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悠悠五千年华夏，兵家文化博大而精深，岂料到了如今，竟然还敌不过欧洲中世纪、日本战国之类雕虫小技脍炙网民，真乃奇耻大辱也！本文撰写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纵谈的形式，展现华夏先进的军事文化，用铁的事实证明华夏兵家的伟大！

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却绝非易事。由于我国史学者的失职，可以寻找到的相关资料大多是古籍只言片语的照搬、五花八门兵器的罗列、或者考古文物的介绍，以如此凌乱的咨料，想撰写高质量的纵谈实在是颇费思量的事情。为此，笔者不但要查阅大量相关资料，甚至还要从许多不相关的资料中搜集有用信息，经过分析、归纳、到撰写成文，断断续续历时近2个月，着实大费了一番周章。

欣慰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纵谈终于是完成了。虽然还有诸如火器、杂兵器、野战战术之类内容暂时未能涉及，但笔者可以自信的说，这已经是至今为止网络上介绍最为系统、最有参考价值、也最言简意赅的关于中国古代兵器的普及读本了。即使图书中也难有匹敌者！呵呵，这可不是自卖自夸，而是由于查阅了大量资料，加上笔者认真的研究分析，实在没理由达不到这种程度。

好了，再自吹自擂下去要挨臭鸡蛋了。笔者最后再多一句嘴，希望大家在看完本文之后，能够对咱自家的兵家文化多几分钦佩与自豪，对欧洲中世纪、尤其是小日本的所谓日本战国文化多几分冷静比较，这就是笔者最大的初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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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刀与剑

深思的是，历史会如此迂回。剑并非中原发明，刀才是正宗原产，然而从东周到西汉初，刀却一度被废弃了，而长刀则消沉得更久。

商代铜刀长度很短，长者也只与罗马短剑相当，充其量算把西瓜刀。也许正因短刀重量较沉，灵活性反而比不上短剑，西周才受北方游牧民族影响废刀用剑了。

短刀第二次出现已经是时隔8、900年的西汉了。西汉是铁的时代，蓬勃兴起的炼钢业将汉军队铸成为那个时代罕见的钢铁雄师。钢铁提供了兵器更为坚韧的骨骼，催生出长达米的环首刀。在尚无马鞍和马蹬的骑兵眼中，那粗犷有余细致不足的直窄刀身蕴含了前所未见的凌厉杀气，厚实的刀背将轻易承受住猛烈挥砍的应力，使他们化身为扑袭的猎鹰。

环首刀彻底取代长剑是在东汉末年，在那之后它将作为一个经典和传奇横跨过300年时光直达隋唐。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短刀在东晋就出现了分裂，导致两种刀式的并行发展，一种是直窄样式，另一种是近代常见的宽体样式。但古人对事物的革新总是异常谨慎，就如同他们腰里别着剑鞘千余年，才在波斯双环的影响下，用绳将刀剑挂在腰际，宽体刀还要再承受几百年的寂寞。

对环首刀的改进就是增加护手，并取消了刀柄端的圆环，这个转变自魏晋始至唐成熟，但这已经使环首刀再无法称为环首了。改进后的刀分为三种，其中的战刀称作横刀。尽管环首刀日后将在中国完全绝迹，但‘唐样大刀‘却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日本太刀，并于明代重返故里。

大动乱的年代到来了，那称得上帝国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充斥着嗜杀成性的暴君，战乱迭起刺激了武器技术的发展。攘平动乱的宋朝既是刀复归的时代，也是刀发扬的时代，短刀改变了，长刀东山再起。

直窄刀身有联为一体的刀脊，令同样宽度的刀身能承受更大应力，从而斩甲断骨，但却缺乏使刀刃开膛破腹的流畅弧线。弧曲刀身恰好相反，柔韧有余而刚硬不足。但这只是欧洲和西亚的难题，中国用坚重的宽体刀将两者合而为一，这完美的结合将只有日本太刀的灵活锋锐可以打破。

太刀说来就来了，高碳钢精锻而成的微弧刀身异常迅猛，令人与兵器皆数粗制滥造的明军大为惶恐。师夷长技不敢当，因为明军缺乏倭寇的野蛮，但对兵器样式的学习倒显得相当诚恳。于是明军的短刀序列成了一水日式，从米长的单手刀，到2米长的双手刀，连骑兵也未能脱离此列。

可惜武备无力阻止明廷的政治和人心叛离，而清廷的迂腐又最终断送了华夏基业。当欧洲枪炮在中国土地炸响时，无论精致的武官刀，还是宽大的士兵刀，唯一的用处就只剩下宣誓了。

短刀最后的舞台是抗日战争，但目的只是为了缴获枪炮，当然或许骑兵还继续使用过一段，总之刀衰落了。

剑有三个要素，一是长度，二是灵活性，三是结构强度。长度利于先发制人和扩大防护，灵活性利于攻守应变，结构强度则决定剑的弯折。短剑灵活有余而长度不足，因此在步兵大量出现树立了剑之地位的春秋战国之交，剑的长度也在逐步延长。延长的办法是改进剑身剖面，或许还会将背和刃分用含锡不同的铜水浇铸，这些办法都有助于提高剑身强度，使剑更为修长。于是战国便有了、70厘米长的铜剑，而在登峰造极的西汉，这项纪录更突破了.米。

造型平直而精致的剑是中国武学的标志之一，但实际上这个标志却只风光了不到000年，倍受推崇的时光则更短。

随着剑的不断延长，问题出现了，固然长度能增强剑的攻击优势，但却降低了原先近距离击刺的功能，反而更多的需要使用劈砍，而日益成长的骑兵更是迫切需求专业的劈砍兵器。于是环首刀应运而生，厚实的刀背比剑更不易弯折，同时制造工艺更简单。至于击刺功能，与短刀手默契配合的长矛手将成为唯一的专业者。

剑曾将刀置于末路，但当技术更为提高后，刀又反过来要置剑于绝境了。剑失去了实用功能，越来越归于装饰，向着高雅轻巧过渡，进入隋唐以后，就连官员也很少佩剑了。不过当装饰性发展到一定阶段，审美的需求就会掩盖掉功能的缺陷，宋代武官玩物一般的短剑就是证明，更不要提近代乃至当代那些装饰华丽的匕首剑了。

当如今的人们津津乐道那些或纤细柔软、或棱角方钝的武术剑时，可曾想到剑的悲哀呢？

在刀剑间恩怨终结的同时，长刀也再度登场了。因为长刀的衰落比短刀晚几百年，所以出现晚上几百年，从同甘共苦的原则算起来倒也公平。

原始长刀除了刃平些、体窄些外，与斧钺实在看不出多少差别，但再次复兴的长刀，却是得益于宽体短刀的发展，这点从东晋时期出现了可装长柄的宽体短刀可以看出。不过宽体长刀的正式出现可没那麽早，东晋的偶然创新也许仅是骑战时代的**爆发，就像南北朝个别长达.米的环首刀不代表其常规长度一样。

长刀复兴后最早出现的是拥有两刃的陌刀，这种刀至今虽未见实物，不过从其宋代继承者掉刀那里，还是依稀可辨其三尖两刃的特征的。陌刀堪称刀之极长，因为过长意味着攻击缓慢和不便挥舞，2米以上3米以下是正常，而陌刀已达3米。陌刀曾在唐军中叱咤一时，陌刀队列阵于前横向密进，大刀纷落敌阵，每击都讨得数人毙伤，所向无前。但也许是作为砍击兵器双刃的作用不大，陌刀在唐之后就不见记载了，取代之占主导地位的是宽体长刀。

与宋代人文发达和军事软弱相比照，长刀的装饰也是偏于华丽失之实际，但这并不能埋没宋代长刀的历史地位。宋代为长刀创立了‘刀八色‘，如今仍耳熟能详的偃月刀、眉尖刀、凤嘴刀、戟刀等都是那个时代出现的，以至明清两代除分别创立钩镰刀和长杆镰刀似的割刀外，竟很难再有新样式。

长刀应该比短刀更早衰落，随着清帝国的崩溃，新式军队也许仍装备短刀，笨重的长刀却绝不会再用了。

第二章戈与矛

早期的戈简单说就是歪头矛。之所以盛行戈而不是矛或长刀，是因为当时盛行车战，而车战的近战是在战车交错时展开的，用矛的话很难借助战车的冲力，同时也难以在交错的瞬间击中目标，沉甸甸的长刀则不但比戈笨重，而且更容易磨损失效。于是善于啄杀的戈就成了当然的主力。

