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太平兴国五年，980）12月，南征大军的先锋部队在逍遥公子侯仁宝的率领下与敌军遭遇，并取得了可喜的战绩，破贼万余众，斩首两千三百四十五级，迎来了开门红。

次年（981）3月，宋军与交州方面在白藤江再次激烈交火，爆发了宋朝版的“白藤江之战”。

白藤江似乎天生带有克中原的属性。

交战之初，宋军首开战果，破贼一万五千余、斩首千余级、俘虏战舰二百艘、铠甲万余。如果按照这个节奏，逍遥公子侯仁宝还真有一举收复交州、为朝廷重设“安南都护府”，成为千古留名的民族英雄。

然而始作俑者卢多逊却只想让他千古，而不是留名，如我们预料的那样，他只需在后方稍微搞点小动作。

按照部署，侯仁宝率领先锋军，孙全兴等率领主力后继。侯仁宝不负众望，接连取得骄人的战绩，斩获颇丰，打得交州方面节节败退，然而宋军主力却迟迟不至，侯仁宝不敢孤军深入，联系后排，“我们团战少人”。

孙全兴的回复是“别开团，等人齐”。孙全兴坚持要等后续的刘澄部队向他集合，然后再一起向前线的侯仁宝集合，而他这一等就是足足七十天！这期间侯仁宝多次派人催促，而孙全兴等人则一概予以回绝，人齐就好，我愿等到天荒地老。

迟到总比缺席强，在停滞了70多天后，侯仁宝终于等来了大部队。大军走水路前进到多罗村，期间未遇敌人一兵一卒，然后，宋军就出现了重大漏洞：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真的失误，孙全兴等人竟然在没有告知侯仁宝的情况下，擅自率部返回先前的集合地，史书云“擅还”。

前排侯仁宝刚要开团，后面大乔放了回城，四个队友齐刷刷回泉水，而侯仁宝对此却毫不知情，简直就是往死里坑队友。

与此同时，交州方面通过诈降的手段引诱侯仁宝深入，逍遥公子侯仁宝就这样在神对手和猪队友的默契配合之下为国捐躯了。

宋军先锋向后方溃逃，最先逃回来的两个士兵在闹市打砸抢烧，被转运使周渭斩首。为防止恐慌情绪蔓延，也为了维持地方治安，周渭命令溃军必须先在城外解除武装，经过一番思想教育之后才能入城。在周渭的统筹之下，地方并未遭受败绩的冲击。

随后，前线部队驰奏朝廷，说前线爆发疫情，“时诸军冒炎瘴”，又吃了败仗，损失惨重，而精神领袖侯仁宝同志也已经牺牲，士气低落，建议退兵，请求指示。然而不等朝廷的回复，大军就已经撤到国境（邕州）以内，并且擅自打开地方府库，挪用公款犒赏三军，并挪用粮仓、医药库等重要战略物资。

面对地方官员的阻拦，他们振振有辞：“若等朝廷回复，这几万人早就饿死、病死了！”随后将领们联合上疏朝廷，将这一情况奏报，恳请朝廷赐罪。

朝廷对他们的行为表示了充分肯定，诏书褒奖。然而一码归一码，虽然他们灵活地保全了残军，但是“白藤江之役”的败军之责还是要追究的。

经组织研究决定：刘澄、贾湜、王僎就地正法（王僎在判决前病死，实际在邕州被斩首的只有刘、贾）；孙全兴等人关入大牢，等待军事法庭的进一步审讯，经审讯，孙全兴亦喜提死刑；陈钦祚、郝守濬、崔亮被贬官外放。追赠侯仁宝工部侍郎，他的两个儿子侯延龄、侯延世被朝廷录用为官。

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很难说刘澄、孙全兴等人到底有没有受到卢多逊的指使，导致侯仁宝兵败被杀，如果有，那么主张杀刘澄、孙全兴而追赠侯仁宝的人，应该就是——卢多逊！

