚上的小人。

如果只有道德崇高之个大势，没有实际利益，也难以持久。而东林后辈中人组建的各类生员会社，能把这种大势转化成实际利害，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历史上复社、几社之类的组织和科举上的利益。违背了这个大势，即使暂时得志，很快也会身败名裂，下场凄惨。魏忠贤、顾秉谦就是例子。顺应这个大势，暂时像天启年间遇到厄运，也会很快时来运转，其中死了的几个，也是哀荣备至。

另一个大势就是为民请命，东林的所有举动都是以为民请命的旗号出现。反对朝廷的各种增税措施，也是到处散布增加肯定会增加小民负担，使小民无法承受，这才使小民对东林系的宣传深信不疑，有强大的号召力。

陈大铖分析要江南改变局面，只需要扭转这两个大势。如今破获了吴昌时大案，就是趁热打铁，扭转这两个大势的最好时机。其实在江南士林中，真正站在东林一边，坚决反对战时新政的只有少数，理解支持朝廷新政的也是少数，大部分人还是中间派，只是因为东林占据两个大势，中间派被迫被东林裹挟。

只要让东林的丑事曝光，让原先不敢说话的人也敢于出来痛斥，第一个就可以扭转，中间派立场转变，南方士林的倾向就会天翻地覆，原先难以撬动大势，就是土崩瓦解、势如破竹。

对于下层小民，只要把东林的言论针对性进行驳斥再反复灌输，朝廷增税负担未必会转嫁到贫民，而是让富豪穷奢极欲的挥霍大受制约减少。如果小民不放心，朝廷也可以让地方平民监督增税以后，豪门富商是不是依旧像以前那样无节制地挥霍，确保所增加的税，真正用于国家实利。增加小民监督的权利，就可以化解东林倚仗的第二个大势。

钱谦益也属于东林“内部人员”，对阮大铖的分析非常赞同。很多事情只要找到最根本的关键点，一些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接下来的几天就围绕吴昌时的案件大做文章，又有凌蒙初、汪汝淳两个现成的宣传高手坐镇参与。不仅吴昌时本人，也把平时和吴昌时交往的很多生员干的烂事都挖了出来。

比如吴昌时不仅策划了两起大案，还在煽动抄掠顾秉谦等阉党家宅时趁机大发横财、陈洪范曝出的在城西秘宅里安排美女贿赂招待各路官员、威逼吴瑛和他私通等等，和吴昌时结交亲密被他视为亲信的人多少都难免参与了一些，把他们和各种缺德事迹材料，详细整理记述，刊印成读物到处散播。

还找了一些说书先生，给那些不识字的百姓市民讲说。凌蒙初更是发挥专长重操旧业，连续创作了几篇话本故事，广泛刊印传播。这样一番水银泻地般的宣传攻势下，不到一个月，吴昌时和他的狐群狗党的很多隐秘丑行就已经传遍了江南城乡各地，大街小巷、田间村头都有议论。

有些之前很崇拜吴昌时的读书人难以接受，就找到杨廷枢、吴应箕这些之前和吴昌时交往比较多的士子求证，这些人正是当天审案时在堂上旁听的，知道整个案情过程，承认传闻的事情基本上属实，只是平时遮掩地好，别人不知道，险些牵连得他们也被当成了同谋。这样一来，原来士林清流中的风头正盛的人物，一下子成了一个丑角笑柄。就连虽然没有参谋吴昌时的密谋和烂事，只是之前和吴昌时比较亲近的士子，也被牵连得灰头土脸，抬不起头来。

许多中间派的读书人也不再跟从东林系士子的主张，本来水泼不进的江南士林舆论开始了扭转。之前人人喊打的阮大铖，也被一些读书人开始了正名。有了吴昌时的对比，加上这次案件中被吴昌时构陷，本来就处于很受人同情的状态。

有人提出阮大铖还没有到吴昌时那么卑劣无耻，何必把他黑得跟过街老鼠似的，论才华，阮大铖还比吴昌时高得多呢。还有人说阮大铖也没有多大的过恶，也很难算是阉党，他最初只是和左光斗在官职安排上有些分歧而已，魏忠贤当政时，他也很快主动辞职了。

阉党在东林点将录里还把阮大成归入其中，说成“天究星没遮拦”，阉党倒台以后，他马上被启用成了光禄寺卿。那时起码在朝为官的东林人物根本没有把他算作阉党。总不见得和东林里一些人发生过矛盾就成了阉党吧？