春秋战国之交，战争规模日益升级，类似欧洲中世纪的战争游戏变成了人民战争。一待翻山越岭的步兵使战场不再局限于平原，铜弩机的使用令弩手升级为射马杀人的好手，战术谋略极大丰富，战车的末日也就来到了。但老派‘骑士‘的虚荣心此时尚未完全熄灭，于是战车有了更多的战马、更厚更多的盾甲、连两侧轴头都装了驱杀步兵的扁矛，戈也发生了变化，头部变成弧形，内刃加长像镰刀，外刃增强了推的杀伤力，用推来对付步兵的围攻。可惜这一切还是无济于事，战车的终结到来于西汉初年。

戈有些很不好的缺点，比如头部易脱落、因挥击而攻击缓慢等。所以后来戈通用的装头方法只有绑缚，看起来简陋，但是便于重新捆紧。不过挥击缓慢是没治了，而且杆部由于抗力方向问题还更易折断，推又不如刺灵巧锋利，到头来唯一不可取代的价值还是啄。因此随着战车的衰落，步兵摆脱了最大的侧面威胁，其存在就变得毫无价值了。

矛的地位不逊于戈，战车上往往也会装备-2支长矛以备不时之需，但矛却始终不能取代戈的地位，反而是戟填补了空白。戟的出现始于商代，早期的戟等同于加了矛尖的戈，不过并没在战斗中显示出明显优势，因此没能得到重视。到了秦汉，也许是战法思想不能一下子适应失去戈的转变，戟就突然成了宠儿。

但戟也存在缺点。比如容易被搅缠，汉代有种叫钩镶的带钩小盾就是专用来搅缠戟的，然后再跳上前去给持戟人一刀。另外骑兵冲锋对戟的推钩功能也不太依赖，刺的同时又推是多此一举，钩固然有用，但也带来了戈的老毛病-头部易脱落。因此到了东汉，长戟的戟枝就越来越向前了，说白了就是像叉了，经过魏晋更干脆把戟废了，转而全力发展矛。

这时候就该矛唱独角戏了，长刀的出现还要再过几百年，大斧则只是辅助兵器，所以矛在当时的长兵器序列里可谓一枝独秀。

矛又叫槊，又分为马槊和步槊，兴起于汉末，估计那些三国名将绝大部分都是一手持槊、一手持短刀作战的。南北朝是槊的鼎盛时期，因为此时中原骑战鼎盛，而身披两裆铠的重装骑兵正是以槊和弓箭为主力武器。

步槊的使用较简单，因为步兵偏重的是配合，步槊只是步兵小组武器序列中的一种罢了，用途在于较安全的刺倒敌人，掩护短刀手作战。因此对持步槊者的要求是身高力大，武艺是否高强，并非考察的关键。马槊的使用较复杂，因为槊不同于欧式长矛，后者单手持用只用于冲锋，前者则双手持用既冲锋又近战。当骑兵冲入敌阵后会展开冲荡，此时攻防的方向和范围都远多于步兵，而且是在奔驰颠簸的马背上，加之槊长达4米的惯性，毫无疑问，不经过一定的严格训练很容易破绽百出。

唐代以后矛多称枪，宋代是枪的黄金时代，种类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许是对骑兵正面突破的依赖降低的缘故，马枪的长度略有缩短，使其更灵活，同时制作更精良。宋代马枪头部一般都有刺和钩的双重用途，枪后有可插入地的铁镦，杆上还有牛皮编成的提绳，看起来实在很体贴。

进入明代，冷兵器的地位下降了，枪的种类也就简化了，清代骑射起家，对冷兵器情有独钟，于是枪的种类再次丰富，甚至出现了近5米长的钉枪，已达中国长兵器长度禁忌的极限，真不知打算做什麽用。

矛最后的舞台是抗日战争，红缨枪的广为人知，甚至令其一度成为当代孩子的玩具。可惜玩具的命运与其祖先当初一样，随着欧洲枪炮的隆作，华夏无敌的美梦幻灭了，随着玩具枪的出现，孩子王的地位也不再青睐拥有红缨枪的孩子了。

第三章弓与弩

论及弓弩就不能不提箭，弓弩是力量的来源，箭则是力量的载体，载体的性能对力量的发挥有相当影响。

设计成熟的箭，通常分为箭头、箭杆和箭羽三部分，箭头是战斗部，箭杆是平衡部，箭羽则是调节部。

轻而韧的竹、木始终是箭杆的首选材料。而使飞行和下落遵循正确角度，从而飞得更远，攻击更加有效的箭羽，则以雕翎为上品，雁鹅羽为最差，并在东周时期就能根据箭杆的浮水状态，决定其安装长度了。

商代的铜箭头已颇阴毒，凸脊、三角形扁翼，当箭头刺入身体后，两翼的倒刺会牢牢钩住合拢的伤口难以拔出，血槽就像吸血蝠般抽出敌人的血液。时至战国，新兴的三棱翼样式更使箭即便拔出伤口也更难愈合，并且相应的血槽增至六个。秦代箭头则提高了致人中毒的铅含量，同时与某些秦剑一样，飞越时代的表面氧化铬技术也使某些箭头历久常锋。

但铜材较难得，秦代已经尝试用铁制作箭头铤部，而随着西汉炼钢业的发达，全铁制的箭头也问世了。早期铁箭头采用铸造，显然是舍不得铜箭头样式的惨毒，不过随即就发觉其锋利尚不及后者，于是只得改用锻制。锻制的缺点是浇铸而成的复杂造型必须舍弃，改为如铁剑的四棱剑身那般易于打造，但优点更为显著，锻制将使其比前辈坚韧得多。

铜箭退出舞台，其开始与结束都在东汉。第一种锻制铁箭树立了宋代以前铁箭的基本特征-扁平四棱形，这是利于锻制的样式。

从魏晋到隋唐，铁箭的分类很简单，发展路线也就是使箭头更硬更长，足以穿透日益精良的铁甲，撕裂敌人的肌肉和骨骼。

对铁箭种类的细化又是始于宋代，这真是个颇有意思的时代，军政软弱的同时，军事技术却在突飞猛进的发展。宋代有值得钦佩的耐性对每种武器精雕细琢，而箭的样式也因之精细化，像铁脊箭、锥箭等，造型都已脱离扁平四棱形的单调，变得更为专业。

南宋拉开了火器时代的帷幕，对金、元的连绵战争迅速使火器走向成熟，成为主宰战场命运的力量。不过在火器的射速和命中率还只适合火力覆盖的情况下，箭之序列的壮大会持续到明代，并继续创立出更多令人目眩的种类和造型。

射是周代时的‘六艺‘之一，也是古代最强大的攻击手段之一。早时的贵族，如果家中生下男孩，都要向天地四方射出六箭，以示男子所要征服的世界，足见其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东周时期复合技术的普及大大增加了弓身可储存的势能，使人在生理结构容许的拉程内，能将更多力量转化给弓身，射出更快更远之箭。

古人超常的膂力令人惊诧，精锐射手竟能拉开70公斤的强弓，估计有效射程应在50-70米之间，最远射程更是数倍之多。当然这其中也离不开始于商代的扳指的功劳。扳指这项不起眼的发明，却令拉动强弓硬弩得以可行，避免因疼痛降低射速，甚至割伤手指。扳指对射手的意义如此重大，以至骑射起家的清朝王公贵族们，竟最终使其异化成为一种首饰。

弓是以轻便、快速为特点的，这令其在清中期前始终占据着骑兵远射兵器序列的主力地位，而当火器的发展淘汰了强弩时，弓也仍能扬己所长与火器平分秋色了400年。

弩在军事领域的发展得益于复合弓和铜弩机的发明，否则凭其较短的拉程，是无法与弓的杀伤力较长短的。

强弩的特点是又远又准，有时间从容瞄准，但上弦比较费力耗时。根据这些特点，强弩通常被用于防御和伏击，射击的连续性则依靠几组射手的轮番。不过也有特例，比如唐代骑兵的车轮讨敌战术。

战国时强弩成了战车的心腹大患，远程打击的强大杀伤力令战车坚固的盾甲也黯然失色。但强并不是当时弩的唯一发展方向，足够轻巧的弩在简化射击步骤以提高射速方面另有优势，于是出现了带有箭匣和活动臂的迷你连弩，这可视为诸葛弩的前身。

