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长，你手下留情吧，我的肩快脱臼了！”

他象老鹰抓小鸡一样，把我放在椅子上一摁说：“你小子给我从实招来，你这半年来都去干吗了？”

我感到莫名其妙，现在脑子反应有点迟钝，难道他不知道我去干嘛了？不可能呀！

正在我摸不清头脑时，陈大哥解释说，让你汇报受伤和治疗全过程呢！

哦！那好吧，我把受伤后治疗，疗养，出院，旧伤复发，又住院治疗全过程讲了一遍。

他说：“你犯下了两个错，明白不明白。”

我犯错误了吗？好像没有吧！看来真的是脑子出了问题，怎么想都想不出来犯了什么错误。我望着陈大哥不解。

“第一，你头骨破裂，至少应该疗养半年以上，可你成天闹着出院。医生拿你没办法，只好让你出院。还没走到队上来，旧伤就复发了，又住院了。你像闹着玩似的，不听医生的话，你没看见菜挺贵后遗症有多可怕。我怕你提着菜刀来找我麻烦，所以让陈昌明带信给你，一定要治好了再出院。

第二，你半年不给家里写信，你爸都给队里写信来了。问怎么回事了！如果再不见信，就要来队里要人了，这不是给领导添麻烦吗！”

原来是这么回事呀。我接过他递过来的信，展开看了看。话不多，就是寻问怎么半年没见我写信，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如果再不见信，他们就要来工地。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我爸气挺足的，有点想笑，但又设身处地想，确实做得不对，我只好检讨。

“你有什么打算？”他问我。

我把医院假条递给他说:“想回家去休两个月工伤假。”

“回家休工伤假，铁路上规定不行。必须在工地休息，我没这个权利批假。如果硬要回家休息，只能休探亲假。现在抢工期，一律停止休假，你情况特殊，算个特例，可以批准。但只能你一个人走，我派不了护送的人。如果在路上出事了，我概不负责，你要给我写个保证书之后才批假”。他一本正经地对我说。

这又是一条坑人的条款，出了工伤休假，只能在本单位休，不能回到有利于康复疗养的家里去休息。我怎么觉得铁路上条条框框，全是不利于弱者这一方的霸王条款。而我每次都没逃脱被框住的命运！真是命运不济呀！

让我把工伤变成病假去休，我才没那么傻呢！不但经济受损失，而且牵涉到将来退休待遇问题。既然你们不讲理，那我就赖在队上慢慢休呗！看我不休得吓死你们！

“那金队长，月明现在身体还没完全恢复，让他天天傻坐在工棚里，别旧伤未好，新病又憋出来了。不是得不偿失吗？”陈大哥说。

他想都没想地说：“现在队上职工加民工有六百多人。热火朝天地在大干，有很多好人好事需要加以总结宣传。你暂时到工会帮忙，收集先进事迹，写成表扬稿，出出宣传栏。在喇叭上广播广播。为大干鼓鼓劲！算你正式上班行不行啊！”

我本来想赌气说不行，回想金队长对我受伤后的关怀，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心里还是有感激之情的。这条规定他只是执行者，并不是像郑舟那样故意为难人。

突然想起原老师让我多了解一些好人好事，这不正好吗！割草打兔子，一举两得。我满心欢喜地，脸上一副不情不愿的表情答应他的安排。

工班已经没床位了。队长让我搬到工会广播室暂时住下。广播室是会议室一侧隔出来的，可能只有四到五平方米。进门左手一张长条桌，上面放了一台电子管收放机和话筒，条桌那头有一小立柜。上面是一台留声机，几个隔断里放着各种唱片。从桌子到对面墙之间，置一个单人床扳后，中间只够一个人过路的宽度。如果要讲广播，连凳子都放不下。只能坐在床上讲话。

陈大哥去帮我把行李拿过来，我没什么太多东西。一个被包，一个纸箱，里面放了一套棉衣和几件单衣，往床底下一推，既隐蔽又不占地方。当个新线铁路工人阶级真利索。没有为财产所累的负担。

陈大哥开玩笑说，月明，这里虽然窄一点，要是谈个恋爱什么的，还是很方便的嘛！满意嘛！

“非常满意，可以享受一个特权，个人单独拥有一只电灯泡照明权，可以不受限制地开着灯看书了。”在集体宿舍是不能单独拉电线接灯泡的。到点都得统一熄灯。想看书门都没有。我象受到特别恩惠一样，心满意足，庆幸自己终于有块可以自由活动的小天地了！

