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疯癫的母亲，一边是绝情的恋人，那段日子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我相信，没有足够的坚强和信念，很多人都很难挺过来。

这就是我之所以后来不轻易向人交心，身边没有所谓闺蜜的原因。在此之前，医生以及博士这些头衔在我心目中都是神圣的，医生是挽救生命的天使，博士是知识的集大成者，他们都是有修养值得尊敬的形象，但是我最尊敬的拯救生命的医生却为了一个小小的职称不惜以病人的生命为代价报复自己的竞争对手；我最崇敬的知识渊博的博士以及以为病人保密为职业操守的心理医生却像个八卦婆似的到处宣扬病人莫须有的隐私，这令我对人性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还有什么是可以相信的？”我在心里问自己。尽管我对医生极度失望，但我必须要治好妈妈的病。我奋斗的目标就是要替妈妈治好病，如果国内不行，我就再奋斗几年去国外，我已经失去爸爸了，我不能再没有妈妈。

在家乡的小城里已经没有希望了，我在网上查了查，找了几家号称国内知名的公立眼科大医院，打算带妈妈逐个去走访。妈妈不敢坐飞机，而且机场规定精神病人不能乘坐飞机，我只好带着她坐火车。我包了一间软卧车厢。一路上百感交集，回想起自己当年当学生时，经常买不到票要站着回家，一车厢的人熙熙攘攘，座位底下有打地铺的，过道里有躺着的，更有甚者，连行李架上都趴着人，最后被列车员发现硬是被拽了下来。那个情景好像就发生在昨天，还那么历历在目，转眼间，我都不敢相信自己可以不用去抢硬座过道了，软卧包厢将我隔离在嘈杂之外，从一个世界换到另一个世界，这时我第一次地感受到：有钱真好。

我和妈妈辗转千里来到x市后，找了一家快捷酒店下榻。有钱了，但钱要用在刀刃上。从表面上看，妈妈都很正常的样子，所以酒店的人并没有看出她有什么异样，不然不知会不会不让我们住。妈妈只是在跟别人说话时，才会发现她尽在说一些自己幻想的事情。但我认为当务之急还是先治好她的眼睛。

妈妈的眼睛从外表看和常人无异，但其实已经双目失明了，仅有微弱的光可让她辨认模糊的人影。我们在快捷酒店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4点多就爬起来赶去医院挂号。等我们到了x医院的挂号大厅时，那里已经排起了长龙。

医院七点开始挂号，我们差不多九点钟才排到号。我挂了一个专家号。然后上了三楼眼科。那里的等候大厅里已经没有座位了，我扶着妈妈到一个靠窗的台阶上，铺了些报纸坐下去。我看了看科室门口指示牌上列出的检查流程：先要验光、然后散瞳、做眼压测试，当然做这些检查前需要先去收费窗口缴费。妈妈一直都没有医保，我们只能自费。我从护士台上拿了常规检查的缴费单，又和妈妈去排队半个钟头缴完费。等我带着妈妈回来时，检查大厅里的人已经黑压压一片。

我看了一下，光验光的人就挤满了一屋子，反正妈妈啥都看不见了还验什么光，我就直接带她去排散瞳的队。等测试完眼压后，已经到了午饭时间，眼压测试结果正常。大部分病人都没有检查完，大家围坐在等候厅里，一些家属陆续出去打快餐回来吃，大厅里弥漫着盒饭的味道。医生们没有休息，焦急的病人挤满了接诊室。几个护士开始驱赶病人，双方发生了肢体冲突，突然，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用力挥舞拳头朝护士脑门上砸去。人群里传出惊叫声，其他护士赶紧张罗着叫保安。被打的女护士看来年纪也不小了，她用双手护着头，带着恼怒的语气和病人理论起来：“你怎么打人的？医生已经一个上午没有休息了，你要等他吃完午饭再过来怎么就不行了？医生也是人啊？我只是让你到外面等一会儿，先去吃个午饭再回来你怎么火气这么大啊？”

“要等到什么时候啊？我爸眼睛出血，已经等了一个上午了，我本来排在前面的，你们一会儿插进去一个，是不是熟人就可以先看，我们就得等着？”年轻人扯着嗓门愤怒地喊。这会儿，保安上来了，拦住愤怒的年轻人，他的父亲也走上来劝架。那个护士解释道：“他们不是插队，他们是有预约的，通过提前办理预约登记的病人是优先的。”

人群里传出阵阵抱怨声，护士在尽力地向大家解释着。我扶着妈妈挤过拥挤的人群下了楼，先吃了饭再说，已经等了十几年了 ，不在乎多等一时半会儿的。

妈妈像个小孩子一样跟着我到处走，她的双眼黯淡干涸、看不到光泽和神采，她对周围的一切都是默然的，对于这个陌生的大城市，也没有一点儿新鲜和喜悦感。我问她想吃什么，她说什么也不想吃，想回家睡觉。无奈，我最后带她去吃麦当劳，因为我自己实在也是一个没有太多生活常识、不太会享受的人，麦当劳是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最好的选择。

3、在下午将近4点的时候我们的号终于排到了。进入专家诊室，一位头发灰白的老专家正在和上一位病人——一个患青光眼的中老年妇女攀谈，那位病人仰着脸，由两位年轻人扶着坐在凳子上，她的两眼肿胀，不断有脓水从眼眶里渗出，只听她不断地呻吟，要求医生赶紧给她开药，“疼死我了，医生你给我多开几盒，我不想老往医院跑了，跑一回医院简直像脱一层皮。”老专家点着头，潦草地在处方签上写着处方，一边对她说：“先给你开三个月的药吧，现在青光眼全世界都治不好，只能帮你降低眼压，控制一下病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