西汉对强弩的发展影响深远。不但在秦代增大望山的基础上，又添刻度，使弩拥有了稳定的弹道参照，且随着铜弩廓取代木弩廓，弩身对拉力的承受力也大大增强了。划船器般上弦的腰引弩最高拉力可达370公斤，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有效射程超过500米，可惜由于实用性不如臂张和踏张，汉代以后就很少使用了。

到了三国时期，诸葛亮为了对抗魏国的强大骑兵，便制成了俗称诸葛弩的元戎，元戎之名得自春秋时一种主将战车，后代指将军之意。元戎最诱人之处在于机巧而非实用，虽昙花一现，但拉臂上弦便能快射0支毒箭的巧妙设计，却成了被当代人津津乐道的古代传奇。

剽悍的草原之风，终于为南北朝召唤出巨大的强弩之王-床弩。这种弩战国亦出现过，当时称为‘连弩‘，应是取多张弩联合一体之意，可惜后代一度失传。此时的床弩用多头牛力绞轴上弦，威力已大大强于战国人力绞轴的连弩，发射以皮或铁叶为羽的巨大标枪，主要用于攻守城时撞毁楼台、攻城器、城墙等，其宋代极者的最远射程超过.5公里，是古代世界射程最远的冷兵器。

赋予床弩以机动性的是唐代，用牛牵拉的车弩不但大大提高了部署灵活性和生存机会，更锦上添花的将绞绳与车轴钩连，行进就可上弦，大为提高了效率。车弩装置张拉力80公斤的巨弩，有7个发射槽，最远射程超过公里，中间槽所用的箭有米多长。

弩在宋代得到大发展，偏重步兵的宋庭将其视作对抗北方骑兵民族的利器。弩手多用踏张弩，采用三组轮射的迭射法，而‘神臂弓‘的发明，使宋军的有效射程可至370米。床弩则从两弩至四弩，从小型至巨型，种类繁多，两床和三床弓弩还能在弦上绑一个装有数十支普通箭的铁兜子，使床弩拥有了杀伤人马的功能。

也许是善于骑射的元朝过于武断，竟干净利落的手起刀落，将弩留在了前朝，于是弩从宋代的极盛一跌而至元代的极衰，随着火器的继续发展，也就再没机会翻身了。

第四章甲与盾

铜与皮的关系是这样的，在厚度从薄到厚的转变中，硬度优势也从皮向铜过渡，加之铜在重量方面的劣势，其在青铜鼎盛的同时，却难以取代皮甲成为主流就不难理解了。至于胄，即头盔最初为何要用铜，恐怕原因还在于头部的性命悠关，以至并不显著的防护提高，也显得值得保留了。这点可从东周时反而多用皮胄看出。

春秋战国之交，皮甲胄的发展达到鼎盛，影响深远的札甲成为非常成熟的甲式。札甲由表面涂漆的皮片编缀而成，身甲甲片为大块长方形，袖甲甲片较小，从下到上层层反压，以便臂部活动。

到了秦代，札甲的长方形甲片已经日趋细小，从而更贴身和灵活，同时编缀技术也出现了阴线和阳线的区分。阴线和阳线并非术语，只是就表面特征而言。阳线在东周札甲的胸部以下和袖部已经使用，适用于臂、腰之类需要活动的部位，特征是甲片间有一段段较长的纵向绳段。阴线则是随着札甲胸背部制作的更为精细出现的，特征是甲片表面只露出几个极短的绳段，甲片间上下左右完全固定，适用于胸、背之类不需活动的部位。

至此，甲片叠压、阴线和阳线的规范就基本形成了，此后中国甲会沿着这条路发展下去。

进入炼钢业蓬蓬勃勃的西汉，铁甲胄逐渐取代了皮甲胄的往日地位，同时铁甲分化为精致的鱼鳞甲和普通札甲。鱼鳞甲是札甲登峰造极的结果，整套甲所用甲片可超过2200片，甲片叠压密似鱼鳞，考虑到当时的炼钢水平，毫无疑问只有显赫之人才能穿用。实际上，西汉鱼鳞甲即使与后世铁甲比较，也堪称精品了，因为在都懂炼钢的前提下，铁甲质量高低的决定力量只在于人工。鱼鳞甲历代从未普及过，或粗些或细些的札甲一直是士卒抵御冷兵器的标准甲。

魏晋南北朝是甲式发展的重要过渡，接踵出现的筒袖铠、两当铠、明光铠，在汉与隋唐仿佛毫不相干的甲式间补充了舒缓的乐章。战乱的激励令铁甲质量有了近乎神奇的提高，传说诸葛亮筒袖铠竟能抵御拉力近70公斤的强弩射击，真不知何人能开动此弩，既无人能开又何必指标定这麽高。传说可以商榷，但其中至少体现了当时对铁甲质量的重视。

骑战鼎盛的南北朝，箭与骑兵甲在彼此赶超，作为箭之人质的战马也不得不披上了沉重的具装铠，从而导致了中国重骑兵先于欧洲900年诞生。春秋战国之交战车马装备的皮甲胄也许可算最早的马甲胄，但直到东汉末年马甲胄的设计也尚未齐备，只有具装铠才称得上完整的马甲胄。如果说具装铠还有华而不实的内容，也许就是马臀上高昂的寄生了，它似乎只适宜在出征或凯旋时显示一下人马的昂扬斗志。

隋唐最著名的甲是明光铠，其身甲由4块底板组成，胸背各2块，每块上有一面大圆护，从明光之名推测，圆护应由质量较高的钢铁制成，而底板大概是皮甲。尽管这种设计有图省事的嫌疑，但隋唐明光铠一改之前历代偷工减料的陋习，将护臂和延长的护腿纳入甲式基本要素，对后世却有重要影响。

进入晚唐明光铠衰落了，整体化的身甲被札甲取代，经过五代的战乱，到宋代再次形成了成熟的制式。宋代甲胄通常只分成胄、护臂和身甲三部分，身甲为山字形，融合了身甲和护腿，在肩背腰部绑紧。甲按材料分为铁、皮、纸三等。

纸甲的发明源自唐末，宋明两代成为军队的标准甲式之一，曾有一次定制3万套的记载。其大概可算世界最早的凯夫拉装甲了，而且从用厚皱褶纸制成推测，应还利用了结构力学以增强防护。从被用于南方的记载来看，纸甲似乎有一定的防潮湿能力。而其中的优良者在轻便之余还兼备‘劲矢不能洞‘的坚固，也就难怪会有地方官申请拿00套铁甲交换50套优质纸甲的记载了。

历史到十四世纪开始转折，此时的欧洲可重达30公斤的大白盔甲逐渐兴起，而在中国，明代在将铁甲胄重量冲至斤的历史新高后，正因火器的发展而向轻便过渡。甲胄向坚实迈进的方向早该过时，即便是大马士革钢制成的大白盔甲，也会被拉力40公斤以上弓弩射出的钢箭在00米之外轻易洞穿。中国的甲胄发展由于人民战争而较之欧洲更为实事求是，对冷兵器的超常规防护，往往仅用多套几件甲了事，而这种务实精神到了火器时代，将毅然令重甲退出历史舞台。

明代是轻重甲地位交替的年代，清代则是轻甲发扬光大的年代。三国时由西域传入可防远箭的锁子甲，始于明代沾湿可御远枪的绵甲，都成为此时的主力甲式。头顶高缨尖胄、外套嵌满铁钉的宽大绵甲、内穿铁环连缀之网甲的八旗铁骑是清庭武功的象征。

甲胄的衰落是势所必然，在枪炮威力大幅提升的排挤下，当连轻甲也变成累赘的时候，新式军服看起来就不是那麽软弱了。

盾的用途是将杀伤力加以消耗或偏导，以及作为助攻武器。由于重量问题，历代盾牌都以藤、木或皮盾为主，由于木、皮盾表面需要涂漆以防潮腐，便连带产生了精美的盾面图案。

西汉以前盾的样式都接近长方形，分为步用和车用，步盾长大利于防箭和维持阵列，车盾短窄利于车上使用。防护最大的威胁是刺，刺的力量足以在攻击点上聚集起高达数百公斤的压力，是刀剑劈砍无法企及的。因此时至战国，用于近战的双弧形方盾就盛行起来，纵中线凸起的形状，有利于分解刺的力量。

