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调离的原因。王志平很是悲愤地给赵政策讲述了他所遇到的一个又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怪圈。

“我和爱人家都在外地，结婚后还是各自住单位的集体宿舍。为了能有一间洞房，我们向分房委员会递上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经过种种艰难曲折，大约经过了一年的时间，最后才以探亲的名义，借给我们一间住房，并限住一个月。房子窄小破旧，倒也凑合了，但没有暖气。为了取暖，我们只好买煤生火。这下，问题来了，买煤要煤证，办煤证要户口本，上户口要住房卡，而借助的房子是没有房卡的。转了一大圈，我们两才发现，这是一个死循环。要跳出这个怪圈，只有两条路，或者忍寒受冻，或者回集体宿舍。一气之下。我们交出了那把倒霉的钥匙，放弃了这次努力争取来的周年蜜月。”

去年，王志平的爱人要临产了，需要一个坐月子的空间。万般无奈，王志平找到系里，希望能借间房。

“系里很同意我的处境，却又房无一间，只好让我去找主管副校长。校长告诉我，房子的事情要找分房委员会。我找到分房委员会，答复是，借房子这类具体事情，要找房管科。当我找到房管科，你猜人家说什么？我们只接待单位，不对个人。你回去写个报告给系里，让他们出面联系。嘿，你瞧了没有，我跑了一大圈，脚都跑疼了，又转回系里，又一次陷入了死循环。”王志平说得眼圈红红的，让赵政策禁不住摸了摸有些发酸的小腿。

死循环让王志平感到绝望，他决心不在这个怪圈里消耗精力了。于是，王志平递交了请调报告。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又陷入了新的死循环。

在办理调离手续时，王志平被告知，必须把现在住的集体宿舍腾出来，才能给他办理调离手续。否则不予盖章放行。而对方单位规定，必须在报道之后，才能解决住房。

如此以来，王志平必须在调走与报道的过程中，找到一个能暂时栖身的空间。

“可是，我不正是因为缺少这个空间才调动工作的吗？”王志平对接连不断的怪圈迷惑不已，更悲愤不已。

接下来的调查中，赵政策了解到，在北方大学，像王志平这样在死循环中痛苦挣扎的人，并不止一个。

死循环磨掉了很多人的热情与希望，浪费了多少人的才华与精力！在调查的过程中，赵政策也为之动容。

而在初级干部当中，不止一个系主任对赵政策说：“为了把教育质量搞上去，我们很想引进一些人才。但是想归想，我们却没有进人的权力，根本办不成。当然，各个部门也有他们的困难，可学校不是要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吗？”

学校的管理体制有问题，学生们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为了改善大学生们的住宿条件，扩大招生名额。学五楼在人们急切的盼望中，终于在暑假里完工了。

然而，落成归落成，新楼却不能使用。

原来，人们发现，各个房间的门一旦被锁上，就再难以打开。外面的人进不去，里面的人也别想出来，还真是一座围城。

另外，新楼厕所的大便冲水器都有毛病，需要重新更换。

这些问题该由谁来解决呢？过去，这都是总务处的事情。学校后勤方面的事情，统统由他们负责。不过，今非昔比了。

如今，在总务长的领导下，与总务处平级的单位就有**个之多。有权管房子的，就有四个处级单位：基建委员会办公室，基建处，修建处，校产办公室。

面对新楼的问题，基建处说，我们只负责建房子，维修是修建处的事情。修建处的人说，我们的任务是维修旧房，这种无人住过的新房，不在维修之列。

各方互不相让，最后还是经过老校长的调停，由修建处把门锁，冲水器全部更换。修理了一遍。当然，增加了五千多元的开支。

不管怎么样，学五楼的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可并不是所有的楼房都有学五楼那样幸运。

电教楼附设的一栋三层楼，建成后才发发现，全楼上下竟没有一个厕所。人们必须从三楼跑下来，拐进另一座楼中去方便。

楼内人员强烈呼吁，起码在一楼给建一个厕所。这毫无疑问又是一个需要分清权责的大是大非问题。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不肯出面解决。

