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节 蓟县农村的经济概况

由于我家和我外祖父家，都是普通的穷人家庭，所以不能代表旧中国蓟县农村人口的全貌，故此，在本章最后再介绍一下蓟县农村各阶层的经济状况。

中国古代是一个农业国，土地是基本的生产资料。国家的统治阶层——官僚贵族占有大量的土地，形成了城市和田庄的经济形式（注1），庶民百姓占有的部分土地，形成了农村的小农经济形式。

在小农经济中，农村的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按照传统的儒家理念，仁孝为治家之本，只要有长辈在世，同胞弟兄就不分家，一般情况下，三代人一起生活的很普遍，四代人一起生活的家庭也很多。所以，那年代一般的家庭至少也有五六口人，而且那时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各家的小孩子比较多，七八口人、十来口人的大家庭也不少。如果同胞兄弟中，有的人携妻带子在外地从事其他职业，那必然要另立门户，不分家也等于分家了。不过许多家庭都是男人们在外地挣钱，老婆孩子在家里和父母及弟兄们一起过日子。

不论是多子多孙四世同堂的大家庭，还是两代单传三世同堂的小家庭，这些人口要维持日常生活，必须具有相当数量的土地，生产的粮食，在正常年景下，扣除向国家缴纳捐税和当年食用的“口粮”之外，还要有些富裕储备起来，俗称“余粮”，以便来年遇到灾荒歉收的年景补充“口粮”的缺额，这是对农民拥有土地数量的最低要求，这个数量的土地就是农民种地的基本保障数量。超出基本保障数量的土地越多，家里的“余粮”也就越多。而佃农所租种的土地则应该是基本保障数量的二倍以上，因为一般的佃农要把土地收成的一半缴纳给土地的主人，租种土地少了就无法维持基本生活，租种的越多，自家的“余粮”就越多。由于我国各省的自然地理条件相差很大，各地农村的基本保障土地的数量差别也很大。

农家的“余粮”多了，除去留足备荒的储备之外，还可以到市上去卖，有了钱再置买土地，扩大再生产，以获得更多的“余粮”，再卖出“余粮”购买土地，循环往复，一个小农之家就变成地主了。但是，也可能遇到较大的灾荒或是连年灾荒，家里的“余粮”不够弥补因歉收而减少的“口粮”，或是家里有人患了重病需要花钱医治，家里的余粮卖出去不足以治病的情况。也就是遇到了天灾人祸，需要较大的开支时，而家里的正常收入又不足以支付这些开支，为了生存下去，就只好卖房子卖地。如果家里有超出基本保障数量的土地和房屋，卖出一部分还能正常过日子，只是由大地主变成小地主，由小地主变成富农而已。可是如果家里只有基本保障数量的土地和房屋，卖出去一部、大部、或全部，一个自给自足的中农家庭，就会变成贫下中农或者雇农了。

在小农经济的条件下，经营土地也是一门技术，从生产上看，同样的土地，由不同的家庭经营管理，投入不同的劳动量，土地的收益和粮食产量就可能不同。过庄稼日子也在算计，从消费上看，省吃俭用节约度日与瞎吃瞎喝铺张浪费，也会有不同的家庭开支。那些善于开源节流勤俭持家的就可能积攒钱财置买土地，就容易发家致富。而那些得过且过，吃光花净的则难有盈余。另外，天灾也有偶然性，一般的讲旱灾面积最大，水灾面积较大，而风灾、雹灾、虫灾、庄稼病灾面积较小，赶上哪家“倒霉”受灾就严重，哪家“走运”遭灾就少些。由于以上的主客观原因，致使一些农户发家了，一些农户破产了，阶级分化随时在进行着，农村土地在不同的家庭间的流动，这就是旧中国蓟县农村的特点。

一、 蓟县农村的土地占有概况：

蓟县农村流行这样一句话：“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热炕头。”这就是老百姓所说的“小康之家”了，那时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家里有三四个的孩子较为常见。老少三代多者十来口人，少的六七口人，有三十亩地也就丰衣足食了。

据《蓟县志》记载，满清时期，蓟州境内有“官田”与“民田”两种。“官田”也称“旗地”，蓟县境内共有“旗地”91.22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五点六，共有“民地”15.39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十四点四，全县共有耕地106.61万亩。辛亥革命后，国家废除了“旗地”制度，佃户租种的“旗地”变成自己的“民地”，把向土地主人满清贵族交租，改为向蓟县政府缴纳租税。

在15.39万亩民田中，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家庭各占多少，《蓟县志》没有记载，只在了1948年8月结束土地改革时的调查数字，得知占全县农村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六点二的地主富农（约），占有全县土地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一点六；占农村人口总数百分之四十以上的贫农和雇农，只占有土地总数的百分之十六点三；占农村人口总数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中农（包括上中农和下中农），占有土地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二左右。1949年蓟县的总人口372127人，大部分是农业人口，人均占有土地约二亩八分六厘（扣除非农业人口的数额，农业人口人均占有土地三亩左右）。

从蓟县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五十以上（约）的中农占有百分之六十以上土地，地主富农只占有百分之二十一的土地状况来看，蓟县的乡下没有多少占有土地特别多的地主庄园，象蓟县城里的“南王家”、“新张家”那样，自己不直接经管土地，家里的男女佣人、管家、账房、家丁（保安）一大群，却都不是农业劳动者，全家主仆都完全脱离农业生产的官僚地主家庭，在全县也没有多少户。虽然所有的地主富农家庭都要雇工剥削，可一般是雇佣“男做活的”、“女做饭的”，被雇佣人员都是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

在土地改革中，根据占有土地的多少和雇工剥削在农业劳动投入中的比例，把农村的村民家庭划分为地主、富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和雇农的阶级成分。

根据蓟县的地理条件和土地质量及粮食产量，蓟县农村的基本保障土地应该在人均三亩上下。在县城周围的村庄，一般人均二亩地左右或更少的家庭，就算贫下中农 ；人均三四亩地或五六亩地的家庭，算中农或上中农；人均七八亩和十来亩的家庭算富农，人均十二三亩或十五亩以上的家庭，就算地主了。

