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觉与冯延鲁兵临福州城下，双方互有胜负，王崇文、魏岑的援军抵达后，南唐军队合力攻克了福州外城，暂时占据上风。

李仁达被迫退守内城，随后便派使节驰赴中原，向中原王朝（后晋）称臣，以期中原可以在北面牵制一下南唐。

当时（946年9月），后晋连续两次取得对辽作战的胜利，后晋石重贵同样沉浸在大国之梦中，任由长期与自己作对的南唐轻松吞并闽国，显然不符合后晋的利益，既然福州忠贞不屈，心向中原，后晋也乐得让他成为地区楔子，即便福州不能牵制南唐，那起码也能恶心恶心南唐。于是，后晋欣然接受了李仁达的称臣要求，任命他为福州威武军节度使，加宰相衔（同平章事），总管闽国事务。

远水不解近渴，后晋与福州之间隔着千山万水，不可能直接向福州战场投送兵力，而且此时的后晋正处于第三次“晋辽大战”的前夕，也不可能“围魏救赵”在淮北攻打南唐。李仁达如溺水之人，不放过任何一棵救命稻草，但他最终还是找到了正确的出路——吴越国。

福州部分守军变节反水，引导南唐军队攻入城中，李仁达的亲信只率领一百多人殊死抵抗，终因寡不敌众，继外城失守后，又丧失第二道城，仅剩最后一道防线——内城。李仁达于是紧急向吴越国称臣，请求速发援军。

福州已经危在旦夕，这时候，漳州发生兵变，泉州刺史留从效出兵镇压，驱逐变军，随后表奏部将董思安为漳州刺史，李璟予以批准。董思安的父亲名叫董章，“章”与“漳”同音，董思安因此坚决推辞，李璟于是将漳州改名为“南州”，董思安这才接受了南州刺史的任命，为方便叙述，本书将一直称之为“漳州”。

李璟命令董思安、留从效率部增援福州。

公元946年10月，南唐的各路兵马齐聚福州，声势浩大。

与此同时，接到李仁达紧急求救的吴越国，陷入到激烈的讨论中，文武群臣一致反对出兵相救，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咱没彭大将军；二是南唐大军兵临城下，李仁达仅剩内城负隅顽抗，也许不等我们援军抵达，就已经失陷，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唯有内衙都监使水丘昭券同志，坚决主张出兵相救。

最后，吴越国最高领导人钱弘佐同志高瞻远瞩，对群臣说不要仅局限于眼前的苟且，我们还有诗和远方。要把眼光放长远，吴越国与福州唇齿相依，救福州就是救自己。这次会议的讨论像极了新中国“抗美援朝”的伟大决策。

在钱弘佐的大力推进下，“抗淮援闽”行动展现出了惊人的执行力，在李仁达的使者抵达杭州的两天后，三万吴越大军已经分水陆两路，驰援福州，与时间赛跑。

11月下旬，吴越国援军抵达福州，与李仁达会师，但福州仍陷入包围之中，形势不容乐观。

但是，自从南唐接连攻克外城、二城，把李仁达压缩进小小的内城以来，距今已经足足有一个月的时间，如果参照兵力对比和前期的战斗力，那么这一个月的毫无进展就显得颇为诡异，很明显，是友军放水行为。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李仁达也许不是真的神，但南唐友军是真的猪。

在福州前线，南唐大军名义上的总司令是建州永安军节度使王崇文，但友军们根本不听他的调遣：

陈觉、魏岑、冯延鲁，顶着“五鬼四凶”的光环，根本不听从王崇文的指挥；

留从效，原闽国降将，新任泉州刺史，还暗中操控了漳州，此时的他正想借福州之乱吸引南唐中央的精力，从而割据泉州、漳州，因此故意放水，养寇自重，后来的发展也如他所想；

王建封，将坛新秀，攻克建州、俘虏王延政的时候，王建封立下“首登之功”，第一个攀登上建州城墙，此时的他骄横难制，不服管教……

王崇文根本无法节制各部，南唐军队虽众，却如一盘散沙，各自为战，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打起仗来更是狼上狗不上。更何况还有留从效之辈，憋着坏地故意送人头，努力让友军输。

所以南唐大军围攻了一个月，竟然毫无进展，李仁达蜗居在内城中，等来了吴越国援军，等来了希望。

南唐大军在福州城下耗了一个月，又一个月，再一个月……一直耗到了次年（947）2月。

在这几个月里，中原发生了一件大事：契丹人取得了第三次“晋辽大战”的胜利，一举攻入汴州，石重贵被俘北上，后晋灭亡。

这件事对淮南的震动还是相当巨大的。

首先，南唐在对契丹的外交政策上处于了极大的被动。两国长期以来保持了亲密友善的外交关系，并一直以南北夹攻中原、瓜分中原为合作基础，在契丹南下灭晋的时候，就曾对南唐发出过真诚地邀请，要求李璟兑现曾经的山盟海誓，携手揽腕，汴州相见。

