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旦巅峰时期当过我省首富，2010年被通缉。二旦创业初期，是跟着我哥混的，两人合伙包火车皮运煤。那时二旦没房子，借住在我们家一年多，对他我们是知根知底。

二旦的爷爷是个早年丧偶的老农民，他二爷爷厉害，是四野的上将，解放后在铁道部当高官。二旦的太爷死得早，二爷爷把亲哥哥当父亲看，几次三番要把大哥接到北京养老，二旦的爷爷坚决不去，怕给弟弟添麻烦。

二爷爷做不了大哥的主，只好拼命给二旦家汇钱汇物，想方设法让哥哥在老家的日子好过些。靠着北京大干部亲戚的支援，五十年代初期，二旦家成了村里的首富，也是区、县、乡各级领导重点关照的特殊家庭。可惜二旦的母亲是个糊涂的农村妇女，搞不清楚利害关系，对老公公不孝敬，伺候得不到位。

六十年代初，二爷爷来我省视察工作，看到大哥住的窑洞藏污纳垢，穿的破破烂烂，忍不下去了，狠狠地训了二旦妈一顿。临了，二爷爷放话了，自己要在省内视察一个月，等工作结束了，就带二旦的爷爷和二旦去北京。当时二旦五六岁，也明白点事了，听说二爷爷要带他去北京念书，兴奋得撞墙。

一个月后，二爷爷回来了，等待他的是一个晴天霹雳。他的大哥，二旦的爷爷突然死了！

怎么死的？不知道，早上敲不开门，拿板凳砸开进去看时，已经没气了。

尸体呢？已经埋了。

为什么不告诉二爷呢？不知道去哪儿找你，反正已经死了。

二爷爷怎么能相信这种解释，一个月前好端端的大哥，无缘无故地死掉了？想到一个月前，自己曾怒骂二旦妈不孝，最合理的怀疑是二旦妈去找老人滋事吵架，老人被活活气死，为掩人耳目，二旦父母将老父亲草草掩埋。

二旦后来曾无数次回忆爷爷去世前后的细节，他觉得爷爷死得突然，但不蹊跷，外人很难相信，但爷爷的死真跟母亲关系不大。

在大哥的墓前，二爷爷气晕死过去，从此和二旦全家恩断义绝，二旦不得不继续做农村孩子。

和二爷爷断交后，二旦家的日子过得就比较潦草了，受“文革”影响，二旦书也没念成，初中没读完就务农了。二旦不甘心啊，他本是京城铁道部副部长的亲侄孙啊，长得一表人才，怎么能当农民呢。种了两年高粱地后，听说县里煤矿招工，二旦就去了。

农民苦，靠天吃饭，好一年坏两年，一辈子翻不了身。矿工也不轻松，尤其当时设备简陋，矿难频发，死亡率很高，下井挖煤，是离阎王殿很近的工作。八十年代初，二旦再不想干矿工了，在县城当起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混子，当时叫“待业青年”。

二旦打架稀松，但比较有脑子，像穿着假警服冒充警察在公路上收罚款，二旦可能是全省最早干这行的，算是我省假警察们的祖师爷。被真警察抓了两次后，二旦决定继续转型，因为派出所打人往死里打，实在扛不住。

二旦长的精神，被一个开饭店的寡妇看上了，两人同居了两年，二旦实在下不了决心娶一寡妇，被扫地出门。

二旦六岁到三十岁之间的人生充满了连绵不断的低潮，苦情得一塌糊涂。在待业青年向中年光棍的过渡期，我哥出现了，我哥当时开辆东风大卡车拉煤，认识二旦后，就让二旦跟着他跑长途。跑了一年多，有了资本，两人就开始包火车皮运煤，迅速发了财。之后，二旦就和我哥分开了，各干各的。

告别贫穷之后，二旦的人生赢来了一个又一个的。1993年，二旦的煤焦铁路运输生意做到全省最大，买了两个储量很大的矿，并被授予五一劳动奖章，很风光。

二旦人长得体面，心地不咋样。他对当官的很尊敬，出手相当大方。但他对同行，对下面的人就很黑，结账非常不爽快，发工资异常克扣，谁要把他催不耐烦了，还老动用黑道收拾人家。大家对二旦的评价非常差，人家根生的玩法多高级啊，被他坑了无话可说，二旦实在比较下作，爱玩阴的。

看二旦过于热衷结交权贵，我哥曾好心劝过他，没必要在官场上扎得太深，没必要认识太多的领导，不是怕花钱，而是万一哪个领导栽了，你不得跟着陷进去。这很不值得，生意是一辈子的事，跟政治粘得太近，增加不必要的风险。

