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朝，是我国历史上距离我们最近的两个封建王朝，也是我国持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最重要的一段历史。在这两个朝代，封建君主的中央集权到了从所未有的一个程度，其中一个标志就是明朝臭名昭著的特务机构——锦衣卫和东，西，内厂，统称为厂卫。厂卫的出现标志着皇帝对自己权力的控制度加强，可以说是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度不断完善的一个必然。谈到这个问题，就不能不说说我国封建集权制度的发展史。封建君主中央集权制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战国时期初步形成。以商鞅变法为代表的一系列变法行动，使其初步形成。废除奴隶主贵族特权和建立县制是两个关键。秦汉时期确立和巩固。就中央集权而言，秦代推行郡县制、车同轨、书同文，西汉推行“推恩令”、实行严密的监察制度，巩固了中央集权，实现了主义的决策方式和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有机结合。隋唐时期的革新。隋文帝综合汉魏以来的官制，在中央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唐太宗时进一步明确划分三省职权、分工合作，相互监督，使封建官僚机构形成完整严密的体系。此外削弱相权，加强皇权，创立和完善科举制都加强了中央的统治力量。革新后的政治制度为历朝沿用。宋元时期中央集权的强化。宋太祖以“强干弱枝内外相制”为宗旨，全面实行分权制，强化相互牵制，基本上解决了地方割据的问题，军权、行政权和司法权都收归了中央。但是以分权达到过分集权也给北宋种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元朝大一统局面形成后，元世祖实行行省制度，有效地统治了空前辽阔的疆域，使中央集权制有了新的发展，同样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明清达到顶峰。君主的空前强化是这一时期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最大特色，明初废丞相，设三司，置五军都督府，实行特务制度，都是为了强化君权，清朝沿用明制，增设军机处，使议政王大臣会议名存实亡，标志着我国封建君主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顶峰。君主强化的时期也是封建制度走向衰弱的时期。

其实特务机构并不是明的首创，历朝历代都有，如汉武帝的直指绣衣使者，但权柄最重为祸最烈无疑是在有明一朝，始做俑者就是明太祖朱元璋。为了监视、侦查、镇压官吏的不法行为，太祖先后任用亲信文武官员充当“检校”，“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洪武十五年（382年），设立“锦衣卫”，专掌缉捕、刑狱和侍卫之事，直属皇帝指挥。

锦衣卫官员有指挥使一人，正三品，同知二人，从三品，佥事二人，四品，镇抚二人，五品，十四所千户十四人，五品，下属有将军、力士、校尉、有法庭和监狱，其中，“经历司”掌文移出入，“镇抚司”掌本卫刑名，兼理军匠，即“诏狱”。锦衣卫平日为皇帝爪牙，镇压臣下时则罗织大狱，捕人，审讯和处刑。太祖大杀功臣，许多案件就是通过锦衣卫执行的，“幽絷惨酷，害无甚于此者，太祖时，天下重罪逮至京者，收系狱中，数更大狱，多使断治，所诛杀为多。”

锦衣卫的残酷和猖獗是不必说的，他们由于直接听命于皇帝，任何人都可以逮捕，皇帝要逮人，也通过锦衣卫去抓并且让他们审讯。锦衣卫还设立监狱，这就是锦衣狱或诏狱，特务机构的监狱与明代的司法机构的监狱比起来，当时的官员与百姓都把司法机构的监狱视为天堂，而把锦衣卫与东厂的监狱看成地狱，可见这两大机构监狱的残酷。由于锦衣卫的权力很大，在执行任务时就无所顾忌，无恶不做了。按明朝刑法规定凡是抓人，必须人赃俱获，或者有确切的证据才能够去抓。但锦衣卫抓人多是扑风捉影，事实不清，有时仅仅是姓名差不多，锦衣卫就去抓人。锦衣卫抓人后，先不带回衙门，而是找一处空的庙宇，将人毒打一番，名曰“打桩”，被抓的人必须将自己的钱财贡献出来向他们行贿，钱少了，这些小特务自己留着，钱多了，小特务就与大特务平分。但是被抓的人钱财不多或者不能满足这些特务们的需要，即使花了钱也还是要被带回特务机构百般拷打，在屈打成招后，再送到司法机构。由于锦衣卫这样的特务机构深受皇帝重视，地方司法机构根本不敢对他们说不，所以明知许多人是被冤枉的，也不敢纠正。被冤屈的人最后落个人财两空，甚至还搭上无辜的性命。