然而南唐却像极了一切渣男，“下次一定。”

说实话，李璟并非不想履行诺言，而是福州战事牵扯了南唐的绝大部分精力，实在分身乏术。但不管怎么说，南唐在契丹灭晋的过程中，扮演了看客。

现在，契丹成功了，南唐在道义上先输一筹，在日后的外交中处于不利地位。

其次，南唐与契丹的友好关系，是建立在共同的敌人的基础上，中原王朝既是双方的战略缓冲，又是友好亲密的纽带，如今，两国之间失去了友好合作的基础，却增加了利益冲突、军事摩擦、政治对抗的风险。朋友与敌人的转换正在悄然发生。

契丹派使者出访南唐，通告灭晋事宜，这次外交访问在史籍上有着多种截然不同的记载，都非常有意思：

《十国春秋》：“是月（947年2月），契丹以灭晋来告捷，且请会盟于境上，辞不赴。”

“会盟于境上”，翻译翻译，什么叫“会盟于境上”？给我TM的翻译翻译，什么TM的叫TM的“会盟于境上”！

古人非常含蓄，无论是威胁恐吓还是诋毁辱骂，也要讲究儒雅，即便宣战，也不会爹娘祖宗的爆粗口，比如曹操吞并了荆州之后，给孙权写信，“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

我们梳理了南唐在外交上的被动和军事、政治上的危机之后，再看这句“会盟于境上”，品，仔细品。

当然，《江南野史》和马令版《南唐书》却对这次“会盟”有着独到的记载：

“契丹遣二使来告，曰晋少主逆命背约……将册君为中原主，嗣主曰：‘孤守江淮，社稷已固……’已而叹曰‘闽役惫矣，其能抗衡中国乎’？”

大意是辽太宗耶律德光派来两位使者，向李璟解释说之所以灭晋，是因为石重贵是大渣男，而自己其实非常希望恢复大唐与契丹的关系，既然李璟同志是大唐宗室，那就请李璟当中原之主，恢复盛唐疆域……然后李璟谦虚地说自己能治理好淮南就知足了，如果耶律德光真的不忘先好、缅怀大唐的话，就请他善待中原的百姓，至于其它的，自己就不敢奢望了。随后又感叹说自己其实是因为身陷福州战事，所以无力问鼎中原。

毋庸置疑，这是强行往李璟脸上贴金。不多解释，看一眼《辽史》、《资治通鉴》等权威史书，就会知道这段记载有多么的荒唐、多么的自恋！简直臭不可闻，何止是臭不可闻呀，简直就是臭不可闻。

对于契丹“会盟于境上”的邀请，李璟婉言谢绝，派工部郎中张易（《江南野史》记载是兵部尚书贾谈，马令版《南唐书》记载是兵部侍郎贾潭）回访，先对契丹灭晋表示祝贺，随后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身为李唐宗室，请允许我派人到长安修复皇陵。

如李璟的感叹，他是陷入福州战事而无力问鼎中原，但他可以以这种方式在中原刷一遍存在感，告诉长安乃至整个中原的遗老遗少：大唐没亡！李唐宗室在淮南站稳了脚跟，今天回来修坟，明天就回来坐殿！

对此要求，契丹断然拒绝。

契丹灭晋，使得那些曾经得罪过契丹的人心有余悸，他们选择了出逃避祸，例如密州刺史皇甫晖、棣州刺史王建等，他们逃过淮河，投奔南唐，淮河北岸许多不愿臣服于契丹的民兵、游击队也纷纷表示愿意接受南唐的招安。

南唐朝廷内部因此又涌现出一大批“主战派”，他们以韩熙载为代表，韩熙载上疏称现在是复兴大唐的最佳时刻，因为契丹虽然消灭后晋，但在中原缺乏群众基础，文武将帅和普通百姓的反抗情绪高涨，契丹势必不能久远，此时北伐顺天应人，大业可成，如果错过机会，中原必定会涌现一位抗辽领袖，他将整合反辽力量，并最终统一中原，到那时，南唐又会面临一个北方劲敌。

韩熙载的预言非常精准，当月（2月），河东节度使刘知远高举反辽义旗，4个月后，入主汴州。

李璟及群臣非常认可韩熙载的说法，但福州战事让他们有心无力，只能错失良机。

当时间来到3月，吴越国再派援军抵达福州南面的白虾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