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语点醒梦中人。父亲病了，儿子当然要侍奉左右，于情于理，柴荣都有难逃的义务。更何况，这还牵扯帝国最高权力的转移，郭威虽然没有其他子嗣，不存在夺嫡之争，但王峻、王殷等权倾朝野、封疆大吏们，未必不会对皇位垂涎三尺。

皇上卧病期间，是各方势力激烈角逐的黄金期，很多外围分子在此期间会不择手段，弯道超车，就像棒国的速滑选手一样，心和手都不干净，有成功的，如朱友珪；也有失败的，如李从荣。

柴荣入宫伺候病床，主要目的就是防止朱友珪、李从荣似的人物出现，保证郭威的意志能够畅通无阻且不被歪曲、篡改地执行下去。

柴荣恍然大悟，当天就住进皇宫，几乎是24小时伺候在病榻前。

正月十一日，郭威病情加剧，下诏让柴荣监国摄政，行使皇帝的权力。随后便是眼花缭乱的封官进爵，天下各藩镇诸侯、功勋文武将官，几乎人人晋升，为权力移交铺设基础。

郭威病逝前，给继任者柴荣交代了非常典型的三件事：

1，薄葬

郭威说自己驾崩之后，丧事要从速从简，所有参与修陵的工匠和民工，都要支付相应的薪水，不要以修陵为由骚扰百姓；

陵墓不得使用石柱，因为“费人工，只以砖代之”；

用瓦棺纸衣入殓，如果你不按我说的做，我的阴灵就不会保佑你；

不要修成复式结构（勿修下宫），不要设置守陵人，也不得立石人、石兽等，只在墓前竖立一个石碑，上面写“大周天子临晏驾，与嗣帝约，缘平生好俭素，只令着瓦棺纸衣葬”；

下葬前，一定要打开瓦棺，再仔细检查陵墓内的每一个角落，不要误伤人（人殉）；

以后清明节的时候，如果国家无事，可以酌情派人来扫墓，如果忙的话，就不要派人来现场了，遥祭即可；

在河中府、魏州各葬一副剑甲，因为那是我战斗过的地方，在澶州葬通天冠、绛纱袍，汴州葬一副平天冠、衮龙服。

交代完自己的后事，郭威又对柴荣回忆道：“我之前攻打河中时，曾亲眼目睹唐朝皇陵的现状，当初他们劳民伤财，铺张浪费、奢侈豪华，这才几年，就被盗墓贼盗挖、破坏。而汉文帝俭素，他的陵墓至今还保留完好。记住，一定要薄葬！”

除了防止盗墓贼光顾之外，郭威以身作则，提倡薄葬，也是现实所迫，要为国家节省财政支出。

2，善待李洪义

郭威在弥留之际，交代柴荣一定要给李洪义一个节度使的位置，善待之。当初萧墙之变时，如果不是李洪义告密，郭威等人的命运也将画一个大大的问号。

善待李洪义，是郭威爱憎分明的表现。这种气质一直保留到了宋朝，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从柴宗训的手中夺了江山，同样制定了“善待柴氏子孙”的祖训，而没有像之前朱温等篡位者那样，把前朝皇帝满门抄斩。

3，重用魏仁浦

后汉初年，魏仁浦从契丹逃归，经郭威的介绍投奔到刘知远帐下，郭威与魏仁浦情投意足、相见恨晚。

萧墙之变时，魏仁浦帮郭威出谋划策，为郭威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地推测，“澶州兵变”的总导演就是魏仁浦，但是正史是绝对不承认的，因为按照正史的官方报道，那次兵变是一场意外，郭威真的是“被迫”称帝的，郭威是清白的，就跟曹操、司马昭、赵匡胤一样清白。

郭威称帝后，提拔魏仁浦为枢密副承旨，后升枢密承旨，用他来制衡枢密使王峻，当然，这层意思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某日，郭威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询问魏仁浦天下诸州屯兵的数量以及其带兵将校的姓名，考察魏仁浦的工作。

魏仁浦从容对答，郭威拿着花名册校验，竟然一字不差！郭威非常欣慰。

郭威垂危之际，告诫柴荣：无论如何，不能把魏仁浦逐出枢密院！

柴荣非常听话，给李洪义加检校太师，不久之后加兼侍中，移镇青州，后移镇长安，柴宗训即位后加开府仪同三司；魏仁浦则由枢密承旨升为枢密副使。

除了魏仁浦，郭威还给柴荣留下了一整套成熟的文官集团，如王溥、范质等等。郭威感觉自己快不行的时候，就急忙催促翰林学士起草任命王溥为在宰相的诏书，宣制已毕，郭威欣慰地说道：“吾无恨矣！”

王溥辅佐两朝四帝，是历史上有名的贤相，他最大的贡献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经过整理，撰成《唐会要》一百卷，又整理撰写了《五代会要》三十卷，从此倡导了“会要”这个体例，于是在后世才出现了《宋会要》、《春秋会要》等等一系列不朽着作。

后世评价王溥、范质、魏仁浦，皆有宰相之器，也是宋太祖赵匡胤的佐命元臣，为大宋终结五代乱局立下了不世功勋。

郭威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把外甥李重进召到身边。李重进的年龄比柴荣要大，但郭威要李重进当着自己的面，向柴荣下跪称臣，明确君臣之分，随后，终于安心地闭上了眼睛。

当天（正月十七日），郭威在滋德殿顺利驾崩，享年51岁。

皇宫对外严格封锁消息，尽管郭威已经做了详尽的安排，但最高权力的交接工作远没有这么简单，柴荣的工作非常多。

正月二十日，宣读郭威遗诏：柴荣于柩前即皇帝位。

次日，柴荣正式登基称帝，即后周世宗。

后世对郭威的评价非常高，“期月而弊政皆除，逾岁而群情大服，何迁善之如是，盖应变以无穷者也……虽享国之非长，亦开基之有裕矣”，郭威在很短时间内，就一改后汉的种种弊端，为将来的盛世繁荣打下了坚实基础。

他临终时下令薄葬，也是后世推崇和称赞的典范。

当然，他也有争议之处，最大的争议就是“二王之诛”，杀王峻、王殷两位开国功臣。虽然史书上罗列了王峻、王殷的种种不臣行径，来论证诛杀二王之天经地义，但仍然有人认为这是郭威无法驾驭权豪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