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视完了彭城的制盐作坊，宋王偃又接着去巡视章山。

话说彭城这个地方对于宋国乃是至关重要的，其影响远胜于陶邑、睢阳，仅次于商丘、朝歌，盖因彭城交通发达，南贾苏州，北贾临淄，“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

这章山，便是宋国盛产铜的地方。

宋王偃巡视章山，也亲眼目睹了战国时代青铜的冶铸技术。

中国古代最初是使用自然铜，商代早期已能用火法炼制铜锡合金的青铜。

冶炼青铜的过程较复杂，大概是先把选好的矿石加入熔剂，再放在炼炉内，燃木炭熔炼，等火候成熟，取精炼铜液，弃去炼渣，即得初铜。

初铜仍比较粗，需再经提炼才能获得纯净的红铜。红铜加锡、铅熔成合金，即是青铜。

青铜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事件，由于其克服了纯铜的柔软弱点，且具有熔点低、铸造性能好等优点，逐渐成为古代铜器中的主要品种，并促进了车、船、雕刻、金属加工等制造技术和农业、军事及经济社会的发展。

青铜器的应用，代表了当时的科技水平和文化艺术水平，成为这一时代的鲜明标志。

商代后期，青铜冶铸业臻于鼎盛，能熟练地使用多种分铸法（先铸器件再接铸附件，或者先铸附件再与器体铸接），以获得复杂的器形。

这个时候的铸型工艺也已规范化。

椭圆形容器多采取三等分或六等分的分型方式，方形、长方形容器以对角线的延长线为界，采用四等分或八等分。器物种类繁多，有各类礼器、生活用器、兵器、生产工具、车马器和乐器等。

青铜生产工具是构成青铜时代生产力的一大要素。正是在青铜工具广泛应用的基础上，造就了举世闻名的灿烂的商周青铜文化。

春秋中期以后，由于失蜡法和低熔点合金铸焊技术的发明和使用，青铜器铸造工艺有显着的改进，从先前较为单一的范铸技术转变为浑铸、分铸、蜡铸、软焊、硬焊、锻造等多种金属工艺的综合运用。

陶范铸造的进展，突出表现在薄壁和超薄壁铸件的铸造，如着名的越王勾践剑，剑首的同心圆薄壁构造厚仅0.2～0.4毫米。

随着金属工艺的进步和铁工具的使用，错金银、鎏金、线刻等装饰技术在战国时期应用甚广，使一部分器物更加富丽堂皇。

与此同时，由于商品交换的发展，大部分器物趋于素朴，讲求实用。

货币、带钩等类器件的大批量生产，促进了一型多用、叠铸、锚链铸造等工艺的发展。

在此期间，有关青铜冶铸的文献记载显着增多，如《考工记》记载：“凡铸金之状，金与锡，黑浊之气竭，黄白次之，黄白之气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气竭，青气次之，然后可铸也”。

《荀子·疆国篇》提到：“刑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得，剖刑则莫邪已”，《吕氏春秋》说：“金柔锡柔，合两柔以为刚”。

说明经过长时期的反复实践，铸造匠师们对合金熔炼、铸造和使用性能已取得规律性的认识。其中最重要的记载是《考工记》所载“六齐“法则。

实物分析和研究表明，商周青铜器合金配制比“六齐“记载更为丰富，鼎彝合金配比早在商代晚期已初步形成。

到春秋战国时期，重要器物如编钟、铜剑和铜镜等，合金成分配比已很严格，并已广泛使用铜锡铅三元合金。

作为世界上最早的见诸文字的合金配制法“六齐“揭示了锡青铜机械性能随锡含量而相应变化的科学规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夏、商、周三代王朝迁都的次数，在华夏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夏有八次，商有十二次，周算最少的，但也有四次。

三代王都之所以这样频繁地迁徙，其中一个重要目的便是对主要政治资本——铜锡矿的战略性追求。

宋王偃巡视章山的铜矿完毕之后，不由得感慨了一声道：“章山果真是一块宝地。”

旁边的邹衍垂手道：“大王，章山的确是一块不可多得的宝地。齐国有盐铁之利，靠着大量的盐铁出售获得足够的利润充裕国库，至于韩国，其铁矿、铜矿资源丰富，其国更是有劲韩之称，韩弩之名名动天下。”

“我们宋国的铜矿资源虽然不是很丰富，却也能自给自足。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年来，我们宋国的大军为什么能屡屡对外战争的缘故！”

“章山之铜，其盛产的铜全部用来打造剑、矛、戟、盾等武器，其器甚为坚利也！”