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名义上是卢多逊保举的侯仁宝，如果否认侯仁宝，就等于否认卢多逊，也就是说卢多逊要担负连带责任，起码是荐人失察；而如果把侯仁宝包装成英雄，那就需要甩锅给刘澄、孙全兴等人，如此一来，卢多逊便可以全身而退。

其实刘澄、孙全兴等人跟侯仁宝一样，都是政治斗争的无辜炮灰，权力游戏的牺牲品。

那赵普为什么不否认侯仁宝，从而打击卢多逊呢？因为一旦侯仁宝被认定为烈士，他的子孙就会得到烈士待遇，比如两个儿子保送国家公务员。也许赵普是出于愧疚或无奈，只能在这一回合认输。

最后，我们返回头来说一下侯仁宝的家世，他的父亲在本书前文出现过多次——侯益。侯益初投李克用帐下，多次立下先登之功，李存勖曾亲自为他包扎伤口，后随李嗣源征讨魏州叛军赵在礼，当“明宗入魏”时，侯益不忍心背叛李存勖，于是潜逃回京，站队李存勖，李嗣源称帝后，侯益自缚请死，李嗣源抚其背宽慰，仍然予以重用。李嗣源时期，侯益几乎参与了全部重要的平叛战争，例如平定朱守殷、王都，然而在李嗣源死后，侯益却拒绝了一次重要的平叛行动——潞王李从珂叛乱，也因此获得了李从珂的信任。

石敬瑭称帝后，魏州范延光、河阳张从宾叛乱，侯益再次扛起平叛重任，先击毙张从宾，继而迫使范延光投降，为后晋立下大功。累功升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坐镇秦州。

然而不久之后，有边境将领投降后蜀，并当带路党反戈攻打帝国西陲，侯益一面驰奏朝廷搬请救兵，一面给后蜀写信说自己也想投降。石重贵不能确定他到底是真要变节投敌还是缓兵之计，本着疑人不用的原则，将侯益内迁。

辽灭后晋时，侯益入京觐见耶律德光，并表示自己并未参与“晋辽大战”，八路的不是，良民滴大大滴，请太君明鉴。耶律德光表示非常信任他，并任命他为凤翔节度使。

很快，辽军败退，刘知远称帝建国。侯益因自己接受了辽国的任命，担心遭清算，心怀不安，后蜀孟昶抓住这个时机，威逼利诱，妄图策反侯益。刘知远于是派王景崇召侯益入朝，并嘱咐说但凡侯益迟疑半步，就宰了他。

当王景崇抵达凤翔时，刘知远驾崩，刘承佑继位。王景崇担心年幼的刘承佑无法控制侯益，就自作主张，不管侯益是真降还是诈降，宁可错杀，也不能留隐患。没想到侯益预判了他的预判，只带了十几名贴身骑兵，主动跑到首都，向刘承佑表忠心。

侯益大肆贿赂朝中权贵，诬陷王景崇。王景崇一怒之下据城反叛，并将侯益的家人共七十多人斩杀。

郭威“澶州事变”时，侯益连夜投奔郭威大营投诚。郭威称帝后，封侯益楚国公，后改齐国公，不久后退休。

赵匡胤称帝后，恩准侯益每年仅需上朝一次即可，待他以宰相礼。

965年，侯益病逝，享年80岁，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侯益的前半生都在平叛，而后半生却多次卷入叛变风波，经历了整个五代时期，在五个朝廷（唐、晋、汉、周、宋）都混的风生水起。

侯益用一生的经历向子孙们诠释了名利场上的凶险残酷，也换来了常人难以企及的荣华富贵，侯仁宝可以说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公子哥，他只想过那种简单的富二代生活，生于安乐死于安乐。侯仁宝有足够的家底儿让他淡泊名利，让他苟全富贵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普通人的躺平叫破罐子破摔，侯仁宝的躺平叫淡泊名利。