随着骑兵的兴起，西汉出现了椭圆形盾牌，骑兵可以单手举着抵御攻击。这种样式在经过魏晋南北朝的遗弃，又被宋代捡起后，就变成了绑在骑兵左小臂上用来防箭的圆形旁牌。与此同时，步盾经过汉魏的发展，东晋南北朝开始盛行一种很长的六边形盾，这是双弧形方盾的改进版，整个盾面纵向内弯，就像一片叶子。作战时不仅可以手持，还能将底部尖角插在地上，用棍支起。而这种样式在去掉底部尖角后，就成了宋代的步兵旁牌。

盾牌介绍到宋代，就缺乏了往下的趣味，剩下的发展无非是略微改变形状，已经没有了进步的意味。如果为了有个舒缓些的收笔一定要继续，或许就只有火牌值得一提了。严格来说火牌称不上盾的进步，而只是将火器配备于盾牌的尝试，但换个角度考虑，那跟随火牌徐徐推进的步兵小组，猛然间火器齐发，随即一拥而上制服敌人，场面倒颇有些当代防暴警察的感觉。

第五章车与舟

战车是夏代发明的。构成战车的主要材料是木，因为木上涂有以防潮蛀的漆，所以战车大都呈现棕黑色。尽管历代的制式略有相异，但结构都大体分为车厢、车轮、底盘和马具四部分。

车厢是一个能容纳名御者和2名战斗员，呈三角形站立的作战平台。由底盘支撑，深度0.8-米，宽度.3.米，口开在厢后。除了战国时有些在后半部安装了铜甲片外，通常无装甲。由于车厢树立在高大的车轮之上，便赋予了车兵突出的高度，步兵顶多及腹、骑兵至多齐胸的对比，使其拥有凌驾于两者的攻防优势。

车体分为毂、辐和辋。东周前轮径之后为加强转弯时的横向稳定性，缩小至.24米左右。毂是车轮中心的圆木，包括两侧用以分担压力的毂饰，总长可达数十厘米，由是战车又称‘长毂‘。毂中心有用以穿轴的圆孔，西周时涂油，战国时又加装铁圈，都为降低磨损。辐即辐条，连接毂和辋，能调动近半个车轮的同类对辋所受压力予以支撑，较轻便又坚固，出于强化目的，车轮的辐条数从商代至战国持续增加。辋就是轮圈，分为双层，每层由两个半圈经铜片箍合而成，轨宽在西周时缩窄至成熟。

底盘包括辕和轴。长杆状的辕嵌在车厢与轴之间，垂直于轴，并在前部与马具连接。轴是固定式的，这也许是图省事，又似乎意在利用孤立双轮的办法增强转弯性能，总之轴不连接车轮，而是穿过毂，并用铜销对两者位置关系加以卡定。穿毂部位在西周时涂油，战国时又包裹铁圈，都为降低磨损。轴两端有青铜轴头饰，既起到保护轴头的作用，春秋后还演变为驱杀步兵的扁矛，但其无法像地中海战车上的同族般旋转绞杀，只能作为撞角。

马具包括衡和轭。衡是垂直于辕的长杆，连接着辕和两副轭，悬于中间两匹马的背部。轭负责固定中间两匹马，并传递其拉力。从马具的作用判断，所谓四马战车，似乎只是在两马战车上附加两匹马而已，而这两匹马，仅是简单的用绳索与相邻内侧马头颈相系、并将胸部的皮绳直接系到轴上，并不能充分发挥力量。

战车的做工以西周为承前启后，为后代树立了参考榜样。其时造车规范严格，仅车轮就要经过以规测轮圆、以矩、悬绳和水浮测辐槽间距、辐条正直和材质均匀、以黍米比较两毂容量、以秤比较两轮重量等一系列检测，质量之高可见一斑。

说完战车本身，再来看战车赖以作战的武力与动力，即人与马。

提到人，战车可算中国古代最具阶级色彩的兵器了。在从夏到西周的漫长岁月中，高大雄伟的战车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只有贵族才有资格驾驶。这固然可以解释为阶级专政，但车战所需的精湛技艺，唯有财大气粗的贵族有机会到学校学习，却也是不争的事实。随后的春秋，某些国人借着加入武士阶层，终于得以专心训练并登上了战车，但宗族地位更低的庶民和奴隶，却依然无缘。直到战车临近淘汰的战国，伴随宗族的彻底解体，门槛才获得了短暂的开放。

关于战车战斗员的配备，流行的说法是2人分持弓箭和戈矛，显然过于理想主义了，似乎皆配备弓箭戈矛更为正确。车兵的训练很严格，其中尤以驾驶战车的御艺和远距杀敌的射艺倍受推崇。进入西周后，随着战车的精良和车战规模的升级，战术更趋复杂，从而促使要求更甚，产生了五驭五射的规范。

所谓五驭是对御艺的五项检验。即无论车速快慢，车铃要节奏分明；走在河边弯曲小路，车不能落水；通过有国君标志的地方，要从容致敬；在蜿蜒的道路上，要使四马合作默契，车身转弯流畅；田猎中能将鸟兽驱赶到车左面，供左侧战斗员射猎。这些看似孤立的要求，蕴含着配合、交锋等驾车技巧。而因应战术与御艺的互相促进，此时发号施令的车长也不再由左侧战斗员出任，御者集决策与控制于一身，使战车便于应付战场变化。

所谓五射则是对射艺的五项检验。包括拉弓满到前手食指前只露出箭头；双臂舒展到与箭平行，稳定到可以放置水杯；弓身弯曲好似一口井；后手夹四支箭，依次连续射出；射出的箭不走抛物线，从下巴底下直穿敌人咽喉。这些要求针对的可不是弓兵，而是站在奔驰颠簸战车上的车兵。尽管不同记载对检验方法的描述有出入，但仅从上面一种描述中，已足见当时箭术之高超。

虽然五御五射已很严格，不过要求并未就此满足。时至战国，随着战争的进一步升级和兵源的扩大，对车兵还有了明确的体质要求。凡荣登战车者，必须年龄40以下、身高.73米以上、且能追逐奔马。

精锐的甲士得来不易，其生命安全自然受到格外重视。因此无论是起初贵族自费的行为，还是后来演变为国家配发的标准，甲士始终拥有全军最精良的盔甲，尤其是不便躲闪的御者，秦代时更连双臂都包裹个严实。除盔甲外，战斗员还配备一种先秦特有的、便于战车上使用的小方盾。不过牺牲在所难免，为了保证甲士死伤战车不致瘫痪，西周后有了傍车而行的预备甲士，西周时为每车7人。

该说马了。秦俑和唐三彩都堪称世界艺术珍品，但其中迥然不同的战马形象却反映了中国战马的发展轨迹。与秦汉后在内外可叹中国虽为世界马种发源地之一，本土及周边马种却先天不足，纵有吃苦耐劳的品性，却失之速力。试想如若盛产宝马良驹，那麽凭着历代坚持不懈的马政，何愁不能拥有傲视天下的滚滚铁蹄呢？

先秦战马主要分为中原原产马和西北秦马两支。前者虽然日后为极富耐力的蒙古马淘汰，但从春秋卫文公时期，仅卫国就有体高.38米以上的母马3000匹的记载中，依然能略窥其当年风光。后者是历代西北战马的重要血统之一，也是如今中国三大名马之一-河曲马的前身，在战国晚期的强秦，其战马体高均在.33米以上。这些记载中的战马，固然与动辄.5米左右、速力兼备的地中海战马根本没得比，但对只产小型马的中国而言，却堪称先秦时代劳动与技术的结晶。

供战马披挂的甲胄出现于春秋，这是中国最早的马甲，材料是表面涂漆的皮片，绘有精美繁冗的花纹。威武的花纹除了能振奋军心，有时也是一种武器，据传晋楚城濮之战中，晋军将虎皮蒙在马背上，竟吓坏了对方战马。可惜古人并不像今人那麽重视迷彩，这种战例也便寥寥可数。

战车给人的表面印象是速与力的强大结合、是奔驰的堡垒，不过一旦考虑到其虽经历了夏商的独立成军、西周和春秋的车步混编、战国的复归往古等变迁，却始终恪守着步兵领队的角色，实际的机动性就大大值得怀疑了。

春秋是车战的鼎盛时期，也是车步混编的高峰，西周时每辆战车步兵5人的编制，在春秋中期以后，已经发展为0人甚至更多，部署于战车的前锋和左右翼，有如此庞大的直属步兵拖累，即便是更为灵活的骑兵，恐怕也无法指望有游击疆场的自如了。两军在主将战车的肃杀战鼓中缓慢接近，当近至只有数百米的时候，前锋一分，战车全线杀出，步兵紧随其后，轮碾声、蹄踏声、战旗猎猎、战鼓隆隆、马嘶人喧霎时混为烈岚，破空箭雨下的人仰车翻之后，两股宽大的洪流猛烈碰撞在一起，突刺、拦啄、闪避将血肉与沙尘搅拌-以上描述大约应是当时的战场写照。