更有人为阮大铖最被诟病的，当上光禄寺卿寺以后上疏把东林和阉党相提并论的奏疏洗白，那里面说的也是事实。东林确实和太监王安有勾结，这是东林自己也承认的。只不过王安名声比较好，不过也确实违反了文官不结交内侍的规矩，阮大铖并没有说错。

以吴昌时这样的人都能在东林中混得炙手可热来看，东林中人及其支持者也不是不会干一些恶事。而且还旧事重提，在大朝会上被崇祯拿下立威的十二个人里，就有御史田维嘉，受贿三百两，为饶阳县何茂梧开脱他儿子何麟虐杀多个婢女的恶行，最后与何氏父子一起被砍了的那个，这事情早就已经被公布。在被拿下前两个月就上疏建议要把冯从吾、高攀龙、邹元标从祀孔庙，虽然是北方官员，许多东林中的也把他看成自己人。

这些观点，起初只是在很小范围里小心翼翼地试探性议论，后来传播越来越广，同样在一个月时间里，在吴昌时的名声一落千丈的同时，阮大铖的在南方的名声迅速好转。有人甚至把阮大铖说成了耿介孤傲、独立不依的君子。钱谦益和汪当淳舆论对人的褒贬像醉汉走路一样东倒西歪，都和真实情况相差很远。

原来在南方舆论占据压倒性优势的东林系，已经节节败退。出现了第一批敢于对东林的各种主张提出异议的人，开了个口子，就会像滚雪球一样，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这个行列。这次是化解了东林占据的两个大势，从根源处瓦解了东林操控舆论和人心的手段，并不是阉党掌权时那样，只是在高层用权势强压住局势。

南方反对战时新政的主力就是东林系士子，随着这批人的败退，新政在南方各地就大刀阔斧推行了下去，那些在科举道路上难以再有进步的童生和生员，在新政里看到新的上升希望和途径。之前东林系代表着和官方舆论不同的民间舆论威慑，他们不敢太积极。现在没有了这个顾忌，都争抢进入地方各级课税提举司、宣化司的名额。

当然也需要经过选拔考试，不过考试侧重和科举不同，要考算术会计，信息收集，税务条例、朝廷政策，还有一些演讲辩论技巧，编剧台词评书等通俗文艺水平。对于儒学经典，只是测试运用其中的理论于工作中，不太注重寻章摘句了。

许多考了十几十多年的老童生，顺利通过了两个词的考试，成了九品甚至八品的小官，如果工作出色，还有可能升迁到七品甚至以上。参加这种考试的人多了起来，许多书商看到了商机，在应考科举书之外，也联络了一批参加过考试的童生和生员，根据两个司考试内容编写相应的应考书籍发行销售全国各地，也大赚了一笔。

在人口普查工作进行中，钱谦益又上疏建立在以前黄册编制人员的基础上，从朝廷到各地新建各级国计司，也招募童生和生员参加，统计各地真实人口数量和职业，编写新的黄册。人口普查工作结束以后，每十年再进行一次。十年中的其他时间，国计司也要统计各地的产业情况、田地数量和产量、工匠制作物品的种类和数量，以便对各地产业情况、生产能力有个大概的了解。在战争时调集各种资源也能更加高效。

国计司还负责各地地方志的整理和编写，原来地方志是县令组织各地读书人自发参与编写，参不参加全凭意愿，现在可以由国计司专人负责。凌蒙初已经联络到了胡正言和吴发祥，说了用他们发明的饾版拱花刻印技术印制新版宝钞的事情，他们已经随同一批江南雕版高手工匠前往北京，到北京以后就可以研制新版宝钞的雕版了，预计等一年以后，崇祯宝钞就可以印制出来，发行全国。到时候新政税收也已经收够一年，足以担保支撑宝钞的币值。

江南各地民兵训练的事情也初步展开，这件事最顺利，江南士子几十年来就有喜欢谈兵论武的风气，茅元仪就是代表。陈子龙、魏学濂也一样，之前只是纸上谈兵和个人武艺训练，现在有人地方部门专门拨出经费，让他们参与组织民兵训练，可以向北方一样，各带领一百民兵列阵对战，胜出者获得科举晋级资格，江南战时新政各方面都推进地很顺利。

另外，阮丽贞因为受阎应元的庇护有了交往，两个人也互相有了些意思，钱谦益从中牵线作媒，确定了两个人的关系。不过阎应元是崇祯提拔的亲信，这件事情还需要钱谦益上报崇祯，由崇祯赐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