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执着求仙的原因探析

秦始皇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秦王朝的创立者，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他在位期间，灭掉六国，统一天下，设立郡县，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近五百年诸侯割据混战的局面，建立了封建主义的统治体系。其政治实践对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明代杰出的思想家李贽盛赞为“千古英雄”、“千古一帝”。作为一名雄才大略、独创体制的封建君主，统一天下后却把很大的精力投入到了寻神仙、求仙药的活动中。为此，他巡游全国、北击匈奴、坑杀儒士、兴建宫室，不惜一切手段企图长生不死，以至最后死在了巡游求

仙的途中。秦始皇的求仙活动对秦王朝的统治产生了巨大影响，加速了秦朝的灭亡。秦始皇为什么会对成仙不死之道如此虔诚、神往、至死不悟呢？毫无疑问，这一现象的背后隐藏着深层次的多种原因，其中既包括社会的、政治的，也包括个人的因素。深入分析这些因素，有助于我们解开秦始皇执着求仙的千古之谜。

一、社会因素

一个人的思想行为不是孤立的，而是深深地铭刻着时代的烙印。秦始皇的求仙活动自然也受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风尚的影响，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

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

神仙思想起源于灵魂不灭的观念。据闻一多先生考证，西方的羌族很早就有了毁尽、灵魂永生的观念。后来这一思想东渐并流寓于齐地，与齐地的不死、灵肉并生的观念相结合，演变成纯粹的不死的神仙思想。神仙的老家在西方，今甘肃、新疆一带，正是古代羌族的居地。西北黄土高原的人民在远古时期就有神仙住在昆仑山上的传说。《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古籍中，记载着传说中西方的不死民、不死树、不死药等。周穆王西游，见到过西王母，竟流连忘返。可见在先秦时期，西北地区的神仙学说是有着广泛影响的。

秦国虽然起源于东夷，“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但是他们长期居住在西北，在羌的包围之中成长和强大起来，因此他们已相当羌戎化了。传说中秦的先人造父曾经在周穆王西游时为之驾车，自然，穆王会见西王母的故事也会在秦地广为流传，对秦人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斯维至先生认为，在秦始皇陵的兵马俑中，很多方面反映了羌人灵魂不灭的思想及其他羌戎文化的特点。据《史记》的记载，秦国历代国王也都有迷信神灵、祭祀神鬼的传统。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秦始皇，自然会在内心深处受到神仙学说的影响。

2.方士文化的推波助澜。

在战国秦朝时期，鼓吹神仙学说最积极的阶层是方士。他们大力宣扬海外有三神山，上有黄金、白银砌成的宫殿和纯白色的禽兽，仙人们就居住在那里。他们有不死之药，因而可以永远逍遥自在。仙人不与普通人往来，方士们自称他们掌握着神奇的办法——方术，利用方术就可以见到神仙，并从神仙那里求得不死之药。方士们还宣扬他们收藏着一些秘方，用这些秘方可以炼成仙丹，常人无论是吃了仙药还是仙丹，都可以成为仙人。

成了仙人就可以使天生的生命无限延长，并永享快乐，因此这一学说对世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尤其是那些饱尝荣华富贵之乐的王侯，更是被方士们的神仙学说迷住了心窍。《史记》中记载，战国时期的齐威王、齐宣王和燕昭王都曾派人入海去寻找不死之药，结果自然是一无所获，但统治者们仍乐此不疲。秦始皇征服六国后，自己也很快被神仙学说所征服。方士们对仙山、仙境活灵活现的描述，对仙人随心所欲、无所不能而又长生不死的生活的深情赞美，都令秦始皇心慕神往、沉迷于此而深信不疑。几次巡游全国，秦始皇所到之处，方士们无不闻风而动，云起雾和，使他进一步处于方士文化的笼罩之中。秦始皇笃信方术，反过来又刺激了神仙学说的发展，使求仙之风愈演愈炽，蔚为，成为秦始皇苦苦追求成仙之道的社会基础。

3.海市蜃楼的诱惑。

从春秋战国到秦始皇统治时代，神仙学说由西方向东方迁移，燕齐滨海之地成为方士文化的中心，这与当地特殊的地理环境有直接关系。琅琊、芝罘等地濒临渤海，波涛拍岸，景色壮观，常有海市蜃楼出现。方士们盛传“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引风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则方士言之不可胜数。”这种美妙异常的景观，显然就是对海市蜃楼现象的生动描绘。由于大批方士对三神山的一再渲染，无疑会使秦始皇信以为真。为求仙药，他几次亲自到琅琊、芝罘等地巡游，并曾长时间停留，想必应该亲眼看到过海市蜃楼的奇观。对海市蜃楼那可望而不可及、神奇莫测的变幻，云气缭绕、宫室辉煌的景观，在当时科学文化条件和认识水平的局限下，只能解释成神山仙境。这自然更使秦始皇对神仙学说信之如神，更加激发了他求取仙药的决心和热情。

二、政治因素

秦始皇信奉神仙学说，除了受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及人们认识水平的影响外，还与他所处的政治地位、政治环境有极大关系.