当然，划定阶级成分不是按照土地的多少来划分的（大洼地区人均十多亩地也可能是贫农），而是按照家庭收入和剥削与受剥削的程度，也就是佣工和雇工情况来确定的。因为不同地区土地质量和耕作方法不同，每亩地的粮食产量和投入的劳动力也不一样。蓟县城左近过去粮食产量低，平均每亩一百多斤二百来斤，而人均口粮应该在每年四百斤左右，二亩地生产的粮食在三四百斤之间，人均不够吃或勉强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而人均三四亩或五六亩，可产粮食四百五十至八九百斤，不仅够吃而且有余粮。那年代没有农业机械，全靠畜力和人手工劳动，但是农活不是很多。土地多了自家忙不过来，就需要出租或者雇工，就有了剥削。土地少了，劳动力有富余，可以帮别人家去种地，出卖劳动力，就受剥削。

土地改革运动中，划定阶级成分的标准是：自家没有土地，完全靠“扛长活”为生的家庭定为“雇农”；自家土地不多，抽出劳力去“扛长活”或者经常打短工的定为贫农；有时去打短工的定为下中农；既不给别人打工，也不雇工的定为中农；剥削量（雇工数量与投入劳动力总量之比）在百分之二十五以下的定为上中农；在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定为富农；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定为地主。

过去的地主阶级中也有官僚地主阶层与庶民地主阶层之别，那些田庄（包括皇粮庄）的主人都是官僚地主阶层，他们居住在城市里，他们的家庭里有人在国家的行政和军事部门担任官职和从事工作，这些人家的家庭成员中，也有人在城市里经营工商业，掌控着国家的经济命脉，他们是国家的主人，享受着免除徭役、封荫子女等特殊的政治待遇（注2），既可以获得工资收入，又可以获得城镇工厂商铺的利润和田庄的土地收入，过着奢华的贵族生活，他们的阶级成分是按照城市标准划定的。

那些没有官职的庶民地主阶层，多数生活在农村，政治待遇上和普通农民是一样的，他们也要按照土地数量缴纳捐税和摊派徭役（类似农业土地税和义务工）他们中许多家庭原本也是普通的农民，因为会种地善理财，靠自己“能算计”、“会过日子”，经过努力奋斗，买房子买土地，出租土地或雇工剥削，剥削量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就发展成为地主了。

地主对土地的经营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出租给佃农管理，自己坐享其成，另一种是自家亲自管理，雇佣长工耕种。

出租土地吃地租，自家坐享其成的地主，其家庭占有的土地必须有相当大的数量，因为地租的数量必然要低于土地的产量，佃农不能无偿耕种，数量多少也与租佃市场的供求有关，多数是双方各占土地产量的一半，就是说自家不付出劳动，每亩地只能得百分之五十的收成。土地的捐税有的由地主家缴纳，有的由佃农家缴纳，这要看双方的事先约定，这与租佃市场的供求有关。在北方佃农多而出租的土地少时，土地捐税多由佃农负责，故佃农方只能实获收成的百分之二三十，而江南经商做工的人多，种地的人少，则是地主方缴纳土地的捐税，地主方的实获占收成的百分之二三十。

这样看来，要想自家不劳动，完全靠吃地租过日子的家庭，必须拥有人均基本保障数量两倍以上的土地，否则就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可实际上，拥有基本保障数量两倍土地的家庭一般都是自家耕种的，即便土地更多，自家劳力不够用，雇一两个长工，也比租给佃农吃地租的收益高。所以，只有那些家中劳动力少，土地数量达到基本保障数量四五倍以上的家庭，才能靠吃地租过着富裕的日子。

他们中有少数家庭土地特别多，也全部租给佃农耕种，自己家庭有大量的地租收入，不仅自家人可以靠吃地租过日子，还可以雇佣男女佣人给自家洗衣做饭搞卫生，过着完全脱离农业生产的贵族地主的生活。但是这类大地主的数量特别少，多数则是自己雇佣长工耕种土地，自家人也参与农业生产，就是老百姓俗称的“土财主“。

那些自家不耕种土地，全靠收取地租维持奢华生活的大地主的剥削量就是百分之百。而那些自家耕种土地，除去雇佣长工短工之外，自家人也要安排组织生产，自家人也投入生产的中小地主的剥削量，则是在百分之五十以上。

需要说明的是，那些“土财主”虽然雇长工干活，可是老东家也要象生产队长一样负责指挥生产，也要到地里去查看，有时也跟着长工一起干一会儿。虽然地主家庭的当家人主要是组织指挥生产，不亲自参加劳动，但是他本人必须懂农业生产的经营管理，否则就无法指挥检查长工们的劳动效果和质量，难以提高土地的收益，甚至赔本亏损。另外，也有的地主子弟学无长进“不成材”，就在家里参加农业劳动，土地改革中，这些以农业劳动为主业的地主子弟，被定为“农业劳动者”成分，不算剥削阶级的成员。

在蓟县那种只收地租不种地的大地主，全县也没有多少户。倒是中小地主比较多，几乎每个村里都有地主富农。

当然，人数最多的还是拥有少量土地的贫下中农，而全无土地的雇农也很少，中农和上中农的家庭也不多。

蓟县土地改革时，蓟县城里西南隅的“土地平分”标准是，人均三亩地，不足三亩地的可以分新地，超过四亩地的就要把多余的部分拿出去分给别人。

二、蓟县农村的生产概况

蓟县地处半山区，既有小平原地区旱涝保收的优质地，也有十年九涝的大洼地，还有怕旱不怕涝的丘陵地。在旧中国，蓟县人种庄稼都是靠天吃饭的，有些平原地区的优质地，也称“夜潮地”，土地墒情较好，可以一年两收。一般的土地和丘陵地只能一年一收。那些十年九涝的青甸洼和太河洼等大洼地，经常收的就是高粱和芦苇。

