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调频台的编制下来之后，方笑伟的电话陡然增多了，到他家拜访他的亲友也陡然多了起来。无论是电话还是拜访，目的都是共同的，就是想通过方笑伟在调频台安排人。并且，他们还向方笑伟暗暗承诺，事情办成了，一定不会亏待他的。其中还有个搞建筑的左老板，只是彼此认识，却从未打过交道，这次他也求上门来，直接给方笑伟送来了五万元的现款，说自己的孩子刚刚大专毕业，想进都市调频台。他说别的单位想安排也能安排进去，主要是他的孩子太爱记者这个职业了，他只好厚着脸皮来拜访方台长。方笑伟自然不敢收这五万元现款。现在“八”字还没一撇，收了人家的礼岂不是自找残废？可是，这位姓左的老板死活不肯将钱收回，他说就算是押金，我先押到你这里总行吧。你需要请客送礼，你尽管花去，花完了，事情能办成固然好，办不成我也不怨你，剩下多少你再给我退多少不就得了？

面对这种貌似憨厚老实、实则狡黠无比的农民企业家，方笑伟真不知该怎么办，但那五万元钱，却实实在在地诱人，面对这样的诱惑，他无法硬起来，他怕太硬了，便会失去这一财路。如果让他把钱留下，他又觉得烫手。他好说歹说，答应为他办事，说办成了再收他的礼。左老板这才收起钱。

凡此种种，方笑伟完全可以理解。近年来，市上没有一个像样的企业招过工，大中专生一茬一茬地毕业了，面对越来越庞大的待业大军，家长和待业者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就业问题几乎成了全国各个城市的普遍矛盾。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调频台要增加二十五个编制，这无疑成了银都待业大军的家长们的热门话题，每个人都在最大限度地调动着自己的能量，调动着各自的社会关系，都想使自己的孩子成为这二十五个名额中的一员。

这就形成了一种不规则的竞争，竞争已不再是待业者之间的竞争，而是待业者的家庭实力之间的竞争。有的家长算过一笔账，投资三五万，能为孩子解决一个好单位、好工作，也值，工作三五年就可以把投资款收回，三五年之后的所得就等于是纯利润了，一辈子工作四十年，年年有收入，老了退休了，照样还有保障，这比投资做生意的保障系数大得多。正因为有这么多聪明的家长，这些家长又会算这么聪明的账，才使某些当权者越来越放弃了用人的标准，使我们一些机构中的人员素质越来越低。

方笑伟虽说没有参与过这样的竞争和交换，但对个中的内幕却了若指掌。正因为如此，他才不惜采取各种手段把这个用人的权力争到手。

现在，一切障碍都被他排除了，胡扬被排除了，桑学文也被排除了，田振军已经到了无法不依赖他的地步。由此他想，如果田振军能将调频台的权力统统交与我，倒也罢了，倘若他还在犹犹豫豫，必要时，可以将他一军，明确地告诉他，如果你还不信任我，我只能说我们没有缘，我可以主动让贤，你好用你信任的人。

当然，这样的摊牌，只能是下下策。事情不到万不得已时，他是绝不会亮出此牌的。

这是方笑伟的一个习惯，每要策划一件大事，或者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他总要在脑海里反复地酝酿、筹谋，不仅要拿出两套以上的方案，而且，每一套方案都要分解成若干个递进的层次，然后择优实施。他很想尽快地与田振军进行一次和谐的沟通，尽快地把调频台的新班子建立起来，然后再按他的意愿物色人。他觉得桃子熟了，该摘的时候就必须摘，你不摘，别人就会算计。然而，为了使成功系数更大一些，他要以静制动，要以守为攻，要沉住气，尽量表现出一种冷静，迫使田振军来找他，这样，他就占了主动，他就好按他的计划牵着田振军的鼻子走。