‘卫‘之后就是‘厂‘，东厂，官署名。明成祖时期为清除建文帝余党和体察民情，一方面恢复和加强锦衣卫，一方面于明永乐十八年（420年）设立东缉事厂（简称东厂），由宦官提督但任。权力在锦衣卫之上，只对皇帝负责，不经司法机关批准，可随意监督缉拿臣民，从而开宦官干政之端。西厂，官署名。明宪宗时为加强特务统治，于明成化十三年（477年）设立西缉事厂（简称西厂），由大宦官汪直提督厂事，其权势超过东厂。汪直以西厂为据点，勾结一些朝官结党，排除异己，陷害忠良，威势倾天下。西厂特务侦缉各地，引起朝野反对，后被迫撤销。明武宗时大宦官刘瑾专权，又恢复西厂，后刘瑾倒台被凌迟后又被撤销。大内行厂，官署名。明武宗时大宦官刘瑾专权，乃设大内办事厂，即大内行厂，简称内厂，由其亲自统领，比东厂、西厂尤为酷烈。武宗以前，厂、卫分立，更迭用事。此时，东厂首领丘聚，西厂首党谷大用，锦衣卫指挥史石文义，皆刘瑾死党，以致厂、卫合势，特务遍天下，并创立重刑，令官吏军民谈虎色变，人们视宦官如虎狼。明正德五年（50年），刘瑾以谋反罪被杀，西厂、内行厂被撤销。

当时的天津城，总可以看到厂卫特务的身影。虽说是特务机构，但他们的服饰非常显眼，让人一眼就可以认出。东西厂均由一个提督负责（西厂设立过两次，但时间都不长），由宦官担任，主持东厂的太监被厂内的人称为“督主”或者“厂公”，他的底下设掌刑千户一名，理刑百户一名，这两个人都是从锦衣卫选拔过来的。再下面是掌班、领班、司房四十多人，分为子丑寅卯十二颗，颗管事戴圆帽，着皂靴，穿褐衫。其余的人靴帽相同，但穿直身。实际在外面侦察缉访的是役长和番役，役长又叫“档头”，共有00多人，也分子丑寅卯十二颗，一律戴尖帽，着白皮靴，穿褐色衣服，系小绦。役长各统帅番役数名，番役又叫“番子”，又叫“干事”，这些人也是由锦衣卫中挑选的精干分子组成。所以，当身穿东厂服装或锦衣卫服装的人出现时，老百姓与当地的地方官都躲得远远的，生怕被这些人找茬抓起来。

明代宦官设有许多衙门，主要有十二监、四司、八局，总称二十四衙门，其中司礼监是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的首席衙门，是明代特务机关最高指挥机关。东厂特务直接受皇帝指挥，派去主持东厂的宦官都是皇帝的亲信，颁发的关防（也就是工作证）比起其他宦官衙门也有权威的多，其他宦官的奉差关防都是“某处内官关防”几个字，惟独东厂的篆文是“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关防”。

东厂除侦察京师官民外，连锦衣卫也在侦察范围之内。由于东厂还要负责调查全国各地的情况，临时派遣的特务最为广泛，派出去的宦官或去监督军队，叫做监军；或去征收税赋，叫做税监；还有提督京营，监督仓场，采办货物等，遍于全国各地，全都负有侦缉的责任。

三厂的危害比起锦衣卫尤甚。首先，他们的职权在锦衣卫之上，权大为非作歹起来危害也就越大。再加上掌权的都是些身体和人格上都不健全的太监，行事之乖张酷烈也就可想而知。有人说太监阴毒是因为‘女性化‘，其实不是这样，这完全是中国数千年男尊女卑思想的流毒。太监阴毒是因为被人为的压制了本性，就是变态。男人女性化会变态，女人男性化又何尝不会？‘最毒妇人心‘的封建思想可以休矣。

‘厂‘‘卫‘的出现，代表了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进一步加强，权力更加全面的集中到了皇帝手里。‘厂‘‘卫‘自己拥有司法，审判，执行的权力，不受任何部门制约，直接对皇帝负责，令普通百姓和官员谈虎色变。从另一方面，也表明了皇帝对控制手下的官员已经失去了信心，靠正常方法已经无法达成目的，只好借助特务手段。而这一方法的弊病也显而易见，庞大的机构只有皇帝一个人可以直接控制，显然无法面面俱到。在忠实执行了皇帝下达的任务之外这些位高权重的特务的作为根本没有人可以制约，皇帝也不可能事无巨细事必躬亲，也就无法杜绝公报私仇以权谋私等等行为的产生。事实上明朝的皇帝对自己这些爪牙的胡作非为基本上是不闻不问的。好比有人养了一条恶狗，用的时候就让他看家护院或者去攻击对手，不用时候就放出去让他自己觅食，会不会乱咬人他是不管的，何况厂卫特务远远不是一条狗这么简单，堪比豺狼虎豹。屈死在厂卫手中的良善百姓和正直官员不计其数，厂卫特务制度已经成为了明朝政治形势昏暗残酷的一个象征。

