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贼不两立1“就TM你叫北汉啊”】

早在后周柴荣时候，谋士王朴就提出了“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战略方针，柴荣和赵匡胤也基本予以遵循，但都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中略有偏差，即在南方未完成实质统一前就对北面的北汉和契丹发动军事行动。直到宋太宗赵光义即位，才坚定地执行了王朴同志的“隆中对”，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南方，随着泉州陈洪进和吴越国钱弘俶的先后纳土，大宋完成了对南方的实质性统一，距离祖国统一只有两步之遥：晋（北汉）、幽（幽云十六州）。

“十国”之一的北汉政权是个非常特殊的存在。比如它是唯一一个建立在北方的割据政权，而它真正的特殊之处则在于它对正统的强宣称。“十国”之中，只有北汉可以底气十足地宣称自己才是中原正统，而后周、宋皆汉贼也。

站在北汉的角度来看，后周郭威谋逆篡汉，法统不正，而大宋赵匡胤又是谋逆篡周，所以赵宋集团是逆贼的逆贼，扒了茅房盖楼房——打根儿上就是臭的。北汉的开国君主是后汉的“刘皇叔”，根红苗正，虽寓居太原，却是中原唯一合法政权（后汉）的唯一合法继承人。

所以无论综合实力如何悬殊，北汉政权也从未与中原王朝达成任何和解，在中原王朝南征期间，北汉一刻不停地出兵扰袭中原后背，甚至违背契丹爸爸的旨意，执意螳臂当车向中原寻衅。

有人说北汉穷兵黩武，不切实际。

说这话的人肯定不懂政治。军事是政治的延续。三国时，综合实力最弱的蜀汉为何屡屡主动挑战实力最强的曹魏？诸葛亮六出祁山，姜维九伐中原，难道诸葛亮、姜维也是不切实际？

无论是蜀汉伐魏，还是北汉讨周伐宋，都是出于政治需要，是核心价值观、政治正确的体现和宣示。诸葛亮在他的《后出师表》中明确地将这种需要浓缩为十个字“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翻译一下，就是“重要的不是打赢，而是打”。

只有不断地出兵讨伐中原，才能证明此中原不是彼中原，而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偏安一隅不要紧，关键是得整天高喊“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我北汉才是中华之正统。

而且持续不断地对外战争也能够转移国内尖锐的矛盾，这算是买一送一的赠品。

在柴荣、赵匡胤对“十国”割据政权风卷残云期间，北汉没少搞小动作，前文基本一笔带过或连这一笔都省了。总之，北汉从未间断对后周、大宋的袭扰，只不过北汉与中原王朝的作战就是刘备摸电门——输（叔）麻了。偶尔能趁中原经略南方时趁火打劫，骚扰一下北部边境，但很快就会遭到报复性入侵，比如悍将荆罕儒同志，有时候中原边境将领甚至能追杀到太原城附近，给予北汉深刻的教训。

当中原王朝腾出手来的时候，也会认认真真地教训一下这位不听话的小朋友，比如柴荣和赵匡胤，都曾差点儿把北汉灭了，只不过北汉运气爆棚，每次都在最关键的时候受到命运的眷顾，极限逃生。

北汉就像一只打不死的小强，土地和人口越打越少，经济越打越烂，唯有对契丹爸爸的依赖和债务越打越多……但它还是会站在边境线上，“来呀，你打我呀”。中原王朝不胜其烦。

现在，南方已定，大宋终于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北方了。

“就TM你叫北汉啊？”

【汉贼不两立2战略大欺骗】

本书提到了两个中原人民的老朋友，一个是南诏，另一个就是契丹或者说辽。只不过南诏昙花一现，很快就与气数已尽的大唐比翼齐飞了，而契丹却对中原不离不弃，从唐末开始，贯穿整个五代十国，甚至送走了北宋。

有人说，“不对！辽亡于北宋之前，应该是北宋送走了辽。中原汉人终于还是熬死了这位老朋友。”

这么说有些不准确，因为契丹并没有被女真人完全地亡国灭种，在契丹贵族耶律大石（耶律阿保机八世孙）的带领下，二百多契丹铁骑在复国信念的加持下，逃至可敦城（今蒙古国境内），联合南宋、西夏继续反抗金国，并建立“西辽”政权，最终立足于今天的中亚地区。西辽政权又存续了约百年之久，而在它之后，又有契丹贵族在波斯境内建立政权，史称“后西辽”政权。

抛开种种争议，我们大可以粗略地说这位老朋友矢志不渝，坚定地陪我们走完了整个“五代十国”。

截止到后周，契丹一直都是不容忽视一股外在力量，契丹的态度对中原时局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比如扶持了傀儡政权后晋，又亲手杀死了这个政权。至少整整一代中原人对契丹是谈虎色变的。

当契丹占据了幽云十六州之后，更是如虎添翼，在战略上对中原形成收放自如的态势。然而当五代进入尾声时，这位曾经的巨人却突然成了路人甲，不仅对中原在南方的统一行动熟视无睹，甚至在面对中原王朝针对北汉的军事行动时也显得力不从心。

造成契丹“瘫痪”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其自身内部的问题，也就是“横渡之约”、“火神淀之乱”的后遗症；而另一个则是中原王朝的史诗级战略大欺骗。

关于契丹自身问题，我们在后文还会以专题形式详述，在此则重点讲述中原王朝在外交上的重大成就——对契丹的战略大欺骗。

虽然被我称之为欺骗，但千万不要被这个称呼所误导，以为中原人凭借唇舌之力就将契丹人忽悠瘸了。

外交是基于实力，而实力则体现在战场上。所谓弱国无外交，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休想在谈判桌上得到。

柴荣的“北定三关”，击碎了契丹不可战胜的神话，将契丹的外强中干暴露无遗，中原人重新挺直了腰杆，恢复了丧失已久的自信，而更重要的是，契丹人竟然开始畏惧起中原人来。

虽然柴荣同志不幸中途染病驾崩，王师匆匆南返，但中原人带给契丹人的恐惧却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契丹人心底的恐惧，为大宋的对辽外交开启了顺风局。

赵匡胤在柴荣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深化改革，综合国力有增无减，又以迅雷不急掩耳之势戡平内乱，还深入北汉腹地打砸抢烧，种种迹象表明新兴的大宋王朝比柴荣的后周有过之而无不及，是个更可怕的存在。

于是就接上了前文的一个重要节点：974年3月，辽、宋和解。在北汉强烈的反对抗议声中，辽宋两国握手言和，表示愿意就北汉、幽云十六州等敏感问题暂时搁置争议，合作共赢。两国邦交正常化，进入到了短暂的蜜月期。

次年（975）正月初一，大宋向辽国遣使贺正旦，新年快乐；4月，辽使回访大宋；976年正月初一，大宋再遣使贺正旦，7月又遣使祝辽景宗生日快乐……就在这年11月，大宋再次派来使节，向辽国通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赵匡胤同志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辽国立即派遣高官到大宋吊唁、慰问，又派高官贺太宗即位。赵光义与辽国使节进行了亲切的会晤，表示愿意将两国来之不易的友谊保持下去。和平的大大的好，战争的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