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3 农村常态

回到家乡，第一个让高云高兴的事，就是他的日工分值增加了:原来一天四分，现在是八分(和女成年劳力一样高)。这样妈妈就可以不用那么累的赶了。

第二个高兴的事，是先后和两个哥哥和解了。

大哥的事是干姐搭的桥，妈想想高峰也没有几年了，孩子毕竟是自己的孩子，也就同意了。

和二哥的和解就有点偶然了。那天二哥去大哥家，后来在麦场里（后来是牛院）骑车子转圈玩（那时人们对自行车还是比较有兴趣的），一群人不停地往后衣架上坐上去再下来。高云看着，一时兴起就也坐了上去。

高云们回来的正是时候。

龙村小学原来的校址就在关帝庙里，现在由于学生人数的迅速增加，庙里的房屋和活动场地已经容纳不下。经过龙村大队领导商量，决定建立新校，新校址就选在位于龙村中央的六队水磨处。

除了校舍不够用，教师也不足，急需增加新教师。

本村这一年回来的高中毕业生一共有六人。除了高云外，其余五个人都到学校任教了，唯有高云还在生产队里从事农活。高云也不在意，不管在哪里，只要能挣工分就行。

周末队里的社员们都在地里除草。唐娇走过来，小声问：“高云，人家都去学校教学了，你怎么没去？”

“没人说让去啊。”高云轻描淡写的回了一句，心里也没在意。

晚上，唐娇问她爸爸：“爸爸，我想不通。”

“哦？你啥想不通？”

“咱村今年高中是回来六个人不是？”

“是啊。咋了？”

“六个人五个人都去学校教学了，高云程度还高，咋高云没有去？”

“孩子家知道啥？”回头笑笑说：“人家都去说，他家没人说呀！”（唐娇的爸爸是大队的会计，在班子的）。

第二天，唐娇急忙对高云说了她问爸爸的情况。最后说：“要不，你也去说说？”

高云笑着摇了摇头。他知道，父亲不在了，母亲一个农家妇女，没有“脸气”。没有去说，就是去说也不行。自己就是这个命，安心干农活就是了。好在自己现在浑身都是劲，干活有什么怕的？！

当时生产队里干活，大多数人都是磨洋工，只要出工，随着大家就可以。虽然早出晚归，看着忙的不像，大多是出工不出力，目的不是效益，而是工分。就拿上午说吧，八点去地，八点半能晃着走到地已经不错了。干到十点左右，中间要“歇晌”，一般要三四十分钟，等着吸烟的过透了瘾，闲聊的告了一个段落，才结束。这时，做饭的妇女就该回去做饭了。剩下的人再干个把小时就收工了。

还有的，上工一会，就说要去厕所，远远地溜去了。那时田地里草少、树木也少，想找个遮身子的地方也的确不容易。当然，这是客观事实也是最好的借口。社员们的顺口溜说得理直气壮：“管天管地，管不住拉屎放屁！”队长有时候也训总是去厕所的人，去的时间太长，可也制止不了。

大家都消极怠工，在“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的氛围下，在“队长有权，会计有钱，撑死保管，饿死社员”的干群关系下，农民不仅没有劳动的积极性，也不知道使用化肥，不懂得科学种田，农作物增产大概率是不可能事件。

加上天旱，小麦产量低，平均每人就那么二三十斤。秋季红薯栽不上，直到下透了雨，再去栽红薯。因为干旱，更因为怕出力，有人总结出了“干拉泥”栽红薯的方法。就是用多半桶水，里面加些土，搅拌成稀泥状，把整把红薯秧的根，放在稀泥里沾一下，然后直接埋到红薯垅里。

