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兴国】

新皇帝登基，照例舆论造势，我们来看一下大宋官方对赵光义同志的描述（包装）：

“天生异象”

老套路，天子的降生必定伴随异象。据说，杜太后当初做了一个梦，梦见有神人把太阳交给她，随后便身怀有孕，生下了赵光义。太阳的儿子就是他。

当他出生的那个夜晚，产房被耀眼的红光充斥，就像着了火一样，且整条巷子都散发着奇异的香味。淄博烧烤了属于是。

“卓尔不群”

赵光义从小就是标准的“别人家的孩子”，天生具备领导能力，属于孩子王（帝幼不群，与他儿戏，皆畏服）；言谈举止皆透漏着与其年龄不相符的成熟稳重，相当早熟；好读书，爱学习，多才多艺（性嗜学……工文业，多艺能），是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

“工作履历”

一句话，专业守塔三十年，剧终。

登基之后，赵光义的做法可称中规中矩，先是全国避讳改名，地名、人名等都要改，例如义州改为仪州、义武军改为定武军、赵光美改为赵廷美；随后册封皇后；紧接着就是诏令赵廷美、赵德昭位列宰相之上。

对“西北十四将”依旧采取了信任的态度，对他们的放权和赏赐有增无减，只是将“国服射手”马仁瑀移镇辽州，因为马仁瑀曾违反军令擅自调兵，进入敌境剽掠，因而与另一位将领李汉超有矛盾，赵光义赐酒劝和，随后便将马仁瑀调离工作岗位。

用赵光义自己的话来总结，就是“凡机务边事，皆奉行先帝成规，不敢辄有改易。”

唯一的实质性大动作就是诏罢太原之兵，叫停了“三征北汉”。当然，如果按照北汉的说法，比如《十国纪年》，就坚称是宋军在太原城下吃了败仗而被迫撤军的，显然这是北汉人民的自我安慰。新主登基，手握兵权的大将回朝拜码头，这是常规操作。而且从诸权威史料的后续记载来看，北汉在太原城下力挫宋军的说法根本经不住推敲，后文会详述。

除此之外值得推敲的就是赵光义迫不及待地改元。前文有云，通常情况下，新君都会沿用先帝年号，等到次年正月初一再改元。赵光义10月登基，12月就改元“太平兴国”。您多等两天，等到来年正月不行吗？

不行。

即位之初就改元，也成为后人诟病赵光义的一个重要突破口，认为这足以说明他的狼子野心，甚至将此认定为“烛影斧声”弑兄夺权的间接证据。

也有人对此表示理解，认为赵光义的年号起得非常吉利，因为他马上就要延续太祖的统一之路，天下太平，华夏中兴，故名“太平兴国”，这一天当然来得越早越好。

年号是一种重要的政治符号，赵光义急于改元，更多的是出于政治因素的考量，比如权力的快速过渡，只要改了年号，就与太祖朝彻底划清了界线，快刀斩乱麻。

北伐大军在潘美、党进的带领下回归汴州；赵普、向训、张永德、高怀德、冯继业、刘廷让（刘光义）、张光美等地方节度们来京朝觐，拜码头，于是就有了太宗版的“杯酒释兵权”，次年3月，先是赵普被明升暗降，得到了“太子少保”荣誉称号，光荣靠边儿站，随后的5月，向训、张永德、刘廷让、张光美等皆被罢免了节度使，在制书中，赵光义同志还酸溜溜地解释道：“不敢以藩领之任重烦旧德也。”

关于赵普的仕途起伏，后文将做专题；而至于赵光义的毕业寄语，则很有向社会输送人才的大佬气质。

大宋朝最高权力的转移最终得以平稳过渡，几乎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十几次最高权力交接中最平稳的一次。不仅内部团结一致，外部环境也是喜庆祥和，而这则要更多地归功于赵氏兄弟的苦心经营。

