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该问金韬，你有没有给孩子们留出玩耍的时间啊？金韬茫然不知所对。裴该当即将脸一板，说：“都是些少年，小者不过六七岁，岂能不使玩耍？少时不耍，长大了将灵性俱失！”

金韬心说还有这么一说吗？我自己记忆中的玩耍，也就到五岁而已，过了五岁，家人就勒逼读书，过了七岁，还得帮忙去田间送饭，以及拾柴、喂鸡等事，终日皆不得闲——他家算是富农——难道说我如今毫无灵性了么？

然而既然是大都督所言，想来必是有理的，即便无理，我也要当他有理。金韬急忙躬身应命：“是末将疏忽了，大都督既有此命，每日当与孩童们一个时辰玩耍。”

裴该心说我就知道你把孩子们都管教得跟木偶似的，不给他们玩耍的时间。因为他一眼望去，这些孩子衣服都很干净，身上、脸上，也不见什么伤——衣服可能是刚换的，但半大男孩，打闹起来不知轻重，怎么可能不带伤呢？虽说他们还要参加军事训练，终究训练之伤是可控的，打闹之伤却控制不住啊。

脑海中突然间灵光一现，心说前世看过的很多穿越小说里，主角都会“发明”足球，或者橄榄球，用来辅助练兵，我琢磨不清此事是否有弊，不敢遽行，不如先拿这些孩子来做个试验吧。只是这球要怎么做，弹性才好，还得找空跟徐渝麾下那些匠人们商量商量。

于是便对金韬说：“我有一游戏，可强身健体，复可玩耍，过几日教授于汝，以娱众儿。”

转过头来，即将诸将之子，一并托付给了金韬。本来他是想让这些孩子直接充入“孤儿营”的，还是荀灌娘提醒他：“诸将之子，终非孤儿，岂能久拘，不使与家人相见啊？而若使其常与家人相见，则真孤儿又会有何种想法？见人有我无，念及身世，岂不孤清？且由此不同，彼等或将排斥诸将之子……”

裴该觉得妻子所言有理，于是就跟诸将说定，每半年使适龄孩童加入孤儿营，做为期一月的“集训”，吃用与孤儿相同，但一个月后，便准其返家，待下半年再来。此举虽然不可能彻底避免孤儿与诸将之子之间产生矛盾，或者可以稍稍消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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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察完孤儿营之后，裴该返归长安城内，顺便再往“学校”而来。

学校对外的宣传口径，是讲授经学，推广圣人之教，提高士人的儒学修养，而且倘若学有所成，能得校长举荐，还可直接在行台出仕为官。不过就目前的状况，裴该不认为学校里真能教出什么经世济民的大才来——儒家其实重于修身，对于治国的手法相对粗劣——若是董老先生真有所荐，也一律塞进秘书班底去，负责文书工作可也。

根据裴该和董景道商议的结果，最终颁行了招生制度七条、考勤制度及校律三十二条，以及考核制度十三条。虽然是行台下属的学宫，却面对“全世界”召生，不限制学生的籍贯和民族——当然啦，外国人是不可能千里迢迢到长安来就学的，如今终非大唐盛世，但即便胡、羯、氐、羌，只要有一定的学术底子，也准其应试入学。

倘若刘渊、刘聪仍在，相信以他们的学问，是足可以进入学校学习的。

自然，若外族而入长安学校，自然等同于归化；同时，就目前为止，尚无外族前来报名——终究外族中中国化程度较深，少年即苦学经典的，估计也就屠各刘姓显贵，眼下差不多已经被裴该和洛阳政权杀光了……

学校才刚开始招生，入学的多为雍州士人子弟——有世家，也有寒门。根据报上来的统计数字，已有学生三十七名，普遍而言，凡寒门出身者多数已经成年，世家子弟则以十六七岁者居多。