那时麦子、谷子、高粱和玉米的产量都不高，风调雨顺的好年景，根据土地的肥沃程度不同，平均一亩地可收获一百五六十斤或二百多斤，遇到水、旱、蝗（虫）灾，收成大减，有时连种子都收不回来，甚至颗粒无收。一年两收的优质土地，亩产三百斤就不少了，一年一收的优质土地，亩产二百斤就不错了（注3）。一年两收的土地是，秋分季节种上冬小麦，到第二年夏季拔麦子以后，再种一季夏播早熟作物，晚玉米或豆类作物。秋天把夏播作物收割后，再种冬小麦。

一年一收的土地只种生长期长的春播作物，如玉米、高粱、谷子、大豆、红薯等粮食作物、棉花或芝麻、花生等油料作物。

过去，不论是一年两收的优质地，还是一年一收的普通地，都是靠老天下雨来浇灌庄稼的，没有人工灌溉的水浇地。地里的农活，只有耕地、播种、施肥、锄草、收割、运输几道工序。这些农活在不同的农户中，采取的方法是不同的。

土地较多的地主、富农和中农家庭，一般都有骡马牛驴等牲畜，他们耕地用犁，播种用耧（木制播种机），锄草用耘锄（木制锄草机），从家里往地里送粪、由地里往家里运庄稼用大车。用牲畜拉动这些简单的农机具，虽然可以节省人的力气，但是扶犁赶车、驾驭牲畜也是一项技术活，不是任何人都会干的。有的有牲畜的人家，在耕种完自家的土地之后，就赶着牲畜，扛着耧犁等工具去“卖套”，帮助别的人家去耕种土地。

土地较少的小农户，养不起牲畜，买不起犁、耧、耘锄、大车等大型的农具，只有锄镐锨筐、扁担背架等小农具。他们耕地、播种都用镐刨，锄草用手薅或锄耪，运输肥料和庄稼时，则是用挑筐、抬筐、锔绳（捆绑货物的粗绳子）、背架等工具，靠后背和肩膀来用力。同时，也有些中等农户，用人力来拉犁、耧、耘锄和大车，虽然不如使用牲畜省力，但是也比用刨、耪、担、背的方法要省力气。

但是，在收割庄稼时，如拔麦子（没有水浇地不用镰刀割。而是用手拔）、割稻子、砍高粱、割谷子、招茬子、掐高粱穗、劈棒子（掰玉米）、刨白薯等，都是只能用人工，无法用牲畜的。

因为生产工具的不同，劳动效率也有差别，在我们冀东地区，有牲畜的家庭，一个劳动力大约可管理二十多亩地，没牲畜的家庭，一个劳动力大约可以管理十亩地。雇佣长工的地主富农家里都有牲畜使用，一般一个长工要管理三十亩土地，比在自家种地要累得多。

当然，这些地里农活都是有季节性的，不需要常年都到地里去。地主富农家的长工，一般也是出了正月土地（冻土）“开化”（解冻）才上工，立冬土地上冻就“散活”。一般的农户，地里的庄稼活都以男劳力为主，农忙时妇女也要下地干些辅助性的农活。另外，男劳力还要在家里干那些起猪圈，捣猪粪，换炕坯（我们这里做饭烧柴灶，外屋的锅台连着里屋的火炕，被烟熏火燎的土坯也是一种农家肥料，俗话说“炕坯粪，三年劲”，意思是肥效较长），砸炕坯，或是上山割荆树压绿肥（沤肥）以及往地里运送肥料，往村里场上运回收割完毕的庄稼等力气活。

过去的小农家庭，除了耕种土地外，平时还要养鸡养猪，以便卖了鸡蛋和肥猪换钱买布料做衣服穿。同时也是为了充分利用加工粮食产生的麸子和糠皮，馊粥剩饭和洗刷餐具的泔水。一般的家庭只是养十几只鸡，多数是下蛋的母鸡，一两只公鸡做种鸡，自家孵化小鸡。

过去多数农家都有一个与厕所相连接的猪圈， 俗称“连茅圈”（蓟县人称厕所为“茅房”、便坑为“茅坑”），养一两口肉猪（为宰杀吃肉而阉割后的猪）。多数没有余粮的贫困农家只是把小猪（阉割后的仔猪俗称小猪，阉割前的称为“仔猪”）养成“壳郎猪”（又称架子猪，已经长大但是不肥的肉猪），再卖给养肥猪的人家。养这类“壳郎猪”可以不必喂粮食，只给猪吃些刷锅刷碗的泔水掺麸皮豆叶子（把豆类作物的叶子晒干碾碎）就行，这些都是庄稼的副产品，不必花钱去买。同时，厕所连着猪圈，人们的粪便也是猪的美餐(农家的猪狗鸡都把人的粪便做美餐的)，这种养猪法属于废物利用，也是一种生财之道。由于各户喂猪的营养程度不同，从小猪养成壳郎猪的时间也不同，从七八个月到一年左右，猪的身子够大了就可以卖给人家去育肥了。

过去没有专门制作的猪饲料，成猪的育肥阶段就是增加猪食里的粮食成分，所以家里土地少，没有余粮的农户没有能力养“肥猪”（应该宰杀的猪俗称肥猪）。那些比较富裕或中等水平的农家有余粮，就养一两头或三四头“育肥猪”。 地主富农家有的建两三个猪圈，养五六头或十几头“育肥猪”，养肥后，或是逢年过节时自家宰杀吃肉，或是卖给屠户。他们有的把从小猪直接养成“肥猪”，有的是从市上买来“壳郎猪”，再把“壳郎猪”养成肥猪。

过去，只有少数农户为卖小猪而养母猪（未曾阉割的雌性猪）来繁殖仔猪，更少的农户为给母猪配种（要收费的）而养公猪（未阉割的雄性猪）。这也是受养猪市场的供求关系制约的，母猪的怀孕期为五个月，一窝猪可以生七八个或者十多个。而过去喂养一头肥猪一般要一年的时间（那是没有科学配方的饲料，饲养肉猪、肉鸡、肉鸭等都长的很慢，出栏时间长），一头母猪生育的小猪仔可以满足几十个育肥猪的农户的需要，而一头公猪则可以满足几十头母猪配种的需要。所以，养母猪的少，养公猪的更少。