战车主战的局面，时至战国有了变化。也许正为对抗战车，战国强弩机构虽较简陋，凶猛却不逊于历代，据记载韩国强弩可至00步，估计有效射程不下20米。弩外弓内的箭阵成了对抗车阵的利器，在强弩威力的笼罩下，皮甲的防护顿显寒酸，使战车的性价比面临严重威胁，加之许多不便战车行驶的地域也成为了战场，战车的主战地位开始没落了。

不过战车的衰落并非是急转直下，战车虽已失去主战地位，但作为步兵冲锋的强力铁拳，作为骑兵队的指挥中枢，依然具有实用价值。这个没落的过程一直持续到西汉，直至汉匈战争促使骑兵异军突起抛弃战车的跟随，而中原随着内战的终结也婉拒了战车的协助，才黯然退出了纵横驰骋2000年的历史舞台。

战车衰落的同时，战船却在崛起，巧合的是，也基本发展了2000年，并且创造了远为前者辉煌得多的历史。

船最初只用来运送部队和物资，专事战斗的船只，则要推延至春秋末期，随着南方诸国建立水军，才步入历史。兵非杂不利，先秦战船也有大中小的区别，虽然各国船型名目有所差异，但总体来说大者用于正攻和指挥、中者用于游击、小者用于侦察。战船中以‘大翼‘最巨，长可至24米，船体狭长适合快航，配有战斗员4人，桨手50人。

汉代是中国船舶发展的关键时期，战船在规模、分工和船舶技术方面都有长足发展。

当时的水军称为‘楼船士‘，西汉武帝时期，其规模已经发展到与车骑步并列的程度，有发动20余万进攻南越的记载，战船之多自不待言。

战船分工也较先秦更细致，大至楼船，小至艇，多达8种，其中的蒙冲和斗舰因著名的赤壁之战而脍炙人口。伴随分工细化而来的是对每种功能的挖掘。以楼船为例，船楼已从其前身大翼的2层增为3层，进一步提高了攻击力和侦察力。再以斗舰为例，特点是船壳用多重木板加固以利冲撞，且四面竖立着防御矢石的挡板。

汉代船舶技术是中国乃至世界古代史的骄傲，西汉的橹和钉，东汉的舵和中国式硬帆，都是其成果中的最辉煌者。橹变桨的前后划水为左右拨水，能够连续做有用功，推进效率大大优于桨，是现代螺旋推进器的前身。舵弥补了舵桨控制航向的笨拙，十二世纪传入欧洲后，为诞生于惊涛骇浪中的大航海时代创造了条件。钉和中国式硬帆虽称不上世界发明，但钉能使船舶更坚固，从而造得更大，而硬帆的操作灵活、航行平稳、对帆布质量的较低要求、以及升降的快捷，则使其成为世界最优秀帆种之一。

进入西晋，大型战船得到了突出发展。据记载晋灭吴时使用了一种叫做‘连舫‘的多体战船，长宽各达80米，承载2000余人，上设木城，四门皆可驰马来往。如果这还只能算浮舟而非战船，那麽时至隋代，隋将杨素灭陈时动用的‘五牙‘楼船，就是无可置疑的巨舰了。‘五牙‘楼船高达30米，有船楼5层，拥有800人的海量吞吐，四面甲板还备有架长达5米的新式武器-拍竿。拍竿相当于利用了杠杆原理的巨型长锤，靠下落能量砸击靠近的敌船，是中国古代战船上最大的武器。

经过魏晋南北朝乱世的积累，唐代造船技术已经相当精良，船身普遍使用铁钉钉合，石灰桐油添塞船缝，结构十分坚固和严密。此外，唐代还发明了轮桨、水密隔舱和水罗盘。轮桨的样子很像水车，安装在船舷两侧，每对为车，以轴相连，水手踩动轴上的踏板，轴转带动轮桨划水，是螺旋桨出现前最高效的推进方式。水密隔舱技术，则利用彼此隔绝的船舱，使漏水的舱室不至轻易危及整条船的安全，这项技术至今仍是船舶不可或缺的。

与船舶技术的成熟相比照，唐代的战船序列却颇为保守，内河战船种类比前代没有任何增加，只是出现了一种叫做海鹘的战船。这是中国第一种外海战船，据传船身前倾，两侧安有多对用于增强稳定的浮板，形态酷似俯冲的海鸟。从南宋秦世辅创制的海鹘战舰，长3米有0橹，仅能容水手42人，战士08人的记载推断，唐代海鹘应该只会更小。外海战船的出现显示了逐渐萌动的海防问题，而事实上，这个问题到了明代，还将格外严峻起来。

南宋战船中最具个性的是各式各样的异形船，其不拘一格的奇思妙想，使残酷的战争由然而生出些玩味。如张贵所制的无底船，船后部中间无底，加以伪装，敌军不知情下跳上，就会落水被歼。如冯湛所制之船，平底可以涉浅，战船盖可以迎敌，海船头尾可以破浪。又如马定远的‘马船‘，女墙轮桨都可以拆卸，既可运输又可作战。

除了异形船，南宋车船发展更是蓬勃，不仅官军大量装备车船，连起义军也不例外，甚至体形亦不逊于官军。如杨麽起义军在洞庭湖水战中使用的车船，采用楼船船型，长达0米，可容纳千余人，上设高楼和拍竿，有轮桨22-24车，轮桨外侧装有裙板。

至于外海战船，则按照长江南北海域划分为两类。长江以北多淤沙浅滩，缺乏良港，使用平底方头的沙船，长江以南使用吃水较深，利于破浪的尖头尖底船。后者以福建所造的‘福船‘为最好。

此外，战船的武器序列此时增添了宋军的招牌武器-投石机。只可惜好景不长，明初时随着战船用冲撞取代了拍竿，用火铳和推力火箭淘汰了弓弩，百无聊赖的它便被一并淘汰了。

外海战船第一次大规模参战是在元代，帝国在东征日本的行动中调集了900艘海船，其中/3是中小型战船。遗憾的是天公不做美，一场台风使东征变成了壮观的海难事故。

明代初期是中国外海战船发展的巅峰，但在气度非凡的郑和远洋船队最后一次巡视了帝国威名所至后，随之而来的却是外海舰队物极必反般的一蹶不振。当然这个一蹶不振并非指战船种类不再发展，而是指中国水军从此将告别巨舰和远洋，回到一个很低的起点，与落后的倭寇水军纠缠不清，干等着欧洲炮舰迎头赶上。

在倭患频生的明代中后期，外海战船的体形非但始终没有超过南宋海鹘战舰的水平，反而在朝廷的扶持不利下落入了小艇战略的怪圈。如当时的戚继光舰队，就由大福船、海沧船和苍船组成，相对倭船而言的‘大‘福船负责冲击，较小的海沧船负责歼敌，最小的苍船负责追击。这个怪圈既然阻挠了巨舰的发展，也就抑制了舰炮的发展，进而彻底打消了欧洲铁甲帆船那样的坚船利炮在中国出现的可能。

在这个没落的时代，唯一有些精彩的战船，也许就只剩下联环舟和子母舟了。前者通长2米，两头高高翘起，占全长/3的前段装载着炸药，一旦撞上敌船，前段就借着碰撞与后段脱钩，并牢牢钉在敌船上，后段士兵随即点燃导火线，然后安全驶离。后者则通长米，母舟等同于自杀炮台，后段腹内藏有子舟，当火炮轰开敌船时，母舟也会在猛烈的后坐力下破裂，子舟里的士兵则可全身而退。如果说南宋异形战船偏重诡诈，上述两款异形战船就唯有用犀利来评价了。

介绍到明末，剩下的历史不说也罢，清代严守着明末战船的水平，直到鸦片战争后才猛醒，继而又在甲午战争中彻底绝望，只剩下无可挽回的悔恨与悲叹。

中国最终没能成为海洋国家，尽管在从汉到明初的500年中，其商队的航迹曾经遍布西太平洋、印度洋、直至波斯湾的蔚蓝海洋，长度远远超过繁荣的地中海贸易线，尽管其航海技术远播海内，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文明推动力，尽管其曾拥有世界首屈一指的优良战船，尽管……一切已成云烟，但每每遥想却依然倍感自豪。

