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灵变

杨得财能够承包马宏手中的工程，完全是因为他的堂弟杨顺才的关系，杨顺才也是和许卞山、郑东奎一起出资的基金会的股东。

杨得财和杨顺才是没有出五服的堂兄弟，杨得财是乡下人，名字还是按照家族的字辈给起的，其实他是应该叫做杨德才，是德才兼备的意思，乡下人没文化，也不讲究，同时也是迫切的想要摆脱贫困，有了钱财自然就不会再受穷了，所以平常人打趣他的名字，就按照得到钱财的意思来叫他了，久而久之，他也就认了，心想，这个名字好，吉利。

可不是嘛，他十六岁进城来打工，一开始就在建筑工地上提泥运砖，后来就磨练摔打成了技术工人，再后来就成了领工的技术员，再后来就成了包工的小老板儿。

杨得财现在虽然还是个一脸忠厚相的农民，但他可是比那些上班拿死工资的城里人要阔多了。现代社会，活得有没有尊严，腰包鼓不鼓说了算。杨得财感觉自己的命运，真是很有点儿从奴隶到将军的意思了。

其实，当代中国的所谓农民工，就是当代中国正真的无产阶级。这些人一离开家乡，走进陌生的大小城市，只有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够生存下去，在乡下的时候，这些人还是社会主义的新农民，有房有地有车——砖瓦房、承包地、自行车，但是一到了城市里，这些人就成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无产阶级了。不敢正视他们。只是含混地称其为“农民工”。这是那些自称在走马路的中国人所做的很奇淡的一件事。

好了，书归正传，还是让《资本论》在自由市场和政府管控与官僚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纵横捭阖之间自己去发挥自己的神奇魔力吧。

**的精灵在等待着爆发的时机。

话说那杨顺才，父母本都是旧社会里进城来讨吃食的穷苦人，解放了，也就落户做了城里人了。**好啊，一无所有的穷人，过得日子都不是日子。****一来，这些穷苦人就真的是都翻身得解放了。

杨顺才他爹进工厂当了工人，后来退休了，就由独生子杨顺才进厂接了班，这都是文革以后的事了。

改革开放，杨顺才就开始不安分了。用他爹的话说，这孩子忒不本分。

杨顺才说，本分，我要是个富贵人，我就整天守住自己花天酒地的本分。你让我改，我都不改。可我现在是个穷人啊，没钱，没地位，没身份，这就是我的本？我的分？我守它干什么呀？咱家也该改改风水换换门厅了，都说穷不过三代，这都几代穷光蛋了？还让我守本分，也像你一样窝囊一辈子？

他爹七老八十了，也的确是一辈子窝窝囊囊，到老了还要受自己儿子的教训，但想想，儿子的话也在理，但是他还是为儿子担心，不过他也实在是管不住自己的儿子了，也正是因为他的无能，才成就了杨顺才的一番事业，要是这窝窝囊囊的父亲在家中很有权威的话，那这杨顺才也就完了，太过于强势的父亲，是培养不出独立自主敢作敢为的儿子来的。

那年月，杨顺才是什么小生意都做。

起初他是趁着下班时间做。那个时候的中国人保守的很，有经济头脑的人要想赚钱，那就跟捡钱差不多。

杨顺才从批发市场上面买来些秋衣秋裤袜子之类的东西，在马路边的树上扯根绳子一挂，地上展开块布一铺，就算是开张了，一个月下来，挣得钱超过自己大半年的工资了。

两个月后，杨顺才就到厂子里面去办了个病休，也不知他是从哪弄来了张医院的诊断证明，说是自己得了乙型肝炎，还是什么大三阳，传染的厉害，为了自己同车间的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的生命健康考虑，他必须得病休了。

那时候的工厂里面，其实也就是几个当家作主的领导说了算，起初那几个官僚还不同意，杨顺才就买了些烟酒之类的东西，去了一趟车间主任家，去了一趟厂长家，他病休的事也就算是办成了。病休半年，这期间奖金没有了，工资照发。