过去农户养猪不单是可以卖钱，满足生活的需要，还有造粪的功能，满足生产的需要。那时期还没有化肥，种庄稼全部使用农家肥，主要的肥料是人和牲畜的粪便、烧柴灶做饭烧水而产生的草木灰、火炕换下来的旧炕坯、还有夏季把青草和土掺在一起发酵沤制的绿肥，以及瓜皮果皮菜根烂叶等日常的生活垃圾（那时没有塑料包装袋，连包糕点、熟肉类的包装纸——很粗糙的精糕纸也是肥料）。这几种肥料中，除了炕坯粪可以捣碎直接施放在地里之外，象粪便、草木灰、生活垃圾等是不能直接施放在地里的，都是需要发酵改变了原有形态变成“粪”之后才能使用的。传统的肥料发酵有两种方法，一是堆放发酵，就是把这些脏东西堆成一推，上面蒙盖一层土，靠夏日高温发酵。另一种就是用猪圈发酵。

过去的猪圈就如同一个肥料制造厂，可以把厕所里人的粪便、日常的生活垃圾、灶膛里掏出来的草木灰、院子里拔下来的杂草，打扫屋子院子扫起来的尘土，夜间屋里使用的尿盆尿桶里的尿水和洗衣服洗菜的脏水等，都变成可以使用的肥料。

蓟县农村传统的猪圈都是坐北朝南而建的，东西宽约一丈，南北长约二丈，包括猪圈坑、猪舍和厕所三部分。多数是猪圈坑在南面，猪舍和厕所在北面。现在这种猪圈已经很少见了。

猪圈坑是一个一丈宽、一丈四五尺长、一人深的方形坑子，四周用石块或砖砌成猪圈墙。东西南三面的猪圈墙有三分之一在地面以上，三分之二在地面以下，北面猪圈墙与猪舍的地面同高，与猪舍和厕所相连接。

猪舍和厕所是并排建在一起的敞篷小房子，外侧是猪舍，里侧是厕所，顶棚是连在一起的，南北的跨度五六尺。

猪舍是南面敞开，东西北三面封闭的小屋，外侧墙壁上有个猪圈门，多为木制栅栏门，平时关着门，只有需要猪或人进出时才打开。门里是猪食槽子（木槽或石槽），通过猪圈门上部的空隙，可以往槽子里添加猪食。猪舍的地板俗称猪圈炕，与猪圈坑连接，靠近猪圈门的一侧，有台阶直下到猪圈坑的底部。

猪舍的里侧是厕所，厕所的东西南三面封闭的墙，北面敞开供人们出入。厕所里一个便坑（茅坑）是与猪圈坑相通的，人们入厕时，猪可以到便坑处吞吃粪便。也有的农户人口多，为多养几头猪，猪圈坑的北面是通长的猪舍，而把厕所建在猪圈坑的南侧，有两三个便坑（茅坑），也使便坑（茅坑）与猪圈坑相连通。

由于日常的生活垃圾和脏水有限，为了增加粪肥的数量，农家还要分期分批的“填圈”，就是往猪圈坑里填放杂草、土和净水，让猪在里面踩踏翻拱。经过几个月的沤制发酵后，猪圈坑里猪的粪便、垃圾、杂草和土都改变了颜色和气味，就可以把它们挖掘出来，晾晒干燥之后，再捣碎就可以撒到地里使用了。

垫猪圈和起猪圈是力气活，一般是由男劳力来干的，而熬猪食和喂猪，都是家庭妇女来干的。

过去的农家妇女是平时做家务，洗衣做饭喂鸡喂猪，农忙时帮助男劳力做些辅助性的地里农活，收秋时主要在场上干活。地里的农活包括掐高粱穗、掐谷穗、掰玉米、割白薯秧子（女人拿镰刀先把长在地里的白薯秧子割下来，放置一边，男人在后边用镐把白薯垄刨开）、捡白薯、捡花生（男人在前边用大镐把白薯、花生从土里刨出来，女人或孩子在后边收拾成堆）等。场上的农活主要是为麦穗、谷穗、高粱穗、豆角、荞麦、花生、芝麻等作物晾晒和打轧（脱粒），这些活都是妇女可以干的。

过去农家的男孩子，从小就要跟着父兄们学习干家里和地里的力气活和技术活，有牲畜家的小男孩要先学会“拉墒”（耕地或种地时，在前边牵着牲畜走）后学会扶犁（用手控制犁地的深度和宽度），先学会“跟车”（帮着装车）后学会“赶车”（驾驭牲畜和装载货物）。没牲畜家的男孩子，要先学会使用小锨小镐小锄，后使用大锨大镐大锄，先少背少担后多背多担，随着年龄的增长，由辅助劳力变成主要劳力。

旧社会农家的女孩子小时候不上学，四五岁开始裹脚缠足，七八岁就要和母亲学针线活和做饭，针线活包括裁剪缝制衣服、鞋袜，扎花绣花等。因为过去只有卖棉布丝绸锦缎等原材料的，没有卖成衣的，人们穿的衣服鞋袜都是手工缝制的。一家人的被褥和棉衣、夹衣、单衣，棉鞋棉袜，夹鞋夹袜，单鞋单袜，棉帽子，夹帽子等都要由家庭妇女来做。

小女孩和大人学做饭，只是学会做普通的农家饭，包括熬粥、“捞干饭”（是一种不科学的做法，要把米先放在锅里煮成半熟，用笊篱捞出来，再蒸熟。煮米的米汤可以喂鸡喂猪，但是造成营养流失，而且费事）、贴饼子、“摊糊饼”等。而那些制作酒席宴会、煎炒烹炸等高级饭菜的技术，则是由男孩子到饭馆里去学徒，去向厨师学习烹调技术的。

