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来朝】

在李嗣源时期，南方诸藩与中央渐行渐远，形成了“五国并立”的局面，但这属于历史遗留问题，早就属于中原王朝的“应收账款”，而李嗣源更是明智地将其划为“坏账”，从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中直接剔除。只有愤青、愣头青、热血青年、权臣安重诲同志不顾一切地要扮演讨债公司，强行催债。

安重诲鲁莽而不切实际的做法为国家和自身都带来了严重的不利后果，这个我们放在后文再谈。先只说后唐的当家人——李嗣源。

后唐的外交胜利离不开综合实力的支撑，更离不开李嗣源明智而务实的战略指导思想。李嗣源的外交策略可以用十字箴言来概括：“大国示威容，小藩推恩泽”。

这是极为务实的外交十字宝典，正应和“大国没有主义，小国没有信誉”，“天朝大国”的民族自信深深烙印在中原文化的骨髓中，“统御万邦”是我们的民族责任，“万国来朝”是我们的民族自豪。

李嗣源之所以开创了“明宗盛世”，与他务实的外交策略密不可分，恩威并施，为中原王朝打造了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

与具有强盗基因的西方列强不同，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自愈能力和坚韧不拔的自强基因，中华文明的发展从不靠掠夺，而是充分调动劳动人民的生产劳动积极性，所谓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中原有着地大物博的资源基础，拥有庞大的市场需求，也就拥有强大的自我进化能力。所以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不需要对外侵略。

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更符合中华民族的自身利益。

不要片面地以为中原王朝就因此走向了闭关锁国。恰恰相反，中国人非常重视邻居们的发展。和平不是靠祈求和躲避，而是要用智慧和力量去争取。

历朝历代的史书都会认真地替邻居们修史，我们对很多周边民族的认知甚至超过他们自身。在那个时候，周边很多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很难记载本民族的来龙去脉，而中原王朝的史官们则认真走访调研，用我们的文字把他们的历史记录在我们的史书上。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而最让我们引以为豪的，则是史书中“万国来朝”的盛世景象。

经历了唐末的动荡纷争，至李嗣源时期，中原地区动中有静，在混乱中诞生了新秩序，虽然南方“五国并立”，但中华民族整体趋于动态稳定。于是在《明宗本纪》中，终于出现了久违的盛况（节选李嗣源登基4年半）：

天成元年（926）：

4月（李嗣源称帝当月），渤海国遣使朝贡；

7月，契丹、渤海国俱遣使朝贡；

10月，云南南蛮大鬼主来朝贡；

天成二年（927）：

正月，奚部落陀罗支内附；

2月，新罗遣使朝贡；

4月，新罗遣使贡方物；

8月，昆明大鬼主、普露静王九部落，各派使节，共153人来朝（来进货的），贡方物；

天成三年（928）：

正月，契丹遣使入贡；授吐蕃6人、回鹘4人官职，放还回蕃；

2月，回鹘遣使进贡；

3月，册封回鹘可汗仁喻为顺化可汗；

4月，鞑靼遣使朝贡；

8月，契丹遣使贡献（请求释放战俘）；

9月，吐蕃、回鹘遣使贡献；

10月，突厥首领张慕进来朝贡；

11月，吐蕃遣使朝贡；

天成四年（929）

4月，契丹遣使朝贡（请求领回契丹烈士遗骸）；

8月，黑水国遣使朝贡；吐谷浑首领念公山来朝贡；高丽王王建遣使进贡；党项首领朝贡；鞑靼来朝贡；

长兴元年（930）

2月，黑水国遣使朝贡；

5月，回鹘遣使进贡；

8月，生吐浑内附；

12月，回鹘遣使朝贡。

其中需要说明的是：天成元年（926）11月，渤海国就被契丹灭掉，所以从此以后再无“渤海国入贡”的记载；天成四年（929）4月，下诏禁止党项诸藩进京贡马，而改由边境海关接收，所以西部的国际友人的记载也大幅减少；重要的邻居——契丹，屡吃败仗，在朝贡的时候最迫切的诉求是两个：开埠通商；归还战俘（活的和死的）。

另在长兴元年（930），翰林学士刘煦上奏了一道重要奏章：请求废除科举考试中的“诗、赋”，只试麻制、答蕃书、批答。由五道大题削减为三道大题。为考生减负。

正是这道奏章，使得“唐诗三百首”没有延续为“唐诗五百首”或“五代三百首”。前文说过，唐诗之所以繁盛，质量数量双丰收，得益于当时的科举考试，“诗”、“赋”占有相当大的分量，跟我们的“英语”一样重要，所以但凡唐朝的官员，无论金榜题名的、还是名落孙山的，都能吟咏一番。

刘煦的一道奏折，对科举取士做了小小的改革，“诗”、“赋”不再是必考科目，所以念书人也就不用每日平平仄仄了。

如此一来，“答蕃书”的分量就加重了，也侧面反映出了明宗一朝的外交事务日益繁重，国家真正急需的不是吟诗作赋的人才，而是外交人才。

另外多提一句的是，这位刘煦同志，就是《旧唐书》的名誉主编。

在与契丹的外交关系上，李嗣源时期的中原暂时处于上风，不仅卢文进、张希崇弃暗投明，连辽太祖的长子、前皇储耶律倍都弃国来投奔，让后唐赚了短线的吆喝、长线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这位耶律倍也当了一回“卖国贼”。

这位“东丹囚徒”在李嗣源这里受到了空前的礼遇（天子礼），冰火两重天的刺激让耶律倍失了分寸，激动之余，先进献了三枚大辽印信，继而进献了契丹地图。

献印，只是一种务虚的表明态度、姿态，而献地图，则是实实在在地卖国了。

耶律倍献地图，在《明宗本纪》中有明确记载，而《辽史》中却不见记载。也许契丹人并不知道耶律倍的卖国行为，或者有意回避、美化，因为耶律德光死后，耶律倍的长子耶律阮即位，史称辽世宗，他必然要对老爹进行一定的包装。

面对“四夷来王”的盛况，李嗣源的内心深处还是保持了相当的冷静的。“小藩”们只求小恩小惠，原本就不是外交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大藩（契丹）暂居下风，却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才是后唐外交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而李嗣源最大的难点则是朝廷内部——权臣安重诲，这位憨直而又热血的愤青，不仅把国内藩镇们搞得鸡飞狗跳，甚至敢于插手最为敏感的一个话题——立储。

安重诲将为他的鲁莽和无知付出惨痛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