第六章攻与守

古代战争分为四类，即战、御、攻、守。战指野战进攻，御指野战防御，攻与守，则专指城池争夺中的攻城与守城。

最早的城防设施出现在距今5000-7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但正如村落称不上城市，其设施也只是一两道壕沟，略为反映了当时部落定居时间延长，所带来的更高防御要求罢了。

到了距今4000-5000年的龙山文化时期，定居下来的父系氏族们便开始修筑城墙了。早期的城墙很简陋，如河南安阳后屯遗址中墙宽仅2-4米的低矮夯土墙，内蒙古包头东郊阿善遗址中残墙较高处仅有.7米的石墙等。因为太矮小了，这些城墙甚至连地基也不需要。不过千万不要轻视它们，应付当时与其叫战争，不若称为械斗的争斗，这已经足够了。

龙山文化中晚期，也就是五帝时代，随着部落的兴盛，真正意义的城池开始出现了。作为其中代表的平凉台古城，形状已经采用了正方形，说明城市布局有了统一的规划，城墙总长740米，墙高米左右，根部厚3米，顶部宽达8-0米，可容纳大部队的调动和战斗。此墙的修筑采用了先进的板筑法，即先夯筑陡直内墙，两侧再以护城坡加固，此法可在增加高度的同时，抑制坡度的同步增长，使城墙较为陡直难攻。而随着这类较高大城墙的出现，为避免因土质问题造成塌陷，地基就成了工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项。

公元前2世纪末，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帝国-夏，建立了。但帝国的建立并未促进夏代城防设施的发展，平凉台古城的防御水平终其历史也未被超越。直到商代初期，墙根厚度20米左右，高度达到0米左右的城墙，才在夏代以来面积急剧膨胀的城市四周耸立了起来。此时的城墙不但更为高大，而且做工也更细致。护城坡经过铲削平整后，会铺上防雨水冲刷的碎石。内墙夯层间设有夯窝，使夯层嵌接，城墙更加牢固。

可惜的是，除了平稳的沿着高大细致发展外，从商到西周，城防技术并无新的内容。这或许是由于当时的防御能力已经远远超出了进攻手段的发展吧？攻的软弱自然无法激励守的进步。直到春秋时期，随着车辆制造技术的进步，攻城技术才终于进入大发展时期。

春秋发明的临车、冲车、愤辒、修橹和抛石机，第一次将守城方笼罩在重型装备威胁之下。临车上悬吊的箭屋，伸入空中可达0米以上，能居高临下射击守城方。冲车将一捆大木装在车架上，专门撞击城门。愤辒顶部蒙以生牛皮，可推至护城壕甚至城脚，进行填埋或挖掘作业。修橹与愤辒相似，但职责在于掩护部队接近城下。至于抛石车，更是一种由人力拉放，可将石块抛向目标的先进武器，不过当时威力的不大，石块重不过几公斤，能飞300米左右，砸人欠准，轰城嫌轻，倒是更适合抛射熏烧功能的烟火弹或阻滞功能的蒺藜。抛石车后世曾一度失传，但再次复出竟掀起了一场攻守变革，这将在后面细说。

重型攻城器的涌现，带来了战术的大大丰富。原先单纯的人海战术，已转变为愤辒特种作业、临车和抛石机火力压制、修橹重甲掩护、冲车攻敌软肋、单兵钩索攀城的联合作战。等到战国时期，云梯、水淹和地道出现，中国冷兵器时代的攻城战术就算基本齐备了。

面临攻城技术的突飞猛进，一向慵懒的城守技术此时也不敢再怠慢了。由于采用悬板夯筑法，城墙已不再需要护城坡，因此愈加陡直。而女墙、角楼、悬门、瓮城、单层城楼和吊桥等新式工事也一一登场了。女墙可以隐蔽守军行动，遮挡临车攻击。角楼建在城角，用以抵御可能遭受的两面夹攻。悬门吊于城门洞中部，待敌军破门后紧急落下，可将其一分为二各个击破。瓮城是主城城门外的半座小城，墙与主城等高，瓮城城门偏设，使主城守军也能射杀到攻门敌军，而一旦敌军破门进入瓮城，更会陷入四面居高临下的夹击。城门之上建单层城楼，是城门争夺日趋激烈的表现。桥身能被提离地面的吊桥则已被用于一些纯军事功能的城池。除上述之外，在吴越水乡，随同跨河而建的水城的出现，供船舶往来的水门也诞生了。

春秋攻守技术的飞跃，还只是战国鏖战的序曲。除了南宋，在中国攻与守的历史中，再没有比战国更辉煌的时期了。此间产生的完整攻守法则，令秦汉隋唐军事家们的思索无出其右。

战国城防层次分明，阵地从城外5公里便铺展开来，由外向内划分为荒芜圈、警戒圈和城防圈。

距城5公里范围内是荒芜圈，实行坚壁清野，能撤进城的全部运走，如果必要，还会将带不走的付之一炬，并向水井投毒。

离城5公里处，就进入了警戒圈。延警戒圈边缘，每隔一定间隔，在制高点上设3人侦察哨一座，形成一道警戒线。侦察哨之后，每隔.5公里设一联络哨，保持侦察哨与城池间的联络。白天的联络信号是，发现敌军举一帜，接近警戒线举两帜，进入举三帜，向城市而来举四帜，接近城郊举五帜。晚间则以火代帜。此外，各要道和关卡，还要设置3人一组的机动小队，负责侦察和反间谍。这道三位一体的警戒圈，会在敌军进至城郊，即将围城时撤回。

城上远射兵器射之所及便是城防圈的边缘，在此范围内的城外地物一律铲平，以扫清射角和视线。

在距墙根0米外是护城壕。壕内有水就在水面下0厘米交错埋插长短不一的竹刺。城门外的护城壕上会架设转关桥，这种桥只有一根梁，梁的两端伸出支于壕沿的横木，当敌人行至桥上时，拉动机关使横木缩回，桥面便会翻转，令敌坠入壕内。

在护城壕后，有时会附加一道木篱或夯土的矮墙，称为‘冯垣‘，后面部署士兵，待敌军进入护城壕范围，配合城上守军，以武器杀伤或柴草熏烧之。再向内，是宽2.5米的拒马带，主要用于阻碍敌军云梯接近。在守军出入的地段，拒马会浅埋成易于移动的状态，并在城顶加以标志。最后，在距墙2.5米以内，是5行高出地面0.5米的交错尖木桩，兼有阻碍敌人攀城和刺死坠落之敌的功能。

接下去才是城墙，这是攻入城池的最后屏障。当时城墙的高度已由春秋的0-2米，增至不逊后世的5米以上。

墙顶宽度足有7-0米，守军可在上面自如的机动和战斗。延墙两侧有厚米的女墙，其中外侧女墙较高，开有外宽内窄的射击孔。除了城角建有永久性的角楼外，战时还要延墙添置大量临时楼台。每隔0米，建一座突出外侧城墙米的观察楼。每隔80米，建一座突出外侧城墙3米、用以消灭城下死角和夹击城下敌军的木楼。同样，每隔80米，还竖有一堵3米高尖木桩连成的横墙，平时开小门供穿行，敌军登城后封闭作为路障。最后每隔30米，再建一座突出内侧女墙4.米的木楼，以备攻击入城之敌。

墙根厚达20米，甚至40米，即使城基被挖空，也不至因失去重心坍塌，而只会下沉。每隔约200米，由内向外挖掘，接近外侧5-寸时停止，即形成一道暗门，留作突击杀出之用。暗门内侧还备有带风箱的窑灶、柴草和障碍车，以备敌军发现，从中杀入时，加以烟熏和堵塞通道。

城楼之下，城门洞内外侧都设城门，门洞中部还有辘轳升降的悬门。三道门都设有活动射孔。为了防御火攻，除了在城楼中预备水罐水盆及长柄麻袋外，还用间隔厘米、突出2-3厘米、交错排列的圆头木桩在门外侧钉上厚泥，这种方法直到宋代才被铁皮包裹法淘汰。

与城外的步步设防相比，城内却是一幅畅通景象。城楼两侧和城角的宽大登城道，连接着延墙铺设的环城路。环城路与各要道相连，构成城内四通八达的网路。不过城内也并非长驱直入之地，必要时，环城路之后会修筑一道称为‘傅堞‘的夯土矮墙，墙前再挖一道深3.5米，宽3米的壕沟，内塞柴草。一旦敌军入城，即引燃柴草形成火墙，并据墙与城墙友军夹击之于环城路上。