女孩出嫁后，到了婆家除了做针线活，每天还要做三顿饭，男人吃完饭去干活，妇女还要刷锅刷碗，同时还要洗衣服等等。家务活除了做饭洗衣服外，还要推碾子推磨（把粮食粒加工成米或面），喂鸡喂猪等。

过去农家的老年人也不能“退休”享清福，只要能活动就要干活。当然，农闲时大家都可以适当休息，老人们休息的要多些。在农忙时，老人也要跟着子女们一起干那些劳动强度较小的辅助性农活，可以说是辛辛苦苦一辈子。

总的看农村的小农家庭没有闲人懒人，不论多老多小，只要能活动，就要参加农业劳动和家务劳动。当然，地里的农活和家里的家务活并不是特别多，也不需要象工厂的工人那样，长年累月的去上班。地里的农活是有季节性的，除去耕地种地、收割庄稼、“抢荒”锄草时比较忙，平时的并不多，尤其是冬天更没有多少活可干。家里的针线活也不是很多，那时穿衣服讲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光脚丫穿鞋，除了冬天以外平时不穿袜子（习惯了光脚，穿上袜子捂得难受），睡火炕铺盖的被褥也不多，小孩子和大人合盖一床被子等等，因此妇女的家务活也不是特别多。所以说，虽说农家少闲月，老小都干活，但是从每年参加劳动的天数上看，还是比城市工人要少的，这也是小农经济的特点吧。

以上所说的农家生产情况，不仅是贫下中农和中农家庭，也是包括富农在内的，因为富农家庭只是比普通农户多雇佣一两个或两三个长工，其家庭成员男女老少，也是和其他农户一样参加农业生产的。

但是地主则不同，有些大地主和那些官僚地主阶层一样，土地全部租给佃户耕种，家里的男女佣人、管家、账房、家丁（保安）一大群，却都不是农业劳动者。可是这类全家主仆都完全脱离农业生产的大地主，全县并没有多少户。

那些雇工耕种土地的中小地主家庭成员中，一般情况是老东家（当家人）组织指挥生产，赶集上店，买进卖出，不必参加体力劳动。子女从小读书，有的通过读书学习，到城市里去工作了。那些学无长进，不能在外从事其他工作的儿子儿媳等人，也要在家里做家务或干农活。妇女可以在大伙房给长工做饭，喂鸡喂猪，男子也和长工一样下地干活。那些赶车扶犁的技术活，如果自家人能干的话，就不必雇长工去干了，因为这些技术活的工资要比较高些。土地改革中，这些以农业劳动为主业的地主子弟，被定为“农业劳动者”成分，不算剥削阶级的成员。

三、蓟县农村的生活概况：

过去蓟县的戏剧舞台上流行句老话：有福之人出生在州城府县，吃的是大米白面，穿的是绫罗绸缎。无福之人出生在村野深山，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粗布衣衫。那些吃斋念佛的人也说：有福之人骑马坐轿，无福之人推车担担；骑马坐轿是修来的福，推车担担是命里该然。虽然这种说法并不完全符合实际，但也反映出当时人们的生活差别，这就是对社会各阶层日常生活的写照。

先看穿的方面：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特点是男耕女织，我国江南地区讲的是养桑蚕织丝绸，黄河以北地区则是种棉花织棉布。因为蓟县种植棉花比较少，所以“女织”这个特点并不明显。有那种老式的脚踏人工织布机，会织“小土布”的家庭并不多。因此，农家的被褥衣服鞋袜所用的布料一般都是买来的，丝绸类织物是从南方运来的，那年代交通工具落后，运输成本高，丝绸类价格比较高，老百姓很少买得起。而且那些绫罗绸缎类织物，许多薄若蝉翼，穿着虽然舒服，可是容易磨损撕裂，也不适合做劳动服装。那些北方生产的棉布，尤其是当地农家生产的粗布（小土布）价格较低，而且厚实耐磨损，所以成为农民家庭的首选。可以说，蓟县农村里的人们一般都是穿粗布衣衫的。而且那时穿衣服讲“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穿破旧衣服、穿带补丁的衣服也是很常见的。

那年代没有缝纫机，人们穿的衣服鞋袜都是手工缝制的。一家人的被褥和棉衣、夹衣、单衣，棉鞋棉袜，夹鞋夹袜，单鞋单袜，棉帽子，夹帽子等都要由家庭妇女来做。衣服的样式也现在也不同，男式上衣除领子和袖子外，由前后两大片布缝制而成，分斜襟与直襟（俗称“对门襟”）两种。斜襟是从右侧腋下开襟，经过胸前的部分为大襟，连接后背那片布，在腋下与大襟重叠的狭长布条为“小襟”（根据衣服大小来决定，3——10厘米宽不等），“嘎达袢儿”衣扣钉在大襟和后片布与小襟的连接缝处。直襟是在前胸正中间开襟，两面的衣襟不重叠，疙瘩袢儿衣扣钉在两襟上。棉衣夹衣多为斜大襟，前胸不透风，穿着暖和。夏季穿的单衣多为直襟，前胸便于通风，穿着凉快。而女式上衣都是斜大襟，以保护前胸。过去的长衫和大棉袄也都是斜大襟，不像现在的风衣和棉大衣都是直襟。裤子则不分男女，都是大裤裆、大裤腰的“免裆裤”（应为“抿裆裤”，蓟县土语“抿”发“免”的音，收拢的意思），裤腰带是布条带子，系在裤腰的下部，是裤腰翻垂下来盖在裤带上面，以免裤子滑落。没有现在这种小裤腰、紧裤裆、前开口或侧开口的，裤腰上有布袢，在布袢里穿裤带的所谓“制服裤子”。现在年轻人常穿的，不用系裤腰带的紧身裤和宽松的松紧带裤子过去也是没有的。