然而皇帝为了控制自己的权力而建立的厂卫制度显然没有起到什么好效果，昏暗残忍的政治制度，加上连着几个皇帝的无稽荒唐，千创百孔的大明帝国终于走到了尽头。没有活路的百姓们忍无可忍起来造反，崇祯皇帝口中的‘流寇‘们攻入北京自己做了皇帝。可惜这些不想饿死而起来造反的‘流寇‘们一吃饱饭就忘了本，在北京城中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在根基未稳隐忧尚存之时就飘飘然准备要做皇帝做王爷好好享受一下了。一个女人成了导火索（陈圆圆之事是否是吴三桂降清的主要原因还有争议，但肯定是原因之一），前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举军降清，引满清入关，山海关一片石一场大战，闯王大军全军覆没，这也就是‘冲冠一怒为红颜‘了。大顺王朝昙花一现，继元之后的另一个大一统少数民族政权——清登上了历史舞台。

清朝入关初期是相当血腥残忍的。野蛮落后的民族发现自己好象突然闯进了天堂，而且天堂里的一切好象都可以据为己有，烧杀掳掠的强盗行为也就不可避免（这在他们看来根本天经地义，关外的女真部落尚处在奴隶制社会，部落之间的战争一向如此），‘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惨绝人寰。但满清毕竟不是傻子，终于认识到了这样非长远之计，于是颁布剃发令压制汉族人民的抵抗意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当无数高贵的头颅带着汉族传统的发式纷纷落地的时候，满清的目的达到了，清朝统治开始了。

清朝最杰出的一个皇帝是康熙，这位皇帝未成年便登基，年纪轻轻便不动声色的剪除了把持朝政的权臣敖拜，显示出了高超的政治才能。这位皇帝天资聪颖，是历朝历代很少见的多才多艺但又不误正事的一个皇帝。从敖拜事件中他意识到了权力集中的重要性，但高度集权的制度却又让他感到以一人之力操控百官的力不从心。怎么办呢？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特务机构是不可行的，前明的厂卫特务机构太臭名昭著，前车之鉴，绝不能冒天下之大不违。于是，这位皇帝搞了一个小发明，这就是清朝的‘密折奏事‘制度。

‘《鹿鼎记》的故事中说到，康熙在韦小宝的部属中派有密探，所以知道了韦小宝的许多秘密行动。小说的故事有点夸张。清初政治相当清明，取消了明朝东厂、西厂、内厂、锦衣卫等特务制度，皇帝并没有私人特务。一直到清亡，始终没有特务系统。从康熙朝开始，清廷建立了“密折奏事”的制度。原来的制度是朝廷有一个“通政使”机关，凡是京官奏本，地方官的本章、题本，都先交到通政司，经审阅后再行转呈。康熙觉得这方式会导致壅塞，泄露机密，所以命令特别亲信的臣子专折奏闻。专折不经通政司，直接呈给皇帝，密折的封面上并不写明奏事者的姓名，只写“南书房谨封”字样。奏事者亲自送到御书房，面交太监，等皇帝批复之后，又亲自到御书房领回。

后来这奏折制度的范围扩大。并不限亲信臣子才可密奏，一般地方督府、京中大员都可用折子向皇帝直接奏事。到了雍正朝，更规定科道等官（中级官员）每天一人以密折轮流奏事，事无大小，都可照实奏告，即使没有什么事可说，也须说明为什么没有事可说。这种方式扩大了皇帝的权力，同时使得各级官员不敢欺骗隐瞒。

从康熙朝的奏折中看来，奏折的内容主要是各地粮价、雨水、收成、民间舆论、官员的清贪。可见康熙最关心的是百姓的经济生活，以及治民的官员是否贪污。当然，各地的造反叛乱，他也是十分注意的。

康熙在奏折上用朱笔批示，大多数是写“知道了”三字，有时也有详细指示。从批示之中，可以见到康熙英明而谨慎，同时对待臣下和百姓都很宽仁。‘

到了雍正即位，形势就很不一样了，同他的父亲不同，雍正是位苛察而御下极严的皇帝，大臣们在面对他的时候往往战战兢兢，生怕说错话，那是肯定要不留情面的斥责一顿的。雍正强化了‘密折奏事‘制度，允许官员‘风闻奏事‘，就是说可以不要证据只是听说就可以报告皇帝知道。这无疑方便了皇帝的耳目，但也有很大的弊端。‘风闻奏事‘给捕风捉影大开方便之门，一些官员莫名其妙被捕入狱，既不知道是谁告发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很是制造了一些冤案。因为弊端太大，‘风闻奏事‘后来被禁止。