这就是那个时候的领导们经过研究（烟酒）的结果。当然，这些过去的领导，要是说起来他们的人和事儿，也真是怪有些丢人的，但是和时下里索贿受贿动辄几百万几千万甚或多少个亿人民币的贪官污吏比起来，那时候的领导还是蛮可爱蛮幽默的嘛。

杨顺才心里憋不住的感到可笑，在背地里便骂道，他妈那笔，一群腌臜孙，我让恁吃我嘞屎喝我嘞尿，还啥**奖金嘞，哄他妈傻逼吧去一群傻逼！他马那笔

有学者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自从诞生以来就从来也没有壮大过，在旧社会帝、官、封三座大山的压迫下，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先天不足又后天失养。

其实这种理论是太过于片面和短见了。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是分等级的，官僚资产阶级就从来也没有先天不足过，更不存在后天失养的情况。不管是什么新旧中国，一个阶级的诞生，其本质属性总是相同的，就像是狗肚子里面就只能是生出狗来一样，而不会说是在旧社会里狗肚子里生出来的还是狗，一旦到了什么新社会了，狗肚子里面也就会生出来一只不咬人的羊了。

杨顺才作为新中国改革开放后诞生的第一代民间民族资产阶级，他就具有着和旧中国的民间民族资产阶级一样的特性。为什么这么绕嘴地说杨顺才是民间民族资产阶级呢？因为还有非民间的民族资产阶级存在呀，那可是手眼通天神通广大的一个阶级呀。

杨顺才这种中国的民间民族资产阶级，就具有着狡黠、世故、隐忍而又充满了愤恨的复杂情怀，他们这种人的起步，也真的是不太容易。

病休后，杨顺才继续摆摊儿做小买卖，但是，好景不长，也不知是他妈哪儿来的一班子龟孙，胳膊上带着个红袖章，开着小卡车，土匪一样的一见到他们这种摆地摊儿的人就跑过来抢他们的东西，杨顺才第一次见到这种阵势，感觉这些人就跟他小时候见过的“打办室”的人似的。

“打办室”全称是“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那是文革时候的新鲜事物了，是为配合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应运而生的。那年月，乡下农民进城来卖个炒花生，都跟电影里的**地下党秘密接头一样，一位农民大叔悄悄地凑近几个喝小酒的工人兄弟身边，干咳一声，低头细嗓地说道，要不要花生米儿？今天下午刚炒嘞。

杨顺才的家当全都被新型打办室的人（也就是如今“城管”的前身）给抢去了，他也是年轻气盛，和人家打了一架，确切的说，应该是他被那群人给臭揍了一顿，他也还手了。这场冲突，最后还是以杨顺才的落荒而逃而告终。

杨顺才跑到二道湾背街上的一个小教堂里，趴在水龙头上面洗干净了自己鼻孔里面流出来的血，望着落日残阳，心中又是落寞又是开心。落寞的是，这个世道可是真他妈的不好混啊；开心的是，自己也不算太吃亏，他当时捡起了一块半截子砖头，一下子就把为首的那家伙给开了瓢儿了。那年月，在中国的中小城市里面几乎到处都能够轻易地找到一块可以用作武器的青红砖半截头儿，而用砖头去热烈地碰撞敌人的脑袋，并碰出血来，就叫做开瓢儿。

杨顺才还有一点感到开心的是，那一堆秋衣秋裤，他早就想赶快脱手了，现在可好，一下子就全脱手了，还外带自己的那辆破永久加重二八自行车，那种车可是真皮实啊，带上个二三百斤重的东西都不带打晃儿的。

晚上，杨顺才也没敢回家，他打伤了公家的人，人家能和他善罢甘休吗？要是那些人再找到了他家里面去，那自己可就真是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一连一个多礼拜的时间，杨顺才都在同学、朋友和工厂同事的家中来回地住，也不和人家说真话，只说是怪想人家的，买点子小酒小菜，宾主落座一吃一喝，好歹也就过一夜。他去的可都是些光棍汉家，那些没办法让他留宿的人家，他可是不去的，想念那些人，可是只会让他白白地浪费钞票。

就在杨顺才躲在外面避难的时候，他就又发现商机了。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