过去农村穿的鞋袜大多是自家手工做的，虽然在近代的旧中国已经有了大城市工厂里用机械生产制造的鞋和袜子，如牛皮鞋、橡胶底的球鞋，针织的球衣、球裤、袜子（俗称洋袜子）等，可农村人舍不得花钱买，还是自己家做鞋袜。自家做一来是可节省开支；二是可废物利用，那些破旧的衣服被褥等布料，可以“打夹纸”（在门板上铺一层纸，在纸上面抹几层浆糊，铺几层破布，做成一毫米厚的“夹纸板”），用来做鞋底（俗称千层底）或鞋面（俗称实纳帮——鞋面也用粗线纳一遍），也可以把破旧衣服改成布袜子；三是农闲时家庭妇女没多少事，自家做鞋袜可以充分利用农闲时间。总的看那些长袍马褂、西服革履的都是有钱或有文化的城里人，农村人的衣着打扮就是土里土气。

再看吃的方面：过去蓟县人的饮食习惯是，冬天天短，起床晚睡觉早，一天两顿饭，上午八点半吃一顿，下午四点（16时）吃一顿，每顿都有稀有干。其他季节一日三餐，两稀一干。就是中午吃一顿干的，早餐晚餐都吃粥，粮食多的家庭熬的粥“酱”（粘稠度高）些，粮食少的粥稀些。不过有的富裕点的家庭，早晚也吃些干的，但是稀的是必须吃的，这也是一种习惯。

蓟县人对吃饭是比较讲究的，所谓“干的”，花样很多，白面做的饭中有蒸馒头、蒸花卷、蒸馅包子（菜馅、肉馅、糖馅、豆馅）、沾卷子、摊饼炸（把白面或者豆面糊糊平摊在尖底锅内，锅里要先涂一遍油）、烙大饼、烙馅饼（肉馅、菜馅、糖馅）、烙盒子（多层夹馅的为馅饼，外面是面皮，里面都是馅的为盒子）、蒸饺子、煮饺子、锅贴饺子、过水面（捞面条）、豆角面（豆角焖面条）等。玉米面做的饭中有蒸窝头、蒸发糕、贴死面饼子、贴菜馅饼子，摊糊饼（把玉米面糊糊摊开平铺在尖底锅内）、摊馅糊饼（在平铺的玉米面糊饼上面再加盖一层馅）等。米饭（大米、小米、高粱米、棒子米、麦子米）中有捞干饭（将米煮半熟用笊篱捞出来，放在屉上蒸熟）、糗干饭（也称焖干饭，在锅里放好适当比例的米和水，直接焖煮）、肉塌锅、菜塌锅（塌锅和焖干饭是一样焖煮，只是在放米之前有在锅里把肉或菜先放油盐炒，再把米放在肉或菜的上面焖煮，快熟时再把米和肉菜翻炒搅拌均匀）、炒干饭（把已做熟的米饭加鸡蛋或肉、菜一起炒）等。所谓稀的，主要是粥和汤，蓟县的粥一般都是原味的淡粥，包括玉米渣粥、玉米面粥、大米粥、小米粥、二米粥（大米小米）、高粱米粥、棒子米（玉米粒碾成的米）粥、麦子米粥和杂粮粥、还有带甜味的腊八粥和带咸味香味的菜粥。汤一般都是带咸味香味的由蔬菜、鸡蛋、肉丝、白面、豆面或玉米面制作的面条、面片、面疙瘩等做成的。

饭菜的花样虽然很多，可是农村老百姓最常吃的还是玉米饼子玉米粥。

过去，蓟县人把大米、白面称为细粮，小米、玉米、高粱、豆子、白薯称为粗粮。白面是冬小麦的面，大米既有水稻米也有粳（旱粳子）米。因为蓟县的旱地多，水田少而种植水稻少，而旱地中种粳稻产量低，种的更少，因而大米比较少。那时没有水浇地，适合种小麦的优质地也不多，小麦的产量也不高，所以白面也不多。那年代，人们食用的粮食中大部分都是粗粮（玉米、谷子高粱、豆子和白薯）。虽然市场上，大米白面可以随便买卖，但是很少有老百姓购买。

因为余粮不多，过去也没有专门的大型养猪场和养鸡场，那时也没有人工修建的水库和水塘，也没有人工养鱼池。吃的鱼虾都是野生的，手工捕捞的。那时农家饲养鸡、鸭、鹅等家禽，主要是下蛋，其次是吃肉，饲养猪、羊、兔子即为造肥，也为吃肉，养狗为看家护院，养猫为捉老鼠。那年代农家饲养牛驴骡马等牲畜，主要为拉车拉犁从事生产，除非是老弱病残牲畜才宰杀吃肉，而且在许多朝代或历史时期，宰杀耕畜都是犯法的，所以牛驴骡马肉也很少。那时包括卖肉的屠户在内的商家店铺，都分布在有集市的地方，其他普通村庄没有商铺。蓟县有集市的地方，除县城外，还有邦均、侯家营、上仓、下仓、别山、马伸桥、下营，俗称八大镇。那时赶集上店大多靠步行，到集镇去买一次东西，就需大半天，非常不方便。而且那时也没有冰箱冰柜，无法贮存肉类，那些离集镇较远的村庄里，家里突然来了客人，即便是富足农家，也只是杀鸡宰鹅招待客人，普通农家则是用鸡蛋鸭蛋来待客了。