陈大哥看我满足的样子，眼睛有点湿润了，借口说有事转身就走了。我知道他是在为我难过，可我真心感觉比住在工班里好多了。像住进了独幢别墅一样心满意足了。

开广播的任务自然由工会主席转移到我的头上来了。我按工会主席讲的播放要求写了个播放时间表贴在墙上。放前要先开机预热五分钟。早上六点先放起床号片子。再开始播放新闻。中午播半个小时。晚上播一个半小时。虽然每天只有五个多小时，但它缠住你是动弹不得的，想走远一点都脱不了身。俊杰几次打电话让我去。就是抽不开身。有些事在别人眼里看着轻松，自己一上手才知道分量有多重。

第108章 不识好人心

另一个任务也不轻，到每个班里去收集好人好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自编自写地把第一期宣传栏写出去了。我把其中两个比较突出的先进事迹写成新闻报道稿，送给原老师，经他点评修改后，寄给了铁路局报社。没想到其中一篇居然给报道了。当我拿着这张不大的报纸，在报道后面落款处，清晰地看见“本报读者汪月明供稿”几个铅印字时，激动得用掌在墙上猛击了一下。竹笆上的土沙沙地往下落。沙土下落的声音怎么那么的悦耳。扬起的尘灰是那样的好闻。这可是我的处女作啊。我要去买个大本子，把它剪下来，贴在本子里，留着记念。

“汪月明，汪月明，你给我出来！谁让你把我的名字写在报纸上的？我可不想让你踩在我肩膀上，得名得利！”

“朱尔成，先别嚷嚷，你听我给你解释好吗！”我劝他道。

“少跟我啰嗦！你得去报社把我名字拿掉，发出去的报纸全部收回来。不然到法院告你侵犯我名字权！”

“我问你，你是不是去把民工未点燃的炮补点了？”

“我是带班的，我不去谁去。”

“你本来已经撤退，听说有一炮没点，你返回去补点，才跑十多米第一炮就开始响了，碎石碎土满天飞，你身上也落了不少。对不对？”

“这是事实。”

“好，你的先进事迹我问过你没有？”

“问过，”

“有没有添油加醋，不合事实的情况？”

“没有。”

“我说过把你的先进事迹要宣传宣传，跟你说过没有？”

“说过，但你没说在报纸上宣传。”

“只要你同意了让我宣传，至于在那里宣传，那就是我的事了。何况往上报时，金组长签过字，队上盖了红朗朗的章子的。要找你去找队领导，找不着我。”

我心里好气，为他扬名扬声。居然恩将仇报。世界竟有这样不知好歹的人。

我突然想起来他跟朱尔东只差一个字。难道他们是堂兄弟？会不会又是朱尔东在兴风作浪。完全有可能。

“你和朱尔东是什么关系？”我问他。

他好像打了一惊张。“是什么关系你管不着。这件事你如果处理不好，我会扭住你费的！”说完就往外走。

我跑去问陈大哥，朱尔成跟朱尔东是什么关系？

“朱尔成是朱尔东亲叔叔的儿子，他找你扯皮的背后肯定是朱尔东在使坏。你赶快到金主任那儿去把事情汇报清楚。省得恶人先告状。”

“哦！我知道了，火烧芭蕉，心还是没死。他这是在给自己找垫背人，找出口。鼓动他人跟我闹事！他以为拿住了我的关节。我早防着呢！”

自从标语事件发生后，我紧开口，慢开言。做事之前想三遍。哪怕是表扬好人好事。把该做的工作提前做好了！他只能是自取其辱。更加暴露其丑陋本性！

人一旦良心不正了，看问题，做事情总是把邪道当正道来走。发臭的思想坏水像成熟的脓包一样，会情自动流露出来伤人的。想让他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除非是狗不吃屎，猫不吃鱼一样难。

回忆短短的人生，所遇见的一些人和事，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估计以后还会遇到更加残酷的事情。自己首先做到“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如果硬要与我过不去，那就只好“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没必要再卑躬屈膝地忍受不该忍受的气了！

我把与朱尔东的矛盾详细地给金主任汇报完毕。他说你去把朱尔成给我找来。我倒要看看他葫芦里到底是卖的什么药！

“我哪知道什么名字侵权，是朱尔东跟我说的，如果在报纸上被点名，没经过本人同意，是属于名誉侵权，让我去找汪月明要道歉，赔偿经济损失。”

