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月汀对老乡说：“壶盖没了，这样盛油不卫生嘛，我是画画的，喜欢这把壶的造型，再买一把新的跟你们换如何？”

老乡一听脸色发光：有这等好事？欣然同意。

赵月汀马上飞奔下山买了一把新瓷壶跟他们交换，又加了一点烟酒钱表示友好。

回到机关后一番洗刷，历经千年磨洗的唐壶发出熠熠的光彩，似乎会说话一样。

通体施黄釉，深褐色的木纹绞胎展现出奇妙的纹理，自然清晰，生动灵异。

后来赵月汀经过查找资料得知，全世界像这样的绞胎唐壶也只有三把，堪为稀世珍宝。

这第三个名人便是孙先生。

坐落在鲁迅故居附近的越国文化博物馆是一家规模较大的民间博物馆，馆长就是以收藏越窑而名扬天下的孙海芳。

1997年，孙海芳得知有一个朋友收到两件好东西，但转手卖给了广省人。

他估计那人还滞留在江浙境内，就驱车赶到杭省，在华侨饭店的大堂里足足等了两个小时，那人在确定安全之后，才出来见他一面。

孙海芳进了客房，对方拿出两件东西给他看，一件是越国开国皇帝允常使用的青铜戈，上面有12个铭文。

另一件是拳头大小的青铜鼎，属于春秋晚期。

经过讨价还价，以96万元购得。

后来孙海芳才知道，对方手里还有一件体量更大的允常戈，铭刻文字更多，最后流到了澳城。

为此，孙海芳一直耿耿于怀。

后来孙海芳拿这两件宝贝给江浙省考古所专家曹锦炎和上浦博物馆原馆长马承源鉴定，两位老前辈一致认为：允常的戈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代表王权，而且历史信息饱满；那只青铜鼎工艺精美，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最让孙海芳得意的收获是购藏了一套唐代兵马俑。

2001年，江浙某建筑工地发现了一座唐墓，一大批珍贵文物见光后很快“鸟兽散”了。孙海芳得知消息后赶到现场，获悉已经有一批越窑青瓷兵马俑被人卖到了香港。

他知道越窑人物俑非常难得，而况数量巨大，就下决心要买回来。

他通过关系与那个香港文物商人通了电话，真诚表达了自己的心愿。

几番商量之后，香港商人就将其中18件瓷俑出让给他，但要求他严守秘密，不得将此消息透露出去。

因为像他这样身价的古玩商人，将到手的东西再转让给大陆的同行是一件很丢人的事。

孙海芳表示理解，遂以250万元成交。

此后，孙海芳经常与那人保持联系，增益感情。

直至2007年越国文化博物馆开馆在即，孙海芳向他发出“最后通牒”：一定要将另一部分兵马俑购回，让它们完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在孙海芳晓以民族大义后，那个商人才同意转让剩余的15件，至此，孙海芳为这组唐代越窑兵马俑砸进去500万元。

“有了这套兵马俑，整座博物馆就有了压得住的分量。”孙海芳还说，“来参观的专家一致认为，国家级的博物馆还没有这样的东西。耿宝昌说了，这远远不是500万的事。过去，国家博物馆将关注点放在宋、元、明、清的官窑上，而事实上，高古陶瓷是极具价值的，现在他们也加强征集和研究了。”

这第四位名人是张先生。

收藏一事，最诱人、最刺激的就是买卖双方斗智斗勇，拼的是知识与胆量。

张雄雄是杂件收藏家，在文房家具收藏上就有多次意外的收获。

有一天，张雄雄与一位朋友来到上浦西区一家古典家具店，他的朋友喜欢硬木家具，询价后发现这路东西价格高得离谱，这几年楼市有调控，而紫檀、黄花梨、红酸枝等家具似乎一去不回头。

正欲怏怏离去，张雄雄突然眼睛一亮，一具榉木香几很委屈地缩在一堆老家具中，几面上压了一块笨重的金砖，下面还塞进了一些不中看的杂物。但即使如此，还能看到香几的四条腿线条挺拔，内翻马蹄足和霸王枨毫发无损，素净的风格足见其本是文房用品。

他询价后觉得店主并不当它一回事，就马上击掌敲定。

随身带去的现金不多，他就前往银行取钱。

店主在他走出门时对张雄雄的朋友说：那位先生大概是刚刚入道的吧，怎么会对白木家具如此感兴趣？而且也不还价。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具榉木香几是从一个名人家中流出来的，不仅器型典雅，而且文化含量也相当丰富，以材质来衡量肯定是低估了它。

让张雄雄自豪的还有一件清康熙年间的黑漆底彩绘香几、一件清早期红木香几。

前者得来也有故事，四年前他与朋友在北京一家古董店里看到，张雄雄跟朋友说，这是一件山西大户人家仿宫廷的香几，值得收藏，但这位朋友没吭声。

回上浦后，他一直惦记着这件香几。

前不久逮着机会再访北京这家古董店，看到那具黑底彩绘香几还蹲在角落里，于是以四年前原价购得。

“看来帝都人也没认识到这具香几的历史文化价值。”他说。至于后者，他是在上浦一家店里买的，店主刚从外地收来，翻一个倍出手。

张雄雄买下后，前脚到家，后脚有一个宝岛商人跟来了，愿意加倍请张雄雄转让，张雄雄说：我不是为了钱而玩收藏的。

还有一位樊先生。

距锦城不远的历史文化名镇安仁古镇上，有川州大地主刘文彩的庄园，但更吸引人的是由樊建川打造的建川博物馆聚落。

其亮点是抗战文物系列陈列馆，包括中流砥柱馆、正面战场馆、飞虎奇兵馆、不屈战俘馆、川军抗战馆、援华美军馆等分馆及抗战老兵手印广场和中国壮士群塑广场。

樊建川收藏抗战文物时还在部队当兵，而后考大学、毕业教书，然后从科长干起，最后官拜宜城市常务副市长。

就在他“官运亨通”时，居然乌纱帽一掼，“下海”了。

然而就在生意越做越大时，他将巨额资金投向了文物收藏，决定以一己之力打造一个抗战博物馆。

为了征集抗战文物，他把日本作为收集的重要市场，数渡东瀛，与日本的收藏家争夺藏品，并在日本发展了几十个“线人”为他递送拍卖会和旧货市场“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