宋王偃闻言，点了点头道：“我们宋国本就少铜。铜，是为金，乃制铜钱，乃制兵戈，乃制农具，都不可或缺的一种材料。然则铁的衍生逐步取代了铜在以往的地位。”

“这章山之铜，寡人看日后也不必往兵器这一块投入了。用这些上好的铜去制作钱币，用劣质的铜去制作农具，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

“大王英明！”邹衍恭维了一下，旋即道，“不过大王，现在天下列国的冶铁技术还不是很成熟，铁制的兵器还不如铜制的兵器耐用呢。如此弃之铜器而改为铁器，不是舍本逐末了吗？”

“邹衍，寡人听闻会稽和吴郡等地相继出现了许多铁矿，铁矿资源丰富不知道是也不是？”宋王偃忽而问道。

闻言，邹衍苦笑道：“大王啊，虽然我们宋国的南方有许多的铁矿资源，但是尚未开采。好比齐国，虽然说齐国坐拥盐铁之利，但是他们的铁器也仅仅用于农具上，用于装饰，用于生活，但是很少用于军中的。何以也？因为铁这种物质并不稳定啊！”

“不稳定可以改进！这冶铁之法寡人看已经日渐成熟了。”

“……”

看着邹衍和许行等人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宋王偃笑着摆了摆手道：“不过寡人也知道，此时不可操之过急也。铸恶金（铁）之术始于齐桓公之时的齐国，然则大家虽然都认识到铸铁的作用，却都没办法使用于军中！盖因恶金之硬度不如青铜也。”

“既然知道恶金的硬度不如青铜，那么我们便要去想方设法地克服。如何克服？这便是冶铁之法。”

宋王偃说的头头是道的。

照理说，有高度发达的青铜冶铸技术作背景，冶铁术的发展不应如此缓慢。

不过，既然事实如此，大家倒不妨试着找出其中的原因。

泰利柯特有一个论点：冶铁术并非先进炼铜工匠的专利，而是更早期原始炼铜工匠的发明，或者竟然完全是由不懂炼铜技术的一批新人创造的。

这一说法似乎暗示着冶铁术的起源比大家能够认识到的还要久远。

不过，这一说法确有道理。

以常识而论，工艺愈先进，规矩就愈多，出现意外的可能性就愈小。而炼铜时炼出铁来，本来就纯属意外。

顺着这一思路下推，大家就会发现，在青铜时代，冶铁术的诞生并非惊天动地的大事，只不过是一桩新生事物而已。而新生事物要取得社会的承认当然颇费时日。

更何况，在制钢技术发明以前，作为新产品，（块炼铁）制工具硬度不如青铜，（白口生铁）铸礼器又黑不溜秋，缺乏耀眼的光泽。

铁欲大行于世，必须等待时机，而这一时机到来的标志应该是：处于地表易采易炼的氧化铜矿已不敷使用，铸铁的生产成本已大为降低，生产力的发展又急需大量的工具。

试想，在生产力低下的奴隶制时代，要满足这样的条件谈何容易，铸铁的姗姗来迟自有道理。

不过，当时钟指向公元前六世纪的春秋中叶时，这一时机终于成熟了。

在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自取灭亡后，关中地区充满了野蛮的戎人。宫室文物大部被毁，土地日见荒芜，继位于危难之时的周平王不得不东迁洛邑，重新建国，这就是东周的开始。

东周之时，王室衰微，加上周边夷狄不断侵扰，国家名为统一，实已分崩离析。各路诸侯趁隙而起，争霸中原，以实力较短长（后人将这段历史称为春秋，始于公元前770年，终于公元前476年）。

在经过了一番此消彼长之后，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葵丘（今河南兰考县东）大会诸侯，周王派宰孔参加，赐给齐桓公“专征伐”的权利，自此开始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齐桓公也由此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个霸主。

齐国原本不大，又地处文化较为落后的东海之滨，为何能首先称霸呢？

最直接的原因是明智的齐桓公任用了管仲为相。能干的管仲则通过发展工商业赚取钱财，使国家很快富足，军力迅速强大了起来。而在管仲诸多的富国强兵措施中，“官山海”是最为有效的一种。

据《管子.海王》篇载：“桓公曰：然则吾何以为国？管子对曰：唯官山海可耳。”郭沫若认为，官者，管也。‘管海’自然是指管制盐业，‘管山’就是把矿产管制起来，这里就包含着铜铁。

齐桓公时已有铁的使用，看来是是毫无疑问的。因此，《国语.齐语》里面，管仲所说的‘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锄夷斤，试诸壤土’，美金是指青铜，恶金是指铁，也是毫无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