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兴的经济学博士成就了他人生的辉煌，养成的娴熟抽象思维丰富了他的政治生涯，年纪轻轻使他能够放眼未来，可他眼前面对的复杂局势，促使他不得不深刻地反思一番，以便决定下步行动策略。

现在，张兴心里非常清楚，自己作为一个地方的最高官员，一举一动关系到许多人的命运，当然也会反馈影响到自己的命运。他也开始对一种思维逻辑发生了兴趣，这种思维逻辑的要点就是，只有保护好别人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他甚至联想到绯闻的价值，他已经习惯了对什么事情都用经济学的投入产出价值标准来衡量，绯闻的最大价值就在于能够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好奇心的满足又不必付出太多的辛劳。当他归结到这一点时，不得不为自己的同胞们感到遗憾，如此宝贵的好奇心，竟然浪费到发现和传播绯闻上来了。此刻的张兴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面对这样的集团，不得不估量自己的力量，他不可能推倒重来，也很难进行洗牌式的调整，相反，这样的集团正是他赖以生存和倚重的力量，何况，他自己就是这个集团的成员，他如果贸然对它发起挑战，不难想象，如果贸然行动最终毁灭的却是自己。他想到这里，不寒而栗。他想到吴为说的快速通过。只要不影响大局，只好听之任之，他把这样的支出，理解成隐形的改制开发建设成本，如同建国初期国家对资本家采取的赎买政策一样。他这样一想，心里不由得一阵轻松。最终，还是经济学的价值观帮助他摆脱了可能陷入的精神困境。

张兴回想起自己一个好同学的命运。这个同学下派到家乡的县当县长，这个人很认干很有魄力，为人刚正，政绩突出。口碑又好，不过三年就要改任提升为县委书记。他开始遇到送礼行贿的一概拒收，他是坐地户，就地提拔的干部，这样做伤害了一些亲友，说他六亲不认，连非常好的关系感谢他，也遭到拒绝，有些人说他不会变通，帮人家办完事。连正常感谢的也一概拒绝，说他不通人理，不信任人家，太认真，咬死理，以后谁还会找他办事。他被逼没法，也是这个变通的说法，启发了他，他想到贿款公用。从此别人求他办事，只要不出格的尽量办，送他的钱财一概照收无误，他一律捐献给希望工程。捐助贫困学生。他想，有一天就是被人举报了，也可以洗干净自己。不过，道德评价代替不了法律审判。后来。是他的秘书出了问题，检举揭发他受贿。秘书本来是个很机灵又很勤快的小伙子，很讨他喜欢。秘书家里有什么事情，只要他知道了就要出手帮助。后来，秘书发生了变化，变得有些贪得无厌，开始时县长也没当回事，睁一眼闭一只眼，秘书参与赌博嫖娼，钱也越来越紧张，就拿票子找县长签字报销了，发展到张口要钱。发展到这一步，才引起县长的警惕和重视，被县长一口拒绝了。没想到这个秘书居然要挟他，如果不给钱，他就去检察院检举他，还把事先写好的举报信送给他一份，说这是复印件。县长回到家中，他爱人看他愁眉不展的样子，关切地问他遇到了什么难心事。他说了秘书要钱的事情。他爱人说，现在正赶上书记走了，上边马上要来考核你，这个时候要被举报了，考核的事情肯定要后推，这个机会一错过，以后就会步步赶不上了。她这么一说，县长顿时紧张了，问她爱人，怎么办？她爱人说，你先问他要多少钱，如果钱不多，就可以给他。县长听了有道理，拿起手机就给他的秘书打电话，对方说要3万元。县长想也没想，就一口答应了，明天我给你。没想到，第二天在他的办公室看他拿出3万元，又变卦了，说不够，需要10万元，不给就检举。原来这个秘书养了个小姘，头天晚上两人在一起厮混，小姘听秘书说县长答应给3万元了，便埋怨他，他也后悔自己张口太小，这才出现了刚才的一幕。县长一听，勃然大怒道，你这是敲砸勒索。他马上打电话给公安局长。这个秘书很从容地说，恐怕你也得陪着我去。就这样，县长也站在了被告席上。秘书检举的是事实，县长拿出捐献清单，经过调查也是事实。秘书被判处敲砸勒索罪，县长也被判了3年缓刑4年。

出了这件事后，同学们之间也议论，对送礼行贿的行为怎么办，拒收容易伤人，上缴纪检委也要把送礼行贿的带出来，这不等于检举揭发人家了，有没有最好的办法，能不能设计出高明的办法？有人说，从法律角度来看只能是收钱不办事，当然不包括索贿，才不构成受贿罪，但是这样做，还是会得罪行贿人，挨送钱人的骂，所以只能是不收钱。有人又说，最好的办法是拒收。但是，如果拒收是最好的办法，大家又为什么都不用？或者拒收了却坚持不下去？

张兴想到，组织为了培养自己，先安排自己当了一位高层领导的秘书，自己下派时领导对自己语重心长地说道，看你是个好苗子，我要对你讲我的肺腑之言，当今职场，光想干事干出政绩还不行，要特别注意不伤人不树敌，办事要用程序，接触人尤其是身边的人更要注意保持距离，在任何职位上任职时间不宜过长。

张兴意识到自己不能停顿下来，要继续深入推进。他设想，如何才能尽可能干净一些干事。他想到领导对他说的程序，他立即安排有关部门，制定和完善有关事项的程序，涉及钱财的事项一定要公开，面向社会公示，用这样的办法把肮脏的幕后交易过滤掉。同时，等待新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