而赵政策经过实地勘察，确实发现该楼已经使用一年有余，而厕所问题仍然在扯皮当中。

只是苦了那些楼内的工作人员，只好继续忍受着老大的不方便，去它楼寻求“方便”。

赵政策禁不住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帕金森，是个英国人。帕金森曾经通过考察英国官僚政体，总结出一条定律：打量膨胀的官员和机构，是会彼此之间制造出工作来的。

也许，这个并非虚构的故事，就是对这条定律所作的中国式的注解？

据老校长介绍，北方大学现在有在职处级干部三百余人，至于科级单位和科级干部的数字，不只是老校长不清楚。常务副校长他们几个校领导都摇头表示不清楚。

赵政策只能是这么理解：这些数字大大超出了上级规定的编制，所以必须保密吧。

以赵政策的身份，自然只能相信学校领导的说明。除个别存在的因人设事的问题，大多数行政机构的产生，是出于更好地保证教学和科研工作顺利进行的良好愿望。

但是，同时，赵政策的心里有很清楚，行政管理的客观运行机制，却不是以这种良好的愿望为转移。权力系统是庞大的，权力本身也很强大，但这种权力已经不是服务于教学科研这个中心。而是异化为凌驾于科研之外，之上的力量，人们要为它的存在而奔忙工作。

一些学校的高层领导也道出了他们的心声。

中文系主任谢自立：“听起来我是一个系主任，可实际上，我不过是一个大干事。今天这个部门要求填报表，明天那个部门要你去汇报。什么伙食节电，园林绿化，房屋分配，计划生育，什么都要求系里主要负责人来管，哪里还有精力去抓教育？”

副教务处长纪宝成：“教研室主任按理说都应该是本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担任，可现在许多系都安排年轻人干了。原因很简单，干这个差事真正研究学问的时间并不多，却经常得干跑腿的活，日常杂事也应付不完，谁愿意干？法律系有两位三十多岁的副主任，干了一年硬是不愿意干了。他们跟我半开玩笑地说，谁要是把我们给撤了，我们给他磕三十六个响头。”

主持工作的副校长黄达：“人称我们八个正副校长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其实，我们八仙连开个会碰头都很难。每个人都有一滩事，真得靠各显其能了。我当系主任的时候，还能抽出一半的精力考虑教学和科研的事情。可当了副校长后，把全部精力都用来处理行政事务了，可还是不够用。”

面对着白发斑斑的老校长，赵政策一针见血地说道：“校长，学校里任何一个单位都有二三十个单位去管，这样的事情能办好吗？肯定要闹官僚主义。因为这个体制，这个机构，这个架势，就要闹官僚主义。”

“是啊。”老校长点了点头，表示认可，“我们这些管理部门究竟是为教学科研单位服务，还是给教学研究单位设置障碍，还真是个问题。一号首长说过，管理就是服务。可实际上，我们并不是这样，管理不是服务。而是让基层为我们服务。

对于庞大的行政机构运转的结果，赵政策自然胸中有数，一语中的！

而赵政策更关心的是，在北方大学里，究竟谁在办教育？

为此，赵政策专门走访了工经系的系主任施礼明。工经系在北方大学，被认为是教育改革走在前列的系。

可系主任施礼明和赵政策聊起来，却是满腹苦涩：“我们和学校职能部门的直接联系，就是教务和研究生院。他们管的就是学生考试量的控制，教师工作量的计算这些硬件。学生招进来，分出去，他们就算完成了任务。至于教学计划，教材编写，课程安排以及课讲的好坏，学生水平如何，社会是否需要等等，是没有人来我你的。现在办教育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教师的良知和觉悟。为什么出现有什么交换四开什么课，开什么专业就招什么生的现象？因为只要你不找上边要钱，要物，那么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不会有人来干涉你。现在是教师办教育，系主任办教育，学校在办什么？我们不了解，今年初开系主任会议，传达本学期工作任务，十项任务中涉及教学和科研的仅仅只有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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