至于民间流传极广的‘血滴子‘，说它完全是胡编乱造也并不是事实，其实它是有原型的，血滴子的原型就是一个雍正早期的准特务机构——粘竿处。北京夏季知了很多，发出噪音扰人休息，粘竿处的任务顾名思义就是人手一根长竹竿把树上乱叫的知了‘粘‘下来消除‘噪音污染‘。但雍正给了这个机构一个额外的任务，就是出没于大街小巷茶楼酒肆听取民间议论回报朝廷，在雍正未登基前也肩负着收集其他皇子的情报为雍正争位做准备的任务。为什么说他是‘准‘特务机构呢？第一他只有情报收集权，没有任何行动和处置的权力，这点和明的厂卫系统不同。第二他的存在时间并不长，雍正登基不久就消失了，原因不明，也许是因为知道雍正太多早期争位时的秘密不宜保留。小说中对于‘血滴子‘的血腥描写就完全是艺术发挥了，雍正在位期间对官僚知识分子的管束极严，‘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又大大的触动了官僚士大夫阶层的利益，历史的书写权往往就掌握在他们手里，雍正就难免在他们口中成为一个残民以逞的暴君了。其实雍正的施政方针是很高明的，下层人民的生活也不错，只因为御下严厉就被称做‘暴君‘的确是有点冤枉。当然他的暴君名声还有很大原因是因为臭名昭著的‘文字狱‘，这点和我们的话题无关，但的确是雍正的一大污点。

清朝一直没有设立严格意义上的特务机构，密折奏事制度客观上起到了一些特务机构的部分作用，但毕竟不是特务。有鉴于明朝几次宦官专权祸国，清朝皇帝对这方面也十分注意，对太监的管理是极其严格的，经常对犯规的太监动用‘非刑‘，也就是非常规手段处死。太监在清朝是十分没地位的，在宫中再红一些正直大臣也没把他们放在眼里。慈喜身边的大红人安德海在济南犯事，山东巡抚丁宝桢‘前门接旨后门杀人‘，连慈喜也救不了他的小命，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清朝宦官的地位。清朝皇帝在宫中立有铁牌‘嫔妃太监妄言干政者杀无赦‘，可惜执行的并不彻底。先是一个孝庄皇太后，这个是个英明的女性政治家，为满清早期政权的稳定立下了很大的功劳；最后出了慈喜老佛爷，把中国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太监不可干政绝对正确，这些身体人格都不健全的人一但掌权必然祸国。但嫔妃不可干政有人觉得不公平，觉得是对女性的歧视。其实并不是这样。由于中国女性长期处于受压迫地位，受教育机会也少，即使有也不会有人去教育她们如何治国理民而是学习一些lt;女儿经gt;什么的，客观条件决定了古代女性中很难产生有眼光有能力的政治家。武则天等杰出的女性政治家的地位本身就是奋斗而来，能取得这个地位本身就证明了她们的能力，所以并不具有普遍性。这个和‘男女平等‘思想是两码事，规定嫔妃不准干政还是一个正确的政策。

客观的说，仅仅就特务机构来讲，清朝比明朝进步得多，直到清亡，一直没有完全意义上的特务机构的设立（倒是民国后期蒋介石的统治下出现了大家耳熟能详的‘中统‘和‘军统）。有鉴于明朝的宦官祸国，清朝对太监的管制也非常严格，无论在宫中如何当红，想干预政事还是不大可能的。但是，没有特务机构并不意味着言论和政治上的清明自由。为了压制汉族对异族统治的反感，清朝在禁锢思想方面不遗余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文字狱‘等措施造就了一大批没有自主意识的顺民，对知识分子思想自由的禁锢导致了清代‘考据‘之风的兴盛。以思想学术界的成就而言，清不如明，思想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陷入了停滞状态。笔者以为，这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明朝的厂卫和清朝的文字狱其实都是封建制度到达顶峰阶段为了延长自己的寿命阻碍社会变革而采取的一种措施，对思想的压制言论的禁锢维护了封建社会统治的稳固政体的延续，但是也同样延缓了发展为中国近代的落后埋下了祸根。然而，蒙住自己的双眼并不等于世界就不存在了，故步自封的结果只能是被时代抛弃。当西方的坚船利炮惊醒天朝上国的美梦，厂卫制度和文字狱也就必然被抛弃进历史的垃圾堆，写进人类文明的耻辱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