因为即便关中的二三流家门，其族内师资力量、学习资源都比较充分，若非慕董老先生之名，未必肯让子弟去读这种寄宿学校。而且虽然裴该开始颁行考试制度，世家的仕宦门路仍比寒门为广——大不了由亲朋援引，去洛阳任官好了——且在祖纳的关注下，洛阳也已重开太学，距离虽远，终究是国家一流学府啊，岂是才开张的行台学宫可比？

若为寒门，则往往书籍难寻，良师难觅，普遍三四十都不能通读一经的大有人在。且即便学富五车，也未必就能做官，一旦错过了上次考试，就只能先跑学校来寻求门路啦。

董老先生不打算把行台学宫办成初等学校，他认为初级教育，那是各县各乡自己的事儿，岂可全都推诿给长安行台呢？裴该倒是有普及教育的意图，但因为经费局促，目前也只能暂依老先生所言。

所以入学考试，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问经，不求有多么高深的见解，你起码得能通读一经，于其非繁难之处，可以大致讲解吧；二是试文，诗赋皆可，要求文通字顺，而且书法可观。两试通过，即可入学，然后按照水平的高低，分成上、中、下三舍。

下舍而通晓一经者，可升中舍；中舍而能兼习两经者，可升上舍；上舍品学兼优，乃可望出仕。为了避免学生只是来学校混吃混喝的，学律定得很严，且若下舍三年不能升中舍，或中舍三年不能升上舍，或上舍三年不能得到校长推荐的，一律开革。

第十四章 教育

讲课还是按照这年月官学或私学的习惯，只说五经——在裴该的一再要求下，多加了一门史学——分经授课。每日定下课程，午前或午后，由某师于某室说某经，学生不必报名，到时候揣着书籍，提着坐垫，抱着水杯去听讲就是了。坐席有规定，上舍生在前，中舍生在中，下舍生只能坐后排甚至于靠边儿站。

古时授课，往往先生端坐于前，摇头晃脑，只是干讲，裴该特意“发明”了黑板和粉笔——用石灰加水制成，彩笔不易搞，白笔则易制——以授董老先生。不过先生既然是坐着讲课的，转身写板书实在麻烦，所以后来逐渐形成了几种不同的风格：

一种先生干脆立而不坐，于黑板前往来踱步，方便板书，导致学生也必须站着听课——否则就是不敬先生啊；一种先生会预先把自己所要讲的重点写在黑板上，省得到时候再往起站；一种先生会指定某个自己赏识的上舍生，呆在边儿上，帮忙板书；当然也有几位先生仍旧按老规矩，教授竟日，不着一字……

此外，先生当然也会给自己器重的学生上小课；学生若前去求教先生问题，先生多半会看人下菜碟——我不喜欢的学生就不教，你自己听大课，或者找同学问去。

长安学校目前师资力量并不强，但先生数量足够，校长董景道以下，竟达十六名之多，基本上一天排六到八堂课——肯定在时间上会有冲突，好在学生有限，教室不缺。先生五日一休，其它时间，即便没排课也都要到校，等着学生上门好解答疑难——大部分情况下，则只是读书、假寐而已，倒也轻松愉悦。

学生的食宿费全免，由学校统一安排，不过少数贵家子弟，还是习惯每日让家中送饭来，而且隔三岔五便离校别居。此外，裴该还印刷了一批经书——虽说他并不感冒儒学，但基于现状，前两年印刷工坊新开，就先刻的是五经之版，所印行销关中、河南等地，每套价至两千钱——分发给学生，但声明只是租借，离校要还，破损要赔。纸张、笔墨等物，学校也免费提供，但有定额，超出部分自己解决。

所以很多穷学生，日常还是惯用简牍，虽说简牍本身比纸张价贵，终究拿刀削削，还能二遍甚至更多遍重复使用啊。

裴该来到学校大门前，守吏赶紧跪下行礼，然后就要入内通报。裴该摆摆手，说你别打扰学生们听课，也不必让董校长出门来迎，我自己进去就行了。乃将部曲皆留于校外，自己光带着一个裴熊，负手而入。