二旦认为我哥说的有道理，但不符合国情，等于没道理。二旦说，做大得靠综合实力强，现在官道、商道、黑道，我道道走得通，大哥你胆子太小，再过几年，我就该收购你了。

2002年，全省煤焦行业迎来了罕见的大牛市，二旦新建的机焦厂被列入全省重点调产计划，二旦抓住机会从银行拿了一大笔钱，开始筹建更大规模的焦化厂。

在省报的数次人物专访中，二旦已经成为全省煤老板们的杰出代表。他结交的领导朋友更多了，还严重地喜欢上参政议政。每次开人大会，二旦的提案厚得像本万言书，还一脸忧国忧民的样子。

二旦功成名就后，产生了从政的念头。他加入了某民主党派，打算曲线打入官场，想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当个副县长之类的官。在二旦紧锣密鼓筹备当官的节骨眼上，他的煤矿出事了，井下瓦斯爆炸，死了十几个工人。二旦动用各种关系才把这事盖住，当官的事自然再不敢想了。

为了安慰自己夭折的当官理想，二旦请了几个曾在仪仗队服过役的退伍军人当教官，在自己的工业园里培训出一支很正规的仪仗队。

那段时间，凡是有点档次的客人到他工业园，都会受到国家元首般的待遇，礼炮放21响，训练有素的仪仗队站在红地毯两侧，接受二旦和来客的检阅，阵势搞得很像新闻联播头条。

我有幸亲身体验了一遭，听着隆隆的礼炮声和军乐声，看着搞得跟真的似的仪仗队，感觉挺特别，我走在红地毯上，对二旦说，哥，你疯了吗，想当皇帝吗！

二旦笑笑，妈的，老子就是想过过官瘾。

二旦好交际，常免不了要陪高朋贵友去澳门赌博，后来就迷进去了。庄家知道二旦是省首富，开头就故意放开了让二旦赢，让二旦创造了连赢九千万的超级记录。正是这个记录，人大代表二旦有了“赌王”的威名。

二旦不傻，但在赌桌上变二了，真以为自己赌博有天赋，常爱说的一句话是，我妈怀我八个月头上还站街上卖烤红薯，全身冷，就手热，遗传给我了。狗屁遗传，赢九千万是有数的，输起来是没谱的，二旦在和澳门庄家的博弈中，输的惨不忍睹。

2005年之后，环保的门槛越来越高，焦化行业整体产能过剩，二旦的航母型焦化厂在吞了他数十亿投资后，陷入了赔钱的地步，并连累二旦的集团丧失了上市谈判的资格。雪上加霜的是，二旦还欠着澳门赌场近十个亿，吓得再不敢去澳门了。澳门赌场在省里有办事处，负责人是省城产的大流氓头子保平，见二旦有赖账的意思，保平隔三岔五就找二旦要钱。

二旦被要毛了，托了公安系统的朋友，把保平当作黑社会集团首犯给抓起来判了。这事在澳门赌博界引起不小的轰动，二旦敢公然挑衅赌场，等于是在公然挑衅澳门黑社会，不办他以后还怎么收账。

二旦害怕了，大陆公安能不能抵挡住澳门黑社会，这事可不好试试看。二旦于是找中间人跟澳门赌场说和，说自己正在卖煤矿，很快就可以还上赌债。赌场提出，赌债自然要还，如果要卖煤矿，就必须优先卖给赌场。

二旦无奈同意。经过一番谈判后，二旦把价值六十多亿的煤矿、焦化厂以不到三十亿的价格卖给赌场控制的一家香港上市公司。合同签了，钱也付清了。市政府突然出面宣称此次交易涉嫌违规，即刻作废。赌场傻了，再找二旦要钱时，发现二旦全家集体失踪了。

我们再没有了二旦的任何消息，只是知道澳门赌场在全球范围内找他。几周后，公安部门发布了对二旦的A级通缉令，罪名是二旦通过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巨额资金，涉嫌洗钱。

今年春节，一家慈善机构组织了二十几个离退休老部长看京剧，我是赞助人。

在活动现场，我意外地见到了二旦的二爷爷，八十几岁了，走路还不用拄拐。现场有对年轻夫妇找老头题词，老头拿着毛笔在宣纸上写了四个大字“不许离婚”。我想如果当年他把六岁的二旦带到北京，二旦的人生或许会多些阳光。

闲话：

首富可以一夜之间沦为逃犯，生动地警示我们，权力和财富都是暂时的，踏实和谨慎才是安身立命的根。

煤老板是高危行业，每一个同行的辉煌或失败，都是我们的活教材。从他们身上，我们逐渐地琢磨属于自己的人生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