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声音一起进来的共有五个人。

最前侧的一人身型粗壮，满脸胡须，腰间垮了一把长刀，那粗犷的喊声正是由他发出。

他身后跟着四人，个个身姿剽悍挺拔，手中抬着两个大箱子，紧随着跨进了房内。

周显看了看这几个人，微微蹙了一下眉头。从他们的走姿和气势来看，这几个人不是军中士卒就是绿林大盗。

不，应该就是军中士卒，绿林大盗是不敢如此大张旗鼓的出现在济南城的。

带头的那人往椅子上一坐，示意他的四个手下将两个大箱子放在长案上，大声道：“掌柜的，这些都是老子们的宝贝，赶快掌掌眼，给我报个价。”

掌柜不在，旁侧的掌眼先生连忙出柜，笑脸相迎道：“贵客稍等片刻，待老朽看一下。小贵子，还不赶紧给贵客上茶。”

带头的那人翘着二郎腿腿，神情惬意。一边饮着茶水一边大声嚷道：“老小子，你可别想蒙老子，这些都是好东西。如若你不开一个好价钱，老子直接砸了你的破店。”

掌眼先生这时候已经看了一会箱子面的东西，强压下心中的兴奋，出声道：“请贵客放心，我淘宝斋出价历来公道。只不过这些宝物，您都要卖吗？”

“当然，要不然老子费那么大工夫抬来干吗？但是否要卖给你家，就看你们出价是真公道，还是假公道了。”

“真公道，绝对是真公道。贵客稍等，我去请我家掌柜，让他亲自给您估价。”然后他转头向那位伙计道：“小贵子，好生伺候着。”

看掌眼先生满带兴奋的跑向后院，周显不禁对这几个人带来的东西有点好奇。向那位带头人道：“老哥，您的宝贝能否也容在下观看一下？”

那人好像在此时才注意到周显，微微审视了他一下，笑道：“原来你小子不是店内的伙计啊！看吧！看吧！哪有卖家不允许买家看的道理。如果你想从其中买一些也可以，只要价钱比掌柜的高。”

说着，他扫了一下站在周显身后的锦瑟，突然双眼一亮。舌头向上泛着舔了舔嘴角，露出贪婪的的眼神道：“好漂亮的小娘。小子，能不能把这小娘卖给我，价钱随你开。”

锦瑟满脸通红，紧紧躲在周显身后。

周显淡淡笑道：“你就别想的，我开的价钱你出不起。”

那人哈哈大笑了几声，不再理会周显，但眼光却一直不离锦瑟。他一口气将杯中的茶水喝光，大声喊道：“小二，上茶。”

周显拿起最上面的一幅画，放在长案上缓缓展开，顿时有点愣住了。

这副画名为《潇湘图》，他曾经在故宫博物院见过，是五代南唐董源创作的设色绢本山水画。这副画作无作者款印，明代大家董其昌得到之后，根据《宣和画谱》中的记载，定名为董源的《潇湘图》。

后来，这幅画被袁枢所得，上面自跋“崇祯十五年十一月，得于董思白年伯家”，思白是董其昌的号。

但现在因为周显的穿越，事情发生了一些改变。上面依旧有袁枢的跋文，只不过时间有点改变，上写的是崇祯十五年八月。

而正因为这个跋文，周显确定这幅画百分之一百是真迹。因为时间上对的上，这幅画一个月前还属于董其昌的家人，哪个造假者会添上袁枢的跋文。也就是说，袁枢得到这幅画刚满一月，而它现在却摆在古玩店的店内，被几个军兵贩卖。

周显又拿出旁侧的一个册子，上面写着《节寰袁公行状》。

节寰为明末大臣袁可立的号，他是明末少见的清官廉吏和干练之才。主持辽务多年，参与并指挥明清战争，策反收降努尔哈赤的女婿刘爱塔，又名刘兴佐，引起满清高层的极度混乱。可以说登莱自设巡抚一来，前后共历十数人，唯有他可以说是不负所托。

后来，历时十八个月的登莱兵变结束，他经营多年的登莱防线完全崩溃，而心力交瘁的袁可立也病逝于老家睢州。

董其昌曾担任大明的礼部尚书，无论是和袁可立，还是他的儿子袁枢关系都非同一般。在袁可立去世两年后，董其昌以八十一岁高龄，撰写了《节寰袁公行状》四册。分为元、亨、利、贞，讲了袁可立的家世和生平。一年后，董其昌去世。

后，睢州兵变，高杰被许定国所杀，清军进驻中原。袁枢在无力改变现状，最后选择绝食而死。

但有关《节寰袁公行状》的故事却没有因此而结束。

清军入关，憎恨袁可立，不遗余力的贬低他的能力和功绩。

在袁可立去世五十年后，清朝开馆延修《明史》。

因为在仁祖反正期间，袁可立曾上《请讨篡逆疏》严词斥责朝鲜世君篡权，目无宗主并勾通倭寇的旧事。虽然最后因为明廷照顾大局而承认了朝鲜仁祖的地位，但这本奏疏却从根本上否认了他继承朝鲜王的正统性。

此举引得了朝鲜君臣的忌恨。在清修《明史》的时候，朝鲜多次派出使者在康熙皇帝面前大告前朝袁可立的御状，并以重金贿赂修使官员改写前史。

而袁可立策反刘爱塔的事情，一直被清朝视为耻辱，使满人认为有碍于他们一直自诩的“文治武功”而不堪其辱。在这两种态度下，凡是有关袁可立的史料全部被删减。

一个主持对辽多年，并担任登莱巡抚，甚至被崇祯帝允许在老家开府的大明一品高官竟然未曾在《明史》中立传，只能说是千古奇闻。

而《明史》，特别是明末清初的那一段。到底有多少是真实的，也历来被史学家所争论。

这还不算完，清乾隆大兴文字狱，时人陆时化的书画著作《吴越所见书画录》载有《节寰袁公行状》涉及到袁可立的事迹也被删减的面目全非，而作者险遭毁版和杀头之灾。而这件事发生在袁可立去世后的一百四十多年之后，满清皇帝内心对袁可立的忌恨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