这个技术，很快就得到了推广。这样栽的红薯会不会成活？只有天知道。死了，再补啊！还可以挣工分呀。

到了秋末收红薯的季节。部分女社员在前面割红薯秧，男劳力们刨红薯，后面力量弱点的女社员捡红薯，堆成堆。都刨完了，劳力们开始用大篮子大杆秤过称，一百斤一堆，有人把每一堆都按顺序编上号。等知道了总产量，会计开始算账，算出每一家应该分多少斤，再按去零取整的方法，看各家各户分别可以分几堆。如果有剩余，就从各家的零数中从高到低排。如果不够，就按总的应分数从最低的开始去。直到和总堆数对住为止。至于谁家分的与应分斤数相错多少，记下来，到季末找补。

在会计算账的时间里，大家就在那里，拉家常，跑着玩了，疯着唱了，随心所欲。

会计算好账，大家抓阄，排顺序。队长、会计还有其他队里的干部开始查堆分红薯。一般这时，天也快黑了，干部在前面跑着查堆，社员们紧跟在后面认堆。前面走得快（赶时间），后面老人、妇女、小孩赶不上，就喘着、喊着、哭着、骂着、叫着、吵着，成了一个大合唱。

等分完红薯，大家也就静了下来。平地的是要切成薯片的，一个家里，大人用“刨子”切，小孩或家人递红薯，还得有人把薯片摆开来。大家一忙，也不吵了，不闹了，孩子哭会，大人顾不上搭理就也不哭了。

如果是坡地，就要忙着拉回家，下窖，作为自家几个月的口粮。从山坡上到村里，一路上灯笼火把，大家急急地走着，彼此招呼着。

六组黑峪沟的地，红薯都是用“干拉泥”的方法下的秧，刨红薯的时候，大家刨着刨着就不刨了。因为一窝红薯，好的有核桃那么大两块，差的会有两颗大枣大小。都感觉用那么大的力气去刨，太不划算了。

吃饭的时候，是村里最热闹的时候。无论冬夏，无论早饭、晚饭，大家在家里盛了饭，就端着饭碗跑到大门外，随便找个地方蹲下。出来早的坐在门口，出来晚的没地方坐，就上到门口两旁，堆积的农家肥粪堆上。有的坐，有的站，还有的走着吃着，游着游着饭就吃完了。

大家聚在一起，就有无数的话题，有出门的见闻，有古时候的典故，有坊间奇闻，有时政见解，有各种笑话，饭场里说笑声此伏彼起，有的和声细语拉家常，有的眉飞色舞讲故事，有的高谈阔论谈见解，有的脸红脖子粗的争是非，争得面红耳赤……

那时候，家里没有手机、电视等娱乐消闲的设施物品，街坊就是交际的场所，饭场就是获取和发布信息的最好平台。

安浩和安云为了一件事情发表着各自的看法，说着，说着，两个人都进入了角色，两个人互不相让，讨论变成了争吵，争吵升级成了打闹。安浩手一抖，饭就泼出去了。安云脸上、身上都是饭，大怒，摔了碗，要冲上去拼命。大家急忙分别拉住了两个人，慌忙给安云擦饭。都过来劝，年长的指责他们不懂事，扯几句闲话，何苦闹成这样？

两个人板着个脸，谁也不搭理谁，过了三几天，在饭场里聊着聊着就好了。

龙村的地方戏是越调戏。说起龙村的越调戏，可老出名了。方圆几十里的人都知道，一说唱戏，四里八堡的人，唱的，看的，凑热闹的，推小车的，挑货郎担子的都来了。

“哎！王哥，去关庙吗？”

“是呀。好久不见了，去哪鬼混了。”

“胡扯，咱老李可是正经人。哪像你，黑底半夜敲寡妇门。”

“哈哈……哈”两人都大笑起来，不就是取个乐子嘛。

“听说黑蛋、银毛都来唱戏了。”

“我也听说了。”

……

龙村的居户就也忙了起来，早早地把儿女们派出去，叫(邀请)亲戚们来看戏。家里更是要做好准备，吃的啊，住的啊。

西庙的铜鼓社，也拉出来了，雄壮而有节凑的旋律，吸引了好多人，争宠似的，展示出排山倒海的气势。队里也不上工了，学校也放学了，一派热闹的节日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