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仙打架】

平定湖湘的两大灵魂人物——总司令慕容延钊、总监军李处耘，两人的私人关系在这场军事行动中急转直下，并最终在战争结束后互相弹劾，成为大宋开国以来最为轰动的大案，而其判决结果则更加令人瞠目结舌。

而这场神仙打架的官司背后，却隐藏着一双巨大的黑手，从一开始，就布下了这场棋局。设计棋局的人，正是赵匡胤。

慕容延钊在此之前是殿前都点检，这是个多么敏感的职位；李处耘则是宣徽南院使兼枢密副使。一个在禁军系统，一个隶属枢密院，问题就隐藏在这里。赵匡胤进行军制改革，核心思想就是削弱禁军系统而提高枢密院的权力，让其互相牵制，从而加强中央集权。

工作中的对立很容易影响到私人关系，可以说赵匡胤原本就是利用李处耘来掣肘慕容延钊的。也正因二人的关系不算融洽，赵匡胤才继续布下一盘大棋。同样先讲故事，最后再解开棋局。

大部队在襄州集结，百姓们纷纷逃往乡下躲避战乱，襄州的商品供应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卖饼的商贩日益减少，饼的售价却悄悄提高。战争的阴云帮助襄州饼业完成了垄断，优化了襄州饼业的产业结构。

百姓虽然大量逃亡，但饼的销量并没有减少，相反，还大幅增长，因为规模庞大的军队是消费的主力。供给量减少而需求量激增，于是襄州饼商把饼的价格翻倍，狠割军队的韭菜。

“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发战争财，这还了得！”李处耘大怒，当即抓捕了两位襄州饼界大佬、饼业翘楚，送交慕容延钊处。

慕容延钊既是这次军事行动的总司令，同时又是襄州节度使，所以无论是送地方法庭还是军事法庭，慕容延钊都是最终裁决人。

然而问题就出在他这个“襄州节度使”的头衔上。襄州是他的地盘，襄州的问题就是他的问题。李处耘把本地奸商送给领导处置，表面上是向领导汇报、请示，是给领导面子，实际则是狠狠打领导的脸。

慕容延钊果然怒了，你算老几呀，在我襄州指手画脚？随后让人把两个卖饼的奸商轰出去，不予理睬。

李处耘很耿直，又将二人送回，执意让慕容延钊给个说法。慕容延钊再次拒签，李处耘再一次发货……如此往复好几回。见慕容延钊执意不管，李处耘干脆越俎代庖，把两位已经懵圈的奸商拉到闹市口，斩首示众。

这次擅杀饼贩事件，使慕容延钊与李处耘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起来。

卖饼奸商的血迹未干，慕容延钊与李处耘之间就又发生了不愉快。起因是慕容延钊的一个名叫司义的下属，到别人家中做客，酒后失礼，借酒行凶，被人告到李处耘这里。李处耘把司义叫来，加以训斥。

李处耘只是给予了司义严厉的口头批评，自认为已经很给慕容延钊留面子了，若不是看在他的面子上，恐怕就要斩首示众了。然而司义却怀恨在心，回头就到慕容延钊面前搬弄是非，诬陷李处耘就是要故意恶心慕容延钊，“他哪儿是打我屁股呀，分明是打您的脸！”

慕容延钊恨得咬牙切齿，“好你个李处耘，刚进城就杀人，还拿我的部下给我玩儿敲山震虎？咱走着瞧。”

走着瞧吧。走到了湖湘前线，又出事了。

当大军走到白湖时，李处耘亲眼看见有军士闯入一户百姓家，随后百姓家中便传来大声呼救的声音。李处耘立刻上前将骚扰百姓的**抓出来，仔细一瞧，哎哟呵，这么巧？慕容延钊的养马卒。

李处耘对他的处罚是“鞭其背”。

这哪里是打他的背呀，分明是打慕容延钊的脸。慕容延钊一怒之下，将这位给自己丢脸的养马卒斩首。

李处耘与慕容延钊的私人关系已经从“不协”激化为“不容”。于是，我们可以回头再深挖一下赵匡胤给二人挖的大坑了：

出征前，慕容延钊罹患重病，无法骑马，于是赵匡胤下诏让人用轿子抬着他指挥战斗，致敬诸葛亮；在大军出征前，赵匡胤又单独约见李处耘，“帝亲授方略”，这是大宋后来的常规操作，皇帝远程遥控指挥，在行动前把作战计划告诉统兵大帅，将帅依计行事，贯彻最高指示。

看似不起眼的两条线索，实际是“李处耘VS慕容延钊”的根本原因。

我们先来回顾这场战争的记载：李处耘派人两次晓谕高继冲，在取得他们的信任后，又连夜搞偷袭，直捣江陵府，兵不血刃，拿下荆南；随后又是李处耘调兵遣将，取得三江口大捷，并乘胜攻入朗州，就连搜捕周保权的工作也是由李处耘完成的。

李处耘，李处耘，还是李处耘，身为最高统帅的慕容延钊反而成了默默无闻小透明。

回头再来梳理那两条线索：慕容延钊身体欠佳，无法正常工作；李处耘事先得到了最高领导的秘密指示。

于是，我们可以合理还原出赵匡胤的用意，这便是有意让李处耘架空慕容延钊。

史书评价李处耘时，说他“临事专制，不顾群议”，意思是说他的手太长，越权行事，还总是不顾别人的反对，一意孤行。这是他在湖湘战场上的表现，更是奉了赵匡胤的密旨。

他在襄州诛杀卖饼的奸商，这明显是插手地方事务，越权；处罚慕容延钊的部下，则是越级、越权，他们该打、该罚，但不该由李处耘来完成；在战场指挥方面，抢尽慕容延钊的风头，更是抢尽他的权力……

