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国拿起桌上的剪刀，把线头上绵软的尖头咔嚓剪掉，又继续小心翼翼地去穿针眼。这次线头很顺利地从眼里钻了进去，他立刻两个手指捏住，线头被从针眼的另一头长长的拉出来，他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他感觉自己的眼神大不如前了，这要放在过去，一秒钟的事情，现在却反反复复折腾这么久。好在管教并不来催促，这和他十几年前坐牢的时候大有区别。那时候，你的动作稍微慢一点，就说你消极怠工，免不了一顿训斥。要是拖慢了同组的进度，害得大家加班，回去后还要挨打。

现在的监狱比过去条件好了不知多少，管理上更严格，劳动和生活方面却人性化了很多。每天准时出工、准时吃饭，早上咸菜馒头，中午有肉，晚上素菜，管量管饱。牢里虽然还有牢头狱霸，还会欺凌弱小，但不会像过去那样动不动就打人了。

于建国是贩卖人体器官罪、故意伤害罪、诈骗罪、盗窃侮辱尸体罪，数罪并罚，加上本来就有案底，所以判得有点重。他知道自己这个年纪，肯定是出不去了。不过不出去也好，出去了也不知道干什么，总不成还和那些人贩子器官贩子打交道。

穿好了针，他从旁边的篮子里拿起一件衣服，开始给衣服缝纽扣。这是最简单的活儿，但要做好也不容易。纽扣要缝得正，歪了不行，太紧太松也不行，即要牢靠，还要让人扣起来舒服。除此之外，走针的位置也很讲究，不仅纽扣正面的十字纽或井字纽要均匀漂亮，把衣服翻过来，纽扣背面的线也不能乱，要针针叠在一起，纽扣上几个眼，背面也要几个眼，否则看起来就不好看，就是不合格的。

这活儿于建国不是第一天干了，不要说刚进监狱的新人，就是已经服刑了一两年的老人，做的针线活儿也比他差远了。这一方面是因为他过去坐过三年牢，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年轻时候在城里做过裁缝店的学徒。

小时候很穷，穷到全村人家的锅里半年没下过一粒米，村口的榆树皮都被扒光了煮来吃。他很小就跟着村里的老人出去要饭。本来要饭是最抬不起头来的，要是能活下去，谁愿意去要饭呢？但在那个年代，他们这批要饭的就成了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人。

于建国没有文化，而且那时候年纪也小，不懂得什么改革开放，什么三中全会，但整个国家从城市到农村正在发生着的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带给了他足够的震憾。他看见广袤的乡野间突然支起来的遍地冒烟的烟囱，看见城市的街道里突然挤满了大大小小的摊贩，看见土布粗衣的人们突然变得花花绿绿洋里洋气了。

当一群乞丐坐在回乡的车站外面激烈的争论是坐车回去还是走路回去的时候，他这个年龄最小的小叫花子说了一句令人丧气又激动的话：

“干脆不回去了，打工，挣了钱再回，要个饭就回去算甚么出息！”

为了他这一句话，大伙儿在车站争论了一宿，一直到第二天早上，阳光照在他们疲惫的脸上，暖洋洋的让人感觉是母亲的胸膛。思乡之情战胜了游子四海为家的决心，一行人背着破旧的行囊浩浩荡荡地步行上路了，只留下倔犟的于建国和朝阳下长长的影子孤独地站在清晨的车站广场。

“娃岁数不大，脾气倒大！”

这是他们临走时留下的话，同时留给于建国的还有半张大饼和七角钱。

于建国决定再也不做乞丐了。于是，他在靠着半张大饼和七角钱浪荡了三天后，成了一家裁缝店的学徒。

学徒开始的时候与真正的裁缝工作没什么关系，通常是配合师傅和师姐做些杂活，更多的时候是帮着做家务，买菜烧饭带小孩。裁布料打版这些活儿是轮不到小学徒的，那时候还挺贵重的缝纫机自然碰都不让碰，师父偶尔教你几下捏布头的手艺就算是传授了，当然这里面也有考较的意思。而做得最多也最熟练的，就是缝纽扣了。

于建国记得，那年头的纽扣样式比现在丰富多了，各种材料和花式，看都看不过来。有时候客人来订做衣服，服装款式还没讲，先挑纽扣。

于建国就是纽扣缝得漂亮，后来才从学徒熬出来的，不过那时候，他对裁缝已经失去了兴趣，转而开始跟着一个常来定衣服的材料商做起了五金生意。

监狱里的纽扣很单一，当然是为了方便统一的标准化管理，毕竟大家都不是专业干这个的。这样的活儿对于建国来说就太简单了，闭着眼睛都能缝个八九不离十。他缝着缝着就不觉怀念起过去，怀念起那间小小的裁缝铺，怀念起那些花花绿绿各式各样的花式纽扣来。

“于建国！”

管教突如其来的吼声让于建国吓了一跳。他以为自己刚才穿针眼慢了，或者脑子开小差被发现了，本能地挺直身体回应了一句“报告政府”，然后目光呆滞的等着训示。

管教点了点头：“有人来看你，请你吃亲情餐。”

“亲情餐？”

于建国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他无亲无故，也不是第一次入狱了，前一次好歹还有个后生晚辈赵鹏程来看过他，这次连赵鹏程也进去了，就真的成了孤家寡人，谁还会来看他？

他从来没吃过亲情餐，只听说“亲情餐”价格不菲，不但可以在非探视时间和服刑人员见面，还能在特殊监室里一起享受一顿“丰盛”的午餐，而不用隔着那层该死的玻璃喊话。

于建国实在想不出谁会请他吃亲情餐，他不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这里面怎么闻都透着一股子阴谋的味道。不过能有什么阴谋，谋到他这个一无所有的劳改犯头上呢？他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想想在再坏也不会比现在的境遇更坏了。

在其他狱友羡慕的眼光中，于建国跟着另一个来接他的狱警走了。

他走进了那间神秘的会餐“包厢”，长方形的餐桌上放着几个荤素搭配的小菜，还有一瓶已经开了盖的二锅头。

对面坐着一个年轻人，头发乱糟糟的，像被鸡爪子挠过一样；一件洗得发白的灰风衣，看样子比他们的囚服还旧些；桌子底下看过去，可以看见他翘着二郎腿，脚上穿着一双趿拉板。

当于建国走近的时候，那人朝他笑了笑，桌子下面的二郎腿放了下来，发出踢踏一声响。不知道为什么，这踢踏的响声像一把无形的锤子一样，在他的胸口重重的撞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