当时守城的通常密度是，正规兵每.84米人，征集的百姓每2.3米人。占征集百姓25%的成年男子担任兵员，占50%的成年女子负责工程作业和运输战材，剩下的老弱担任后勤杂务。武器配发则按照，每50-90米设抛石车一座，每20米存放修补城墙工事的柴捆20捆，每45米设置锅灶、水瓮及沙土，每4米存放弩、戟、连梃、斧、椎各，及一些石块和蒺藜等的原则。人员或武器不足时举旗为号，苍鹰表示需要敢死队支援，双兔表示需要大队人马支援，狗表示需要补充远射兵器，羽表示需要补充格斗兵器，赤表示需要火战器材，白表示需要滚石等等。

除了上面提到的标准装备外，当时还出现了一些新式装备。如悬脾、累答和火擂木。悬脾中藏有士兵，顺着城墙吊放，从侧面刺杀爬城敌军。累答就是粗麻绳编成的软幕，涂泥浆的悬挂在墙前充当廉价的盾牌，不涂泥浆的可以点燃后覆盖城下敌军。火擂木是在两轮中间捆扎一束柴草，点燃后顺城坡滚下砸烧敌军。而随着弩用于军事，城头也出现了其后很长一段时期绝迹了的床弩，及永远绝迹了的转射机。前者在当时需0人操纵，有2副绞盘供上弦，副供顺绳拉回射出的巨箭，既能发射2.3米长的巨箭，也可一次装填0支普通箭，相对南北朝之后的同类，这样的床弩还是略显弱些。后者是固定在木架上的弩，虽然固定依然可朝任何方向射击，功能类似地中海叙拉古的弓式弩炮，从由2人操纵判断，似乎也是绞盘上弦，可惜后来彻底失传了。

针对如此森严的防御，攻方除又发明了带有轮子的壕桥，用以缩短打通护城壕的时间外，更总结出强攻、压制、地道和水淹四类战术，予以对抗。

强攻是或用冲撞、焚烧等办法破坏城门，或遣单兵蜂拥而上攻占城墙、抑或借夜幕派单兵接近城池，而后对城墙展开强攻。此战术中前两种情况最怕守方拼死抵挡，连射带刺、连砸带呛、连烧带浇，一通猛打下来，必然损失惨重。后一种情况最怕守军点燃火炬伸出墙外，用眩目火光封闭城头情况，使攻城者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

压制是利用临车或土台对城墙进行居高临下的火力压制，适于骚扰守军或掩护强攻。此战术最怕以高制高，如果城墙上增建8米高的木城，使总高度超过25米，不但临车达不到，就是堆积土台也不可能立竿见影，到时候木城外侧悬挂累答，城上设置床弩和抛石车，制高点必稳操在手。

地道是挖掘通向城墙的地洞，并用木桩支撑，然后或发动突袭攻入城内，或烧毁木桩使城墙塌陷。此战术也有所惧，一方面头顶的护城河会增加挖掘难度，另一方面一旦守军观察到城外的异常，就会在城墙内侧的相关地段每0米埋设一口大瓮监听地下，而后派出作业组向城外挖掘，每掘进2米，下降0.7米，直挖至墙外，随后横向掘进至地道侧面，设置风箱和隔板后，突然撞开相隔土层灌入浓烟，并通过隔板的活动小孔压制反抗，则计划必败。

水淹适用于临近河流的城池，堵塞河道引水淹城，令守城方不攻自溃。此战法要严防守军突袭堤坝，并且注意驻扎地点，否则搞不好自家反会陷入汪洋，晋阳之战中的赵襄子军，就是通过反灌智伯军转败为胜的。

可见，尽管攻城技术在进步，但在守城技术的对抗下，攻还是远远难于守的。不过这种不平等很可理解，守方是将长期积累的人力化为城墙保存着，攻方是一次出动所有人力，两者战场上的不平等，实际正体现了投入力量的平等。在战国时期，攻防双方的兵力可以悬殊到这样的程度，假如攻方以0万之众围攻，按《墨子》中的论证，守方只需将4000余人，按每2米9人的密度部署，即可在最大不过920米的主攻方向上挫敌锐气。

丰富的攻守技术虽助秦统一六国，但到了堪称帝国盛世的汉代，其发展却几乎陷入了停滞，直到进入魏晋，才再次启动。

首先登场的是马面。陡直的城墙虽不利敌军攀爬，但同时也会增加城下死角的范围，尽管战国时就用突出外侧城墙的木楼和竖立尖木桩带加以弥补，不过针对此问题的永久性墙台还是出现了。马面突出城墙外侧，与城墙合为一体，上设供士兵休息的战棚，战棚四周有木桩围护。与各种城防新技术一样，马面用于战事较多的边防应该更早些，但被帝国腹地首次采用，则是在曹魏洛阳城的重建中。

其次登场的是南北朝时的夏统万城。所以将统万城作为技术介绍，是因其除了有又长又多的马面外，还有多种先进之处，以至后世‘深可为法‘也。统万城墙身由‘三合土‘夯筑而成，这种组成为石灰、沙粒和粘土的混凝土，至今仍为建筑良材，苍白色的墙体经过‘锥入一寸，即杀作者‘这般严酷的工程验收，以至‘紧密如石，凿之则火出‘。角楼被强化为巨型建筑，结构有些像如今的航空塔，但有多层，外面蒙以生牛皮，当时的皇帝赫连勃勃曾颂赞其‘高隅隐日，崇墉际云‘。马面内建仓库，既利于迅速补充军需，也开创了明代在城墙内侧修筑藏兵洞的先河。

最后登场的则是唐代的多项新发展。

工事方面的发展大多是基于战国已有技术的加强，像傅堞演变而来的重城，即城中之城，冯垣演变而来的碉堡式工事-羊马城，以及为对抗床弩攻击而在城门、城角、直至整堵墙表面砌砖的砖城等，只有弩台是个例外。弩台为方形，根部边长4米，高5米，顶部边长7米，四周围有夯土墙。台底开门，守军可通过天井的绳梯爬上台顶。台顶架有毡帐，内藏5名弩手及各种军需。将弩台在距城墙50米之外，间隔50米设置一圈，就形成了城墙与弩台、弩台与邻台互相支援的交叉火力网。

装备方面也有不少发展。战国时的累答，已经改为荆条编制或用布缝制，火擂木则改为韦草灌油蜡制成，形状如同燕尾，称为‘燕尾炬‘，抛石机也增加了转向功能。此外，还有新出现的铁鸱角、叉竿和钩竿。‘鸱‘是鹞子之意，铁鸱角自然就是铁鹰爪了，专门从城上抛下钩砸敌军。叉竿的效果相当残忍，顺云梯向下推，用横刃切断敌人手足。钩竿可以钩住云梯向外推，使敌军上下不能，眼睁睁被一一干掉。

如果说春秋攻城技术的发展，是基于攻城手段的贫乏，战国攻城技术的发展，是基于攻城谋略的贫乏，那麽到了魏晋隋唐，在城防日趋森严的情况下，攻城技术自然就要向强化威力的方向发展。时至唐代，床弩和抛石车不但从失落的历史中重获新生，其威力亦不可与往日并论，唐初李世民围攻洛阳时，动用的床弩由8张弩连成，所用之箭粗如车条，箭镞大如巨斧，抛石车所用的石块，已重达30公斤。

再次提到抛石车，就需要细说一下了。这是一种利用杠杆原理抛射石弹的大型人力远射兵器，春秋时期已开始使用，隋唐以后成为攻守城的重要兵器。但宋代较隋唐更有进一步的发展，不仅用于攻守城，而且用于野战，不仅抛射石弹，而且抛射燃烧或爆炸弹。

宋代抛石车按组成杠杆的杆数划分轻重级别，几杆就称为几‘梢‘。重型的五梢和七梢，需要50到250人拉绳，抛射4、50公斤的石弹，多用于守城。中型抛石车有的装有四轮，可供野战使用。而最轻型的只需2人拉放，石弹仅0.25公斤重，甚至可用泥弹代替，虽然简陋，但击中人也会致残，击中要害也能致命。

到南宋末年，蒙古攻占襄阳中，就首次使用半自动投射的襄阳炮了。这种抛石车在杠杆后端挂有一块巨大的铁块或石块，平时用铁钩钩住杠杆，放时只要把铁钩扯开，重物下坠，就能抛出石弹。由于人力需求较少，此炮比旧式前辈威力大得多，射程也更远，攻襄阳时，曾抛射近90公斤的石弹，将地面砸出2米多深的弹坑。