正是由于蓟县的细粮少粗粮多，买鱼买肉不方便，才造成农村里普遍以粗粮素菜为主的饮食习惯。那年代，全年需要吃大米白面、吃鱼吃肉的日子是屈指可数的。按照习惯一般的家庭是：每年腊月二十三（俗称小年）祭灶，吃糖瓜（核桃大圆球状的水果糖），中午吃一顿白面和豆面混合面素馅饺子；然后开始蒸几大锅大罗（注4）筛的细玉米面豆馅饽饽，（富裕人家是蒸白面豆沙包）准备正月初六以前吃。腊月二十九（小月的二十八）中午，吃一顿白面素馅饺子；过春节那天中午，大米干饭粉条炖猪肉、再炒几个菜；三十晚上吃饺子（白菜猪肉馅）；正月初一、初二、初三、和初五的早晨，吃白面肉菜混合馅饺子，中午吃玉米面豆馅饽饽和剩饺子。正月十五元宵节，早晨吃饺子，晚上煮元宵（多数人家吃的元宵是黏高粱米面或黏小米面、黏黍子米面制作成的，少数富足人家吃的元宵是“江米面”，也就是糯稻米面制作的。多数人家吃煮元宵，少数富足人家也吃油炸的元宵）。出正月以后，还有三个大节日。即四月十五“过庙”（也称庙会，和过节一样休息一天吃顿“好饭”。但不同地区，庙会的日期不同，蓟县城里是每年四月十五过五名山庙，而马伸桥是三月十八过龙山庙）；五月初五端午节；八月十五中秋节。这三个大节日的中午，都要吃大米干饭，粉条炖肉，再炒点菜。另外，端午节之前还要包粽子，多数人家吃粗粮粽子（高粱米粽子、小黄米粽子、大黄米粽子；少数人家吃江米粽子），中秋节晚上还要吃月饼。

每年还有八个小节日。即二月初二“龙抬头”，要吃顿白面，或蒸馒头或包饺子（富裕人家也吃肉）。还有农村讲究“头伏包子（馒头或菜馅包子）二伏面（面条）三伏烙饼炒鸡蛋”，“立春烙春饼，立夏煮鸡蛋，立秋添秋膘，立冬抗严寒”。这七天的中午也是应该吃白面或者大米饭，富裕些的人家也要吃肉，穷人家炒点鸡蛋，没有肉。另外立冬这天，扛活的长工放假，财主家给长工“吃散伙”，粉条炖肉要管够。

在这些节日中，有的家庭还有酒。由于过去卖的都是散装的65度高粱烧酒（那年代农村都卖零酒，没有瓶装酒），烧酒的劲头大，口感辣，对身体的刺激性强烈，许多人不喜欢喝酒，没有喝酒的嗜好。而且，那时富人家平时喝酒是正常的现象，穷人家平时喝酒会被大家看成是“不会过日子”的瞎吃瞎喝行为，要受到舆论的谴责的

除去这些传统节日外，平常日子无缘无故的吃大米白面，吃鱼吃肉，会被邻居瞧不起，说你家“嘴馋”不会过日子，给儿子说媳妇都没人愿意来。可是如果在节日里该吃大米白面猪肉鸡蛋而不吃，也同样会被人家瞧不起，说你平日里不知节省，过节该吃好的了又吃不起了，还是不会“过日子”，同样要影响儿子娶媳妇。

在这种饮食文化下，富裕些的人家，平时吃得起好的也舍不得吃或不敢吃，而贫困的人家，不管平日里多么苦，过节时还是要改善伙食的。这样一算，普通人家每年在节日里吃大米白面的日子，只有十九天，而需要吃粉条炖猪肉的日子则只有过年、过庙、端午节、中秋节这四个大节日，其他小节日可以吃点肉，也可以不吃，总之普通老百姓一年之内能吃肉的日子不过十来天。同时，还有少数特别穷困的家庭，也无法保障在这十九天的传统节日里都能吃上大米白面和猪肉鸡蛋的。

除了这些传统节日要改善生活，吃细粮吃肉吃蛋以外，遇到娶媳妇、生小孩、66岁以上的老人过生日、发丧老人这几种特殊情况，也要根据家里的富裕程度适当吃好饭。富人家可以大操大办，自家杀猪宰羊，办十几桌或几十桌酒席，穷苦人家只是简单操办，也要适当吃些鸡鸭鱼肉而已。

按照上述的饮食文化，不仅大多数贫下中农家庭以粗粮为主，一些中农、上中农和富农家庭也如此。当然，那些富农家庭，不一定是因为细粮少不够吃，才以粗粮为主的，而是舍不得吃细粮。那时富农家里雇佣的长工是和自家人一起吃饭一起干活的，如果在平常日子吃大米白面鸡鸭鱼肉，长工当然高兴，可是必然增大消费开支，增加经营土地的成本，减少资本的积累，难以扩大再生产，甚至赔本。所以，为了积攒资金置买土地，以便发家更富有，这些“土财主”是舍不得吃大米白面、穿绫罗绸缎的。只要是净米净粮吃得饱穿得暖就行了，也是吃粗粮饭穿粗布衣，在外表上和中农家庭没有明显的差别。

但是地主家庭则不同了，那些把土地全部租给佃农耕种，自家主人佣人完全脱离农业生产的大地主，多数都居住在城镇上，其生活方式和那些官僚贵族类似。家里雇有厨师，厨房往往有大小之分，主人吃小灶，仆人吃大灶。佣人们在大灶里吃的也是粗茶淡饭，平常日子也是粗粮素菜。小灶的主人们吃的是大米白面、鸡鸭鱼肉，喝茶饮酒，习以为常。大地主家主人穿的是绫罗绸缎，光彩照人，男人们长袍马褂手拿纸扇，女人们长裙罩袍彩绣衣衫。外出时或骑高头大马，或坐车坐轿，并有仆人跟随。生活方式和农民的差别非常明显，一看就知道是富贵之家。

而那些居住在乡下农村里的中小地主，其生活方式与普通农家也有区别。他们居住在乡下农村，家大业大，土地多房屋多。所以，地主家雇佣的长工也多，有的七八个，有的十几个，男性长工下地干活，女性长工在家给长工们做饭。也有的小地主不雇佣“女做饭的”，就有自家儿媳妇给长工做饭。但是，中小地主都是东家不下地干活，穿的也比较讲究些干净些，吃饭也是东家吃小灶，长工们的吃大灶的。一般的是东家居住在里院，长工住外院或是住在“场屋”（晾晒庄稼的大场旁边盖的房子），吃饭人多，锅灶大、饭堂（餐厅）大，有的没有专用饭堂，就在长工宿舍的炕上放张饭桌吃饭。总之是设备简陋，盆碗粗糙。吃的也是以粗粮素菜为主的，平常都是早餐和晚餐没有熟菜，只吃咸菜条，中午一顿大锅熬菜。除非遇到那些传统节日才改善生活，按照习惯吃些大米白面、猪肉鸡蛋等。