朱尔成抖抖擞擞地把事情原委跟金主任讲后，金主任说：“朱尔成啊朱尔成，你脑子长在别人头上了。告诉你吧！本来我很看好你，干工作扎实，能吃苦耐劳，大胆又勇敢。让你去民工班当班长。没想到，连这么个简单事情都分不清好孬，别人唆使你一下，你就跳出来闹。你这么理不清事非，我没法重视你了，你好自为知吧！”

“那我该怎么办呀？”朱尔成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望着金主任。

“他把你的先进事迹传播出去了。这是别人求之不得的好事情，而你却反咬一口侵犯了你的名字权。如果这个样子维人的话，以后谁还敢惹你呀！

第一，给汪月明道歉；第二，他花费脑筋写出表扬你的事迹，你应该表示感谢；第三，彻底改正你这种人牵着不走，鬼使起你飞跑，没有正确的是非观念，没有正义的正确立场作法。希望你吸取教训。下不为例。”金主任说完朱尔成后又自言自语道：“看来对年青人进行正确人生观的教育，还是要经常进行。

后来我把报道重点放在民工队伍上。他们来帮助抢修铁路，我们只管吃住，没有工资的。带队的一般都是民兵连长。来的都是精悍力强的农村青年人。他们干活实在。在工人的指导下，被分配的任务都能很好地完成。有一段路堑，像修红旗渠那样，在悬岩绝壁上开一条路出来。民工们用粗壮的绳子梱在腰上，在悬岩峭壁上打眼放炮。那种顶着烈日，悬空挥锤，扶杆攀爬的英姿，可惜没有照相机。如果留下壮美的舜间，可以说获个什么“我为祖国绘美好河山”的奖都不困难。

金主任来到广播室对我说：“在全队生产劳动竞赛中，民兵女工班夺得了本月评比第一名。她们以百分之一百二十八的成绩超额完成本月生产任务。你去采访她们一下，把她们的先进事迹写一期专栏，进行广播，并且上报段里。”

我找到负责人李春桃了解情况时。第一眼让我大吃一惊。她说的一口四川话，其语调怎么有点像莎莎的声音？她不胖不瘦的中等个子和莎莎差不多。最要命的是她五官长得跟莎莎一模一样。水灵灵的大眼睛，放射出一种童稚雅光，善良和温柔之气活脱脱一个莎莎。世界上竟会有这种奇迹出现。难道她是莎莎走丢的姐姐或妹妹吗？我傻愣愣地站在那儿说不出话来。

她脸一红微笑着对我说：“汪同志，您找我有事吗？”她这一声汪同志，一下提醒我她不是莎莎，是民兵排长李春桃。

我想了解她们是怎样超额完成本月任务，夺得本月竞赛第一的事情。希望你详细介绍一下情况好吗。

她边讲我边记，记着记着我好像在听莎莎跟我说话一样，手停止在那儿忘作笔记了。我的眼开始模糊了，眼泪已经饱含在眼眶了。她看我表情不对劲，用手在我眼前晃动了一下。我正准备去抓她手，突然醒悟过来，她不是莎莎！立即缩回手，把头转向一边，擦掉眼泪，对她说声对不起，刚才走神了。你继续讲。

她惶恐不安地问我“汪同志，我哪里讲得不对，惹你生气了？”

“没有！讲得很好！”

“那你怎么流眼泪了？”

“是沙子进眼睛了。没事的。”

她接着说：“我们这些女娃子，全是从农村来的基干民兵。在家是好劳动力，能吃苦，都是经过挑选出来的，思想都比较过硬的，干起活来都很卖力。在劳动竞赛的活动中，都不甘落后，争先恐后，大家卯着劲地干，没想到还超额完成了指标，情况就是这样”。

我合上本子结束采访，跟她告别后走了两步又返回来问她：“春桃同志，你是哪里人呀？”

她眨巴眨巴眼睛，回答我“贵州潼梓县人。”

“怪不得跟我们说话是一样的，潼梓与四川是接壤的地方”。

“是的，我的家离四川只有二十多里路，我们说话腔调基本上是一样的，生活习惯也是一样的。经常去你们那边赶场，是一衣带水的关系。”

“你在四川有亲戚吗？”我问她。

“没有，据传我们的祖先是从四川搬到贵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