李处耘把慕容延钊彻底架空。

慕容延钊还有最后一个权力是李处耘无法剥夺的，那就是打小报告的权力。慕容延钊一纸诉状，递交到朝廷，状告李处耘专制、擅权；李处耘亦弹劾慕容延钊治军不严、纵容部下骚扰百姓、无视朝廷怀柔政策……

这是大宋开国以来首个高级官员互掐互怼的撕逼大案，全国轰动，而更令全国震惊的是赵匡胤对这个案子的审理和判决：

“我们抛开事实不谈。慕容延钊是朕的结义大哥，年老资深，无论他所犯何事，一概不问不究，且收两湖有功，加检校太尉；酌贬李处耘为淄州刺史，儿子李继隆开除军籍。钦此。”

病榻上的慕容延钊露出欣慰的笑容，随后病情日渐加重，于本年（963）年底病逝，享年51岁。在他病重期间，赵匡胤御封药物赐给他，当他病逝的噩耗传来，赵匡胤失声痛哭，追赠中书令，追封河南郡王，提拔了他的四个儿子入朝为官。

同时，史籍记载说李处耘被贬官外放后，“惧，不敢自明”，不敢上诉争辩，在3年后（966）死于缁州任上。

李处耘死后，赵匡胤追念其过往功勋，不胜哀悼，几年后，牵线搭桥，让弟弟赵光义迎娶了李处耘的次女，即后来的明德皇后。受牵连的儿子李继隆也恢复了军职，这位李继隆随后参与了灭南唐、北汉的战争，在对辽、西夏的战争中更是屡立奇功，死后追赠中书令，谥号“忠武”，获得配飨宋真宗庙庭之殊荣，宋理宗时成为“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有人说在李处耘与与慕容延钊的争斗中，表面上是慕容延钊赢了，实际李处耘才是笑到最后的赢家。

其实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伪命题。李处耘只是赵匡胤的一枚棋子，真正与慕容延钊过招的是赵匡胤。

大宋建立前，慕容延钊是殿前副都点检，是赵匡胤的副手，而李处耘只是一个“都押衙”，中级军官；

开国后，慕容延钊顶替赵匡胤，成为殿前都点检，并加宰相衔（同中书门下二品，因其父名慕容章，故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同中书门下二品”），成为大宋中央禁军的最高统帅，位高权重；李处耘则从一个不起眼的中级军官一跃成为客省使兼枢密承旨，很快又成为宣徽使兼枢密副使，成为赵匡胤的心腹近臣。

前文有云，在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中，赵匡胤先拆解侍卫司，将一分为二，析出“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司”，与殿前司合称为“三衙”，分散了禁军的权力，将左右互搏变为三足鼎立。

在此基础之上，赵匡胤又重新加强了枢密院的权力，进一步瓦解削弱禁军势力，使得“陈桥兵变”永远无法重演。

再看李处耘的官职，枢密承旨、枢密副使，恰恰是用来瓦解稀释中央禁军殿前司的慕容延钊的急先锋。从那时起，李处耘就已经得罪了慕容延钊及其亲属党羽，甚至说是得罪了整个禁军系统。

慕容延钊的确德高望重、资历深厚，即便卸任殿前都点检，也是树大根深，在大宋官僚系统和军队中盘根错节，实为赵匡胤所忌惮。而他偏偏在出征前患病，这就给了赵匡胤一个绝佳的机会。

赵匡胤给李处耘“亲授方略”，授的不仅仅是作战计划，也旁敲侧击地暗示他要“帮衬”一下总司令慕容延钊。

“慕容延钊同志身体欠安，恐怕无法履行总司令职责，但是临阵易帅乃兵家大忌，而收复两湖又是千秋伟业……所以，你要多帮帮他，帮他，懂吗？”

懂，越俎代庖呗。

于是，就有了之后一系列故事。

也就是说，关于李处耘的指控，如“临事专制”等，其实都是奉旨办事，奉的密旨，不能明说，所以当他被贬后，才“不自明”，默默接受，不能上诉，这是君臣之间的默契，或者事先密约。

李处耘死后，女儿嫁给赵光义，儿子李继隆恢复军职。李继隆刚回到工作岗位时，还遭受到慕容延钊党羽的排挤倾轧，因为这帮人的利益与禁军直接挂钩，而李处耘曾代表枢密院处处与之针锋相对、争权夺利，不过朝廷始终维护着李继隆，给了他广阔的平台，使之终成一代名将。

“李处耘VS慕容延钊”如同“杯酒释兵权”一样，是赵匡胤加强中央集权大棋局中的一个小棋局，一个缩影。赵匡胤借刀杀人，利用李处耘打击树大根深的“慕容延钊集团”，进一步巩固了中央集权。

赵匡胤下诏大赦两湖，恢复经济，改善民生，加强统治。随后便发布了一道人事任命：以华州团练使张晖为凤州团练使、兼西面行营巡检壕寨使。大宋要对川蜀用兵了。

张晖在华州任上颇有政声，赵匡胤在平定潞州李筠后，也动过一鼓作气消灭北汉的打算，于是询问张晖的意见。张晖认为泽潞州地区尚未走出战争疮痍，人力和物力均无法支撑一场灭国之战，建议等恢复元气之后再做打算。他的观点跟赵普等智囊们的意见完全一致，因此颇得赵匡胤欣赏。

张晖到任凤州后，绘制了最新的军用地图，“尽得其山川险易”，飞书传回朝廷，并附上了自己草拟的一份作战计划。

“帝览之，甚悦。”于是更加坚定了对后蜀作战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