自柴荣以来，就把祖国统一定为基本国策，一切改革都围绕于此，到了赵氏兄弟时期，更是立志于打造太平盛世。所以当我们分析太宗朝的时候，就不难发现很多改革措施都是柴荣的政策延续，太祖承袭柴荣，太宗又承袭太祖。具有连贯性的政策天生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比如关于外部环境的打造。相比较而言，对内的改革措施会立竿见影，而对外部的改造和影响则比较缓慢，好比我们可以短时间内改变自己，却要花很长时间来改变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宋太祖苦心经营多年，留给太宗一笔珍贵的外交遗产，主要表现在吴越国、辽国两个大方面。假如宋太祖之后的中原再次经历改朝换代或政策上的大转弯、急刹车，那么中原很有可能会分崩离析，丧失掉自柴荣以来的统一局面，重回五代乱世。庆幸的是太宗“皆奉行先帝成规”，于是太祖种下的种子终于开出了鲜艳的花，开出了堪称历史奇迹的两颗果实：一是割据近80年的吴越国兵不血刃和平统一；二是宋朝对辽国成功实施战略欺骗，光速吞并北汉。

【双雄往事】

唐宣宗大中六年（852），这实在是一个神奇的年份。宋州砀山县午沟里，一个穷得揭不开锅的教书匠家里喜得贵子，名叫朱温；庐州合淝县的一个农民喜得贵子，名叫杨行密；许州鄢陵县，一个木匠家里喜得贵子，名叫马殷；杭州临安县石镜乡的一个渔民喜得贵子，名叫钱镠。

历史在那一年集齐了“四大天王”，四个屌丝逆袭的励志故事。

钱镠的创业故事在前文已有详述，一笔带过，现在将重点讲述吴越国内部的发展历程以及如何一步步走向和平统一。

钱镠的创业史就是一部典型的屌丝逆袭的网络爽文，且与隔壁的杨行密神同步，如有雷同，纯属历史故意。

黄巢贼军为祸江淮的时候，出身社会最底层的草根二人不约而同选择了参军，然后凭借强健的体魄和灵活的头脑，一步步做大，成为大哥的左膀右臂，之后又顶替大哥成为地方节度使，进一步做强做大，终于成为割据一方的藩镇军阀。

本书将钱镠与杨行密并称“江淮双雄”，相爱相杀，时而眉目传情，结成儿女亲家；时而兵戎相见，一个每年都要举办专门砍伐杨树的伐木节，谓之“斫杨头”，一个每年都要举办穿钱串儿的活动，谓之“穿钱眼”。

二人的创业历程相似度颇高，就连坐镇一方之后遇到的内部叛乱都惊人相似，然而双方却又在很多关键性问题上做出了截然相反的选择，这也是南吴政权与吴越国政权最终走向两个不同结局的关键原因。

这种不同的选择就是对待中原政权的态度。

杨行密的淮南集团对待中原的态度是不共戴天、势不两立，“咱俩今天必须得死一个”；而两浙钱氏则是对中原眉目传情、勾三搭四，“约吗？”

不得不承认，“地理决定论”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反对中原是与中原接壤的淮南政权存在的法理基础、政治正确，而与中原相隔的两浙钱氏则需与中原联手，对共同敌人淮南形成夹攻牵制态势，所谓远交近攻。

故淮南集团无论是杨氏的南吴政权，还是李氏的南唐政权，始终与中原分庭抗礼；钱氏政权则自始至终都将尊奉中原定为基本国策，甚至写入“祖训”。

杨行密与钱镠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寿命和生育能力不同。看似八卦狗血，其实这也是影响其政权发展路线的一个关键因素。杨行密死于905年，而钱镠则坚持到了932年；杨行密有6个儿子，而钱镠有38个儿子……

杨行密死的时候，继承人是长子杨渥，时年仅有19岁；钱镠死的时候，继承人是第七子钱元瓘，当时已经45岁。

据记载，“坟头蹦迪”的杨渥向来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杨行密并不喜欢他，认为他很难继承家业，但其他的儿子更加幼小（次子杨渭才8岁），所以迫不得已，只能让废物长子杨渥袭位。杨渥年纪小、口碑差，也没立过军功，无论在官僚系统还是军队系统，杨渥既无嫡系藩属，也无声望脑残粉，所以袭位之后的剧本必然是被权臣（徐温）迅速架空，继而丢失江山基业，杨行密苦心经营的淮南集团很快就易姓他人，南唐后主李煜呼之欲出。

活到81岁高龄的钱镠同志，成功熬死了包括长子在内的多个儿子，有充足的时间来历练、观察诸子，优中选优，最终接他班的钱元瓘，在集团内部拥有极高的声望和充足的人脉资源。吴越政权得以在钱氏一脉传承绵延。

为什么要废长立幼，第七子袭位而不是前六位兄长？为什么不是兄终弟及？这就要从钱氏集团的发展历程中寻找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