他在院中一站，侧耳倾听两侧厢房内的声音。左面传出来的声音颇为老成，应该是先生在授课——“既言兄弟，复言友朋，又云丧乱既定之后，兄弟反不如友朋，何也？树之有阴、阳，其果有甘、涩，即便一母同胞，贤与不肖，未必相同。而君子相交，性情投契，反有过于兄弟者也……”

哦，这是《棠棣》，在说诗。

右边传出来的，乃是多人齐声，大概是学生在先生督促下念书：“士师之职，掌国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罚，一曰宫禁，二曰官禁，三曰国禁，四曰野禁，五曰军禁……”

《秋官司寇第五》，这是礼啊。

裴该心说我自穿来此世，就基本上没复习过什么经书，想当年在羯营中搜集散佚文字，精神头也都放在诸子、杂家上了，没想到进了学校，尚能一听就懂，这记忆力还是很不错的……哦，不好贪天功为己有，应该是原本这具躯壳的主人，基础打得足够扎实。

正琢磨着呢，忽见一名仆役扛着扫帚绕墙而来，抬眼见到裴该，不禁大惊，匆忙跪下。裴该急前一步，按住那人的肩膀，说：“勿放高声，免惊诸生。”随即问道：“董校长何在？”

仆役哆哆嗦嗦地回答道：“在后堂……”

哦，老先生在校长室——对于学校的内部环境，裴该自然是清楚的，于是不必引领，便直向后堂而去。还没到，先听到董景道的呵斥声：“汝已入学一月有余，每日唯在舍内抄经，而不肯听讲——这难道算是向学之心么？！”

随即一个年轻的声音响起来：“弟子报名入学，本为聆听先……校长教诲，余皆碌碌，所讲岂能入弟子之耳？但不知校长为何不肯开课哪？”

董老先生一直没有开课授徒，一则因为诸事才上正轨，他杂务冗繁，没太多空闲时间；但更重要的，他打算先听听先生们的课，评定优劣，好分出薪资高下来。实话说裴该塞进学校来的这群先生，多数是各方所荐，不能不用，却又没有什么经世之才，所以学问是有，但多半是死的，没有自己的见解和阐发，董老先生其实并不满意。

学校初建，也就只能这样了，但若让这票庸人全都拿一样的俸禄，他实在不甘心哪——还不如省下钱来，再多招点儿学生，或者提高好学生的待遇。

所以那年轻学生说我之所以不去听课，是等着校长您开课哪，要不是您在，这儿我还不来呢。董老先生对此也无言以对，只好说：“他山之石，可以为错，难道诸先生所讲，都不能入汝之耳么？”

那学生挺愣，直接回答说：“有若群鸦噪鸣，确实不耐烦听。”

董景道呵斥道：“休得胡言！既入学校，彼等皆为汝师，若不敬师，岂能名为儒者？！”

那学生忙道：“校长教诲得是，弟子受教了。”

董景道便待命其退下，那学生却突然间发问：“请教校长，校长以为，如今裴大司马，究竟何如人也？”

裴该正打算迈步而入校长室，听到这一问，却不禁顿住了脚步。

董景道说：“大司马上奉天子，下逐胡寇，朝廷重臣，国家栋梁，何必多言？”

那学生笑道：“此皆众人皆知之事也，唯校长曾见过大司马，是故弟子请问，其人守礼否？好谈否？日常所言，出乎五经，还是兼杂老庄？”

“汝此问何意啊？”

“弟子以为，国家之所以丧乱，皆因士人多背儒而向老庄，如王夷甫辈，唯知谈空论玄，或逞口舌狡诡，而不明圣人真意。遂至上下失序，诸藩并乱，胡、羯纵横。倘若大司马能够刷新时弊，始可称之为国家栋梁也。

“然观其行，与关中变制，不依先贤之教，不从祖宗成法。固然治乱世须行霸道，然而大司马所为，是无奈是本意啊？即以新设十二部，并无礼仪之部，留长安年许，而无祭祀之行，如此岂能致君尧舜，且使天下太平？先生于此，又如何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