而这些中小地主家自己吃小灶，也无法与那些大地主家的小灶相提并论，许多小地主家也没有专门的厨师和小伙房，就是自己住的房屋的堂屋（和普通农家一样的一明两暗的房子，中间的堂屋是通道兼厨房，锅台与里屋的火炕相通），由东家奶奶（地主婆）或儿媳妇做饭，不下地干活的自家人（包括小孩子）使用精致一些的盘碗餐具，吃些好一点的饭菜。而那些没文化不成材的成年儿子、孙子，要和长工一起下地干活，也和长工一起吃饭。

小地主家吃小灶，早晚也吃玉米粥、咸菜条，再加上咸鸡蛋或咸鸭蛋。中午一般是要炒素菜和炒鸡蛋，放的油多些，也不是每天都吃大米白面，有时也吃小米饭和两米饭（大米小米掺在一起），有时吃大萝筛的细玉米面、小米面、糜子面。因为买肉不方便，除非冬季自然冷冻之外，无法保鲜，他们也不是每天都吃鸡鸭鱼肉的，只是过年过节、家中来客时预备的多一些，多吃几顿，或是平时需要赶集上店时，顺便买些肉回来吃几顿。当然，有喝酒嗜好的可以每天中午晚上都喝酒，这在普通农家是做不到的。因为北方不同于江南，南方农民自家会酿米酒（低度酒），会做茶叶，男女老少都喝酒喝茶，北方自己不会做，茶叶、白酒都要去买，所以在蓟县的老百姓看来，财主每天饮茶喝酒是享福，是应该的，普通老百姓每天饮茶喝酒是败家，是可耻的。这种社会荣辱观，就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

过去，北方的烧酒度数高，刺激大，蓟县又不像东北和内蒙那样寒冷，许多人对酒不感兴趣，俗称“不会喝酒”，即便是地主富农家庭，也有许多人“不会喝酒”，没有每天喝酒的习惯。而那些低度白酒、红酒、啤酒、果汁等各种饮料，都是新社会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传入蓟县，变成大众享受的佐餐饮料的。

按照我们蓟县城里一些老年人的说法，现在老百姓每天吃大米白面，每天中午炒菜里都有肉，菜里没肉年轻人就吃不下去，爱喝酒的人每天都喝酒，这比过去农村里地主富农家吃的好多了。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和过去的“庄稼日子”相比，现在真是“到天堂上了”。

注1：中国古代是一个以农业为主林牧渔商业为辅的国家，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在封建社会时期，以皇帝家族为首的封建贵族——也就是官僚地主阶级占有大量的土地，这些土地都是由佃农耕种的，十几户或几十户佃农组成一个村庄，就是所谓的“田庄”，俗称“佃户村”。这些土地的主人同时也是国家的主人，担任各种行政或军事部门的职务，或具有王公侯伯等爵位，一般都生活在城市里，也有些退休官员告老还乡居住在乡下，但总的说他们都是脱离农业生产的。少的他们需要委派代理人——“庄头”（俗称二地主）替他们经管土地，每年由庄头负责向主人缴纳租粮和租金。封建官僚贵族的田庄也称食邑，是皇帝代表国家分配（赏赐）的，土地的数量根据爵位的高低而多有区别，食邑数千户或数百户不等。通常说的万户侯指的是一万个佃户耕种的土地。这些田庄是可以世袭的，但是，如果这些官僚贵族犯了罪，皇帝也可以减少或者全部没收他们的食邑。

田庄土地中也包括皇帝家族的土地，皇帝家族也有自己的田庄，俗称“皇粮庄”。封建社会里，皇帝家族的财务收支与国家的财务收支也是分开管理的，管理国家财政收支和官田的部门是户部衙门，管理皇帝家族财务收支和皇粮庄的部门是内务府衙门。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靠税收，皇家的收入既有财政拨款（相当于付给皇帝的工资），也有皇粮庄缴纳的“贡”租。

在满清王朝时，这些田庄和皇粮庄土地也称为“旗地”（旗人的土地）。这些田庄和佃户村大多在京城、省城附近或地广人稀的平原地区。

注2：徭役，又称“劳役”、“出官工”、“义务工”，指国家修路架桥、挖河筑堤、修城墙、挖壕沟等公益性工程，要按照土地的数量摊派征用民工，劳动中国家只负责民工的吃住，不给工资。

封荫子女：在封建社会中，那些有爵位的贵族家庭子弟从小要习文练武，懂得文韬武略，长大后国家可以直接安排他们从事行政和军事工作，当行政官员或军官。而庶民地主家庭子弟则和其他农家子弟一样，要通过文武科举考试，才能被国家录用。

注3：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1960年4月10日通过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中提出：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十二年内，粮食每亩平均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段）以北地区，由一九五五年的一百五十多斤增加到四百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一九五五年的二百零八斤增加到五百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一九五五年的四百斤增加到八百斤。1965年全国学大寨运动中，蓟县的奋斗目标是：粮食亩产五百斤，棉花亩产八十斤，油料作物（大豆、花生）亩产二百斤，由此可见解放前华北地区的粮食产量是很低的。

注4：大罗，罗筛的一种，蓟县人对筛白面和豆面的罗俗称“大罗”，对筛玉米面、高粱面的罗俗称“蚂蚁罗”。“大罗”的罗底网眼细小，只能插进头发丝，罗下面筛出的粉末细腻，但是罗里面产生的麸皮较多，出面率低，老百姓家很少使用。“蚂蚁罗”的罗底网眼较大，可以钻进蚂蚁，筛出的粉末粗糙。过去，富贵人家吃的玉米面、小米面、糜子面都是大罗筛的，掺加豆面、小米面蒸小窝头比白面馒头要好吃，就是所谓的粗粮细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