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取了之前的教训，南唐这次并未贸然出动大军攻城略地，而是派出专业HR团队，挖社会主义墙角、薅社会主义羊毛，在淮河北岸招降纳叛。

自古以来，战争就是多维度的，从来不只是血与肉的物理碰撞。

比如今日耳熟能详的金融战、贸易战，我们的祖先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将之投入实战，其中最被人津津乐道的就是齐国利用粮食战争兵不血刃征服鲁、楚等国。细思极恐的是，在上个世纪的冷战末期，鹰酱同样在粮食方面大做文章，成为搞垮老大哥的几个重要因素之一，而鹰酱的具体做法居然与两千多年前的齐桓公、管仲的做法如出一辙。

再比如招降纳叛，寻找或培养目标国境内的反对势力，为他们提供资金、武器、情报、教官等支持，简言之，我出钱、你出人，去祸害你们自己的政府。再看现在灯塔国在热点地区，包括我国的一些敏感地区，是不是也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总之，战争从来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对抗，而中国人对此早就司空见惯，最起码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运用地炉火纯青。

在当时，由于后汉严苛的统治和以“三镇连叛”为核心的内乱，很多中原百姓都选择了背井离乡，成为流民或流氓。前文后汉主线中有详述。

淮河北岸的变民经常向对岸眉目传情，恳求南唐的庇护。李璟因事制宜，暗中支持他们在淮北持续搞事情。

乌合之众的破坏力是有限的。因为他们最缺的不是资金、武器，而是一个严密的组织、完整的架构、统一的指挥，把一盘散沙凝聚起来，让他们发挥出1+1＞2的功效。

李璟决定深入地招降纳叛，要正式收编这些杂牌军，给他们以组织上的深切关怀和指导，让这些反对派形成战斗力。

公元949年正月，李璟派中原降将皇甫晖带团，与张峦、萧处赟、张义方等人率领一万大军，在海州、泗州等边境地区设置“流动招安办事处”，以海州、泗州为枢纽，深入到后汉境内，整合地方上的土匪流寇。

当事人肯定不愿承认这种龌龊、肮脏、下三滥的手段，他们往往要在外面包裹上一层看似合情合理的外衣，道貌岸然一些，这些外衣包括但不限于人权、自由、民主、民族、宗教等，还会配合一定的舆论助攻，比如用“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来美化他们所支持的暴徒发动的暴乱。

李璟当然也要粉饰一下，按照南唐政宣机构的解释：当时中原无主，寇盗纵横肆虐，作为大唐宗室后裔的我，实在不忍心看到中原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所以敞开怀抱，不分敌我，予以人道主义关怀……

在糖衣炮弹的攻势下，后汉亳州蒙城镇将咸师朗等叛投南唐。这是南唐政攻工作的巨大收获，在大量招安杂牌军、土匪流寇的时候，居然有正规军起义投诚。

咸师朗叛国投敌事件同样极大震动了后汉，徐州将领成德钦立即出动，在峒峿镇大败南唐军队，俘斩六百人。

南唐皇甫晖等随即退回南唐境内。

直接出兵干预，被未遂的伏击劝退；写信调停，遭无视；搞渗透、挖墙脚，同样失败……这让河中李守贞口中那个推亡固存、兴灭继绝的伟大的李唐后裔李璟同志情何以堪。

好在李璟并没有难堪太久，因为半年后（949年7月），李璟收到了最新消息：李守贞兵败，举族自焚。

痛定思痛，李璟又做了一番部署，以查文徽为建州永安军留后，调建州节度使王崇文坐镇庐州。庐州的北面就是寿州，前文分析过，寿州才是南唐北伐的最佳集结点，而庐州则是寿州的战略纵深。把王崇文调到这里，应该说起码在人事安排方面，李璟做到了及格线。

经过几个月的动员，10月，李璟的北伐大军卷土重来，从寿州越境，进攻后汉颍州治下的正阳镇，被颍州守将白福进击败。

这是近一年以来，南唐趁“三镇连叛”的机会针对后汉的第四次挑衅。虽然均已失败告终，但南唐的做法如同屎壳郎趴脚面——不咬人，恶心人。

后汉还手了。

12月，后汉的密州刺史王万敢率部进攻南唐海州治下的荻水镇，随后对荻水镇进行了系统性破坏，将其夷为平地。

王万敢上疏刘承佑，请求增兵支援，以便乘胜南下，给予南唐更大的教训。

后汉立即派郭琼率领中央禁军及齐州兵赴援。前文介绍后汉时提过，郭琼此行的真正目的并非增援王万敢，而是在中途（青州）裹挟青州节度使刘铢进京入觐。

“三镇连叛”虽被平定，但后汉内部的问题仍然很严重，郭威、杨邠、史弘肇等武将集团对刘承佑的威胁只增不减，如果对南唐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显然会进一步增大武将集团的势力，所以刘承佑无意将“对淮自卫反击战”的规模扩大。

李璟虚心地接受了教训，彻底打消了北伐的念头，撤去了李金全“北伐总司令”的职务。

打架从来没赢过，嘴上从来没输过。公元950年的正月，李璟发布了新年致辞，下诏为自己辩解，大意是说最近日食、地震等灾害频发，难道只是人君不德吗？其实也是上天有仁爱之心，以此示警，向我传达着要和平、不要战争的意思。之前闽地生乱，武夫悍将不听我的话，穷兵黩武，上违天意、下夺农时，谁负责？朕宣布朕对此负责。所以——这种错误不能再犯了。北伐的，不要。

李璟同时宣布大赦天下，给贫困户发放救济粮、救济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