虽然相比欧洲中世纪巨型投石车动辄数百公斤的石弹，抛石车的威力小得多，但弧线很大的弹道却使两者的战术功能很相似。

一场由抛石车导致的攻守变革终于在北宋末年爆发了。这场变革的发生应该感谢地处帝国之北的金国，正是这个塞外藩邦，凭借草原民族的骠悍气魄，极大的促进了抛石车的应用，使万炮齐鸣于中原大地。

据记载，金军在灭亡北宋的汴京之战中，一夜之间架设抛石车5000余座，以汴京长达50里的外墙，每里还要分得00座。金军为了搜集足够的石弹，将汴京附近的石制品洗劫一空。攻城时，先将护城河填平，而后万炮齐发，再辅以大量强弩，一举击溃守城部队的部署，进而出动与城墙等高、可容纳80人的巨型攻城车-对楼展开登城战。量变到质变，大量抛石车的运用促发了全新战术的诞生，其流星雨般猛烈的打击令戒备森严的城防完全无法招架。

针对这种新战术，提出系统城防思想的是南宋初年一位叫做陈规的杰出文官。此人极富谋略，发明过竹竿火枪，更指挥过大量保卫战，也亲身体会到抛石车集群轰击对攻防双方的巨大影响。尤其是金军对德安发动的9次进攻，每次都动用了抛石车，最后一次竟连续轰击4昼夜，可以想象那是何等的惨烈场面。然而其凭借着过人的谋略，屡屡在各城挫败为数众多的金军，奠定了其作为那个时代城防第一人的历史地位。其所撰写的《守城录》，至今仍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兵书之一。

陈规的城防思想涉及工事设计与防御战术两方面。

其理想中的城池应具备如下改进。

护城壕之后，距城墙-9米外，是一道高4米，根厚3米的羊马墙，墙上设有三个一组的‘品‘字形射击孔。羊马墙后有一道壕沟。之后又是一道墙。形成两壕三墙的障碍带。

城墙宽顶缩窄至5-米，以降低被石弹击中的机会。用较能承受石弹轰击的平头墙取代有齿垛的女墙，墙上交错开设两排孔口，供射击和刺杀之用。在马面上修筑平头墙，以取代经不起石弹攻击的战棚。城角由从前较易被石弹轰塌的直角城角，改为半圆形，并且废除容易成为轰击目标的角楼。

御敌性能较弱的单层城楼被双层城楼取代，下层近战，上层射箭。性价比较低的瓮城也被废除，改为在城门外5米和城门内米各筑一道根厚5米的0米高墙，墙宽以遮住城门两头-9米使城外无法侦察城门情况为宜。敌军攻门时以外墙与城门之间木寨据守，并从城头攻击其侧，敌军破门入城后，则在内墙与城门间的夹道展开两面夹击，同时从城头攻击其侧。

而防御战术方面，其除了倡导守中有攻的防御和灵活周密的部署外，更提出了以炮对炮的理论。

所谓以炮对炮，就是以射程500米的抛石车打击敌军指挥点和抛石车阵地，以射程400米的抛石车，打击敌军工程作业部队阵地，最后以射程300米的抛石车打击敌军的前线攻城器阵地。同时，为了防止遭到反击，以及减轻运送石弹的困难，抛石车不设置在城头，而是隐藏在城墙内侧，由城头上的指挥员指挥射击。

遗憾的是，陈规的城防思想由于南宋的黯弱，未能得到充分实施，以至到了南宋末年元军入侵时，抛石车集群轰击仍旧屡试不爽。如攻打京师的龙德宫城时，元军仅攻打一个城角就设置3梢抛石车00余座，昼夜连发，几天之内就堆起城墙高度。本朝况且如此，至于后代，就更置若罔闻了。

经过短暂的元代，就又不得不谈到明清了。这两个朝代实在很不提气，一个是武备弛废，另一个连欧洲送上门的新式武器都不屑一顾，脑子彻底坏掉了。至于为什麽会坏掉，就不是本文讨论的问题了。

不过相比之下，明代还稍微强一点儿。首先火枪和火炮都是那个时代发展起来的，虽然自己并没好好利用，但客观上无疑是对攻守技术的极大贡献。另外，还发明了瓮城箭楼、多重瓮城和藏兵洞。箭楼又叫‘万人敌‘，代表之一就是前门楼子，一层层射击孔密密麻麻，确实雄伟。多重瓮城是种想把攻方烦死的设计，一个门接一个门，要想攻到底，还真不如跳墙呢！藏兵洞设在城墙内侧，用砖石加固，既提供了预备兵力的就近安置，又能作为掩蔽和休息的场所。

而清代，由于最有成就的海防要塞不归这里谈，值得一提的也就是太平军的爆破战术了。必须承认太平军攻城很有一套，专门找了数千矿工挖地道，等到接近城墙时，就把用棉被、布袋、甚至棺材装着的火药安好，拖出一条2、3公里长的引信，远远引爆。霎时间闷声巨响，城墙坍塌，太平军便趁乱杀进城中。为了掩人耳目，太平军起初把入口选择在城外的空房子里，后来清军学精了，他们又改在隐蔽地形后面挖，而且还擂鼓掩盖地下的挖掘声。以至清军唯有无可奈何的称其为‘至为险毒‘，又评价太平军‘掀翻巨城，如揭纸片‘。

后记

与中国古人相比，欧洲古人似乎更爱走极端，比如希腊的重装步兵、亚历山大的长矛方阵、罗马的龟甲阵、中古骑士的冲锋等。这也许与欧洲一直没有打破社会成员的严格等级，进入人民战争阶段有关。所以欧洲战争在火药时代前一直停留在了中国春秋之前的水平，作秀成分远多于实事求是，战死沙场也成了一种特权和荣誉，武士道泛滥。

这种战争虽然充满理想和浪漫，显得格外高尚和美丽，却如同温室里的花朵劲不起自然检验，在异民族的打击下往往顿显其迂腐本质。亚历山大如果能来到中国，一定会发觉他引以为傲的诱敌和中央突破战术，早在他诞生前就随着《孙膑兵法》为人广知，而他武王伐纣水平的单调又庞大缓慢的长矛方阵，也会在中国车、骑、步兵的机动夹击下被撕裂并屠杀，就如同旨高气昂的中古骑士，却被简陋的蒙古轻骑像傻瓜一样捉弄。也许只有罗马的战术思想可与中国有一比，因为两者都是在残酷的对外作战中积累起来的，是实用主义的。

正因为欧洲战术思想的严重落后，他们在进入人民战争时代后，才不得不立刻放下架子，去尊奉中国的兵家智慧！

当亚历山大接管波斯价值400亿美元黄金的时候，也许仅仅意识到征服者的光耀，而丝毫未考虑如何使这战利品真正属于他的帝国。亚历山大是梦想家，挥舞宝剑追随阿基里斯品质的伟大征服者，但他不是政治家，他的一生在扩张中度过，用他的个人魅力耗尽希腊的进取精神，却完全无暇顾及巩固帝国的基础。亚历山大似野火，一路烧去，湮没入历史长河。

再看看欧洲的启蒙者-古希腊的所谓文明吧，一面高谈阔论哲学科学，一面又连同族都要逢城必屠。在他们眼中，敌国不过是黄金和土地，敌人不过是尸体和奴隶。斯巴达虽属弹丸之地，可对希洛人的奴役比之元朝犹有过之。

这就是古希腊的所谓文明，缺了他的思辨精神地球不会停转，文艺复兴只是借壳上市，如同中国两千年来言必孔孟，却各持己见一样。古希腊自己却在保守排外中互相杀戮数百年，最终沦为罗马能说会道的奴隶。

然而罗马又何尝不是如此？中世纪又何尝不是如此？大航海时代又何尝……欧洲征服者们的眼中无一例外盛满了黄金和土地、尸体和奴隶。

与欧洲征服者们的野心勃勃相比，中国兵家更多了许多冷静，他们在沉思战争的是与非，那种对政治的关注、对人心的追求，对将帅的苛责，对士卒的怀柔，真正使战争具备救世与治世的意义。

战争不应仅仅为了掠夺，战争应该具有更进步的意义，唯有中国兵家有能力化害为利。中国历史就是分合的历史，每一次统一都使民族越发伟大，秦统一六国孕育了强汉，隋统一南北孕育了盛唐，汉化的忽必烈之元孕育了幅员辽阔的明清，这才是中国兵家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