这个时刻终于来了。他接到田振军的电话后，大大地饮了一口茶水，然后就将案头上的一包黑兰州香烟装在了口袋里，才向田振军的办公室走去。

果然，田振军终于向他讲出了他所企盼的事。

他略作沉思，才说：“我觉得应该尽快把调频台的新班子组建起来。你没来之前，调频台由我负责筹建和统管，胡扬具体负责日常事务。现在你上任了，调频台的编制也批下来了，应该明确责任，也好调动基层的工作积极性。”他说到这里，有意停了一下，他看到田振军点了点头。按日常的经验，点头就是表示赞同。方笑伟想，只要他表示赞同，今天就可以把人选敲定下来，也可以给马洁一个满意的答复了。在此之前，马洁的枕头风几乎吹得他耳朵快起老茧了，但是，他还必须忍耐着，因为他在享受她的身体，享受她提供给他的种种女性的温柔，和她的各种表演性的服务。他没有理由不让她说，更没有理由朝她发火。尽管这种枕头风在关键时刻吹来的时候，会极大地败坏他的兴致，甚至会使他感到愤怒，但是，当这种愤怒和着那个时段的快感刹那间消失殆尽之后，复归平静的他觉得她的要求并没有什么过分的地方，不就是调频台的副台长嘛，不就是在关键时刻替她说两句嘛，这有啥不能容忍的。这样想开的时候，他便像哄小孩似的哄着她说，你放心，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保证给你操作成功就是了。有时，他也逗着她玩儿，问她是怎么向田振军下钩的？她就笑打着他说难听死了，什么叫下钩，不就是按你的意思请他吃了一顿饭吗？末了方笑伟说，他是不是对你有了那种意思？马洁说有也是有贼心没贼胆。方笑伟的心里就好一阵不平顺，他知道男人一旦有了贼心，那贼胆也会慢慢大起来的。由此他便断定马洁的障碍是排除了，隐患却也从此埋下了。

此刻，当他刹那间想起这些时，心头倏然间滑过一丝不快，不过，很快他又恢复了常态。接着他又说了第二点。他说：“至于那二十五名正式职工考评调转问题，我觉得应该交给调频台决定，因为它作为一级法人，作为一个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独立运营的单位，完全有独立的用人权、经营权。电台在宏观上加以管理、监督，但没必要参与到具体事务中。”

方笑伟看到田振军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便想他可能不同意。

田振军听完便想，你方笑伟想得倒美，你把这二十五个用人权统统霸占了去，我这个一把手怎么办？我给王金成答应下来的事儿怎么办？于是说：“先一项一项地议一议怎么样？先把班子成员敲定下来，别的事以后再说。”

方笑伟一听就明白，他是想控制那二十五个人的人事权，心里虽然不快，但还是打着哈哈说：“行，这样也好。你是班长，这个意见应该是以你为主，你先拿主意吧。”

田振军笑了一下，觉得心里很舒服，只要你承认以我为主就行，至于谁先拿意见倒在其次，就说：“你对台上的情况比较熟悉，你先说吧。”

方笑伟想你让我说我就说：“我看马洁倒是个人选。这个同志工作能力、业务能力都比较强，最大的优点是能广泛团结，顾全大局，尊重领导。我觉得她比较适合，提上来让她干去算了。”

田振军点了点头说：“把马洁提上来我也同意，她担任副台长，那么，台长让谁干？是你兼任还是让胡扬干？”其实，田振军对这件事儿也拿不准。曾征求过大家的意见，大家都说胡扬是个干事业的人，尤其像调频台这样自收自支的单位，就得放一个像他这样的人。况且，调频台本来就他一手创办的，他当台长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自从那次谈话之后，他对胡扬这种顶撞上级的做法又非常反感。再说，方笑伟也想兼台长，如果让胡扬当了台长，势必会得罪方笑伟。他只好把球踢给方笑伟，看他如何反应。

方笑伟早就给胡扬琢磨了一个去处。他很清楚，自从田振军找胡扬做思想工作谈崩之后，田振军对此人就失去了兴趣，只要他稍加运作，或者从中挑拨上几句，就会把胡扬轻而易举地推出调频台。这时候，他就觉得机会到了，便不紧不慢地说：“这个人，说能力吧，也有些，说工作魄力吧，也还行。应该说，让他当调频台台长不存在什么问题。可就是毛病多，好自以为是，过去是，现在也是。他根本不把领导放在眼里，对我是这样，我看对你也不够尊重。这样的同志，我们怎么敢用呀？”

田振军也是这么想的，便有点不谋而合地笑着说：“调频台不用他，还得给他另外安排一个合适的岗位。”

方笑伟说：“其实，我们过去就议过，想设立一个信访部。群众来信来访的很多，搞得楼上乱糟糟的，有一个部室专门负责接待，会更好些。我觉得我们就设立个群访部，让胡扬当群访部的主任算了。”

田振军想了想，才慢慢地点着头说：“这样安排也可以，就怕他不愿意接受。”

方笑伟说：“他有什么不愿意的？等党组会决定后下个文儿，他愿意也得愿意不愿意也得愿意，也犯不着再找他谈心，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难道他不懂？”

田振军笑了一下，觉得方笑伟果真是个人物。就说：“那你就把调频台的台长兼任上吧！你看怎样？”

方笑伟暗暗欢喜，便说：“要是你信任我，我就暂时兼上算了，等以后调频台发展壮大了，看谁适合就交给谁。”

田振军说：“我肯定信任你，不信任你让我去信任谁呀？你兼上也免得我老是提心吊胆的怕出问题。”

方笑伟高兴地说：“好，田台这么信任我，我一定要让你放心，让你满意。”刚要笑出声时猛提醒自己，千万不能笑出得意的声音来，随即便改成了哈哈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