树欲静而风不止，尽管侯仁宝穷其一生都在躲避权力斗争，却仍被强行卷入卢多逊与赵普的争斗中，并最终成为了炮灰。不过，侯仁宝也因此摆脱了因虚度年华而悔恨、因碌碌无为而羞耻的人生，以一个民族英雄的光荣标签名垂青史，不知道这对于侯仁宝而言究竟是悲哀还是幸运。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当大宋兴师问罪的消息传来，黎桓便以抵御大宋为由，发动了“交州事变”，逼迫丁璿禅让，终结了丁朝，建立了“前黎朝”。致敬“陈桥兵变”了属于是。

随后，黎桓上表大宋朝廷，为自己的行为做了辩解，大意是说俺们这地儿民风彪悍，不服幼主，臣奉命于危难之间，权且摄政，威慑众蛮夷部落而已，说到底是帮大宋看管蛮土嘛，请求大宋朝廷予以正式任命。

赵光义心说这是我见过的第二个把篡权说得如此清新脱俗的人，第一个是我哥。而且大宋在开战初期接连告捷，所以赵光义已读不回，干就完了。

白藤江之战后，黎桓十分乖巧懂事地再上一表，向赵光义赔礼道歉，而且是以丁璿的名义上表，声称一切都是误会，罪该万死的冲撞了王师虎威……以丁璿的名义上表，证明黎桓并未篡权，如此则大宋失去了用兵的理由；虽取得大胜，但仍低姿态地赔礼道歉，给足了大宋面子。然而这封心机颇重的奏章同样已读不回。

黎桓死乞白赖地再上一表，自称交州三使留后，而仍以丁璿的名义上表求册封，乞求天朝大国的认可。

这一次，赵光义终于给了回复，大意是丁氏传袭三世，保据一方……既然丁氏如此信任倚重于你，那不如这样，我册封丁璿为统帅，你为副统帅，虽为副统帅，却掌管实际事务，等到丁璿成年之后，你再把权力交出来，也不失周公旦之美名；亦或者丁璿痴傻庸聩，难堪大任，那就请你把他母子送到我这里，只要他们到了我这里，我就立刻制授你节钺，让你名正言顺地统治交州。二选一，你看着办吧。

两个选项似乎都对黎桓有利，但那只是表面说辞，其实两个选项都是给黎桓埋雷。

第一条路，我们称之为“摄政”，虽然大宋表面默许黎桓统治交州，但名不正言不顺，黎桓的官方身份充其量是职业经理人而不是董事长，换句话说，只要大宋乐意，随时可以“清君侧”，不仅是大宋，就连交州内部的其他势力，也可以以此为由向他发难，匡扶汉室、共诛曹贼了属于是；

第二条路，我们称之为“政治避难”，很熟悉的味道，比如后唐收容耶律倍。如果丁璿母子来到汴州，那么大宋就具有更高的灵活性了，不仅可以扶持“丁朝流亡朝廷”当傀儡，还可以亲自下场南下平叛。

枭雄黎桓一眼就看穿了大宋包藏祸心的毒计，予以断然拒绝。成年人从来不做选择题，两个……我都不要。

安南地区（今越南北部）虽然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但自从937年与南汉的“白藤江之战”后就事实独立，到宋太宗的“白藤江之战”时，已近半个世纪，且即便在937年之前，这里也属于大唐帝国的边角料，非核心利益所在，中原统治者对这里并无多大兴趣，在账本上属于已经商誉计提的坏账，失去了不算损失，得到就是赚到。

而客观上，宋太宗已经通过“高梁河之战”与北面的强敌辽国开战，无论是政治角度还是军事角度，交州与辽国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所以在遭到黎桓的拒绝后，赵光义并没有继续死磕交州，这块儿茅房的石头——又臭又硬，因为他接下来将要办一件大事——雍熙北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