主义恶性发展的产物。

在秦始皇统治时期，他以气吞山河的气魄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大业，建立了大一统的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确立了至高无上的皇权。由于秦始皇的权力是登峰造极、无所限制的，群臣们对他的任何想法只能是迎合，很难提出异议。因此，他渴望成仙的愿望也在不断受到周围的和赞同。没有当头棒喝，自然很难迷途知返。由于陶醉于战争的胜利、统一的成功、无限的权威，使在臣僚们一片歌功颂德之声中的秦始皇更加忘乎所以。既然自己所取得的功业是“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的”，那么自己的寿命也应该是前所未有的，别人没有达到的求仙愿望，自己当然也应该达到。在主义的文化背景下，秦始皇自我陶醉、惟我独尊、惟我独是，什么历史经验、自然规律、生命周期，他都完全抛置脑后，很容易做起了权威无限、生命无限的美梦。

2.安邦定国的需要。

秦皇朝的建立，使秦始皇获得了政治上无与伦比的巨大成功。同时，秦朝政权也面临着各种矛盾和压力。由于统一后，秦始皇没有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反而大兴土木，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挥霍无度，搞得天下怨声载道。特别是到秦始皇晚年，人民的各种反抗活动此伏彼起，接连不断；六国旧贵族也乘势而动，企图东山再起。秦帝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而作为一名独断专行、刚愎自用的君主，秦始皇认为自己有能力统一天下，就有能力和责任治理好天下。他不相信别人能把秦帝国从动荡中稳定下来，更不情愿把一个危机四伏的秦帝国交给后人。为了治理好国家，他需要时间，需要长寿甚至长生，而求仙活动恰恰能虚幻地满足他的这种政治和心理需要，因此，他对求仙活动的热情和执着也就不难理解了。

3.接班人的困扰。

秦始皇晚年在醉心于求仙之道的同时，思想始终处于矛盾之中。求仙活动的一次次失败，使他不得不想到了死。而在接班人的选定上，又始终难作取舍。尽管希望“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无穷。”但选谁为二世，却成了摆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

秦始皇有子20余人，史书中记载较多的只有长子扶苏和少子胡亥，这两人也当是秦始皇诸子中最有能力、最有地位、最有可能的皇位继承者。扶苏身为长子。“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百姓闻之贤”。但是他在治国方略上却与其父有很大的不同。秦始皇专断严酷，主张以法治国；而扶苏却对儒家学说情有独钟，主张以仁德治国。秦始皇坑杀儒生，扶苏直言劝谏“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惟上察之。”秦始皇大为恼怒，把他赶出首都，“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以扶苏的地位、能力、威望来说，都应该是最佳的皇位继承人，对此，秦始皇也非常清楚。但他并不希望把权位传给一个与自己的治国之道并不相同的人。因此，传位扶苏，似乎是大势所趋，秦始皇却并不心甘情愿。

少子胡亥最得秦始皇喜爱，但这种喜爱更多的是老年人固有的疼爱幼子的心理作用。胡亥“慈仁笃厚，轻财重士，辩于心而诎于口，尽礼敬士”，也曾跟赵高学习法律。他表面木讷而内心狠毒，在秦帝国无尺寸之功。让胡亥少年继位，群臣未必畏服。传位于他，自然也难使秦始皇放心。对有才干、得人心的长子和钟爱的幼子尚且如此，其他诸子自不待言。找不到一位让自己放心满意的继承者，而秦朝的一系列暴政又搅得天下不安，社会危机十分严重，秦始皇为其接班人面临的严峻局面而忧心忡忡。以秦始皇的性格，他决不甘心把一个动荡的江山传到一个不满意的接班人手中。为了使国家基础坚如磐石，他深感必须长寿。这样看来，无休止地寻求不死之药，不仅是一种个人愿望，而且已经成了秦帝国的政治需要了。

三、个性因素

秦始皇的求仙活动，除了社会因素和政治因素外，还与他贪婪自负的个性息息相关。统一全国后，他“意得欲从”，人力所能做到的好事他都有了。正如丘琼山所说“始皇既平六国，凡平生志欲无不遂，惟不可必得志者，寿耳。”特殊的经历、自负的性格和无限的，都导致他对求仙的兴趣超出了常人.

身体状况、复杂经历的缘故。

对于秦始皇的身体状况，尉缭有一段描述“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有学者认为“这里所说的‘蜂准、挚鸟膺，豺声’都是生理的缺陷，特别是‘挚鸟鹰’，即今医学上所说的鸡胸，是软骨病的一种特征。‘蜂准’应该是马鞍鼻，‘豺声’表明有气管炎。”可见，秦始皇从少年时起就受到多种疾病的困扰，身体素质极差。登上王位后，为了实现统一大业，他日理万机，夜以继日地勤奋工作，“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统一天下后，又骄奢淫逸，纵欲无度，使多病的身体过早地衰落下来。可以说，由于疾病缠身和无节制地消耗，秦始皇的身体非常虚弱，使他不得不经常面对和思考生死问题，力图寻求摆脱死亡威胁的途径，这也是他长期迷恋和相信神仙学说的基础。

秦始皇3岁登上王位，面对的却是大权旁落的局面。丞相“仲父”吕不韦把持朝政，生母又与假宦官私通，秦始皇与他们有着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矛盾。经过激烈斗争，铲除了吕不韦、假宦官的势力，才把政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但他仍然面对六国残余势力和敌对势力的暗杀活动。荆轲刺秦王、张良博浪锥击，逢盗兰池……面对政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行为，更激起了秦始皇的好胜之心，坚定了他一定要找到一种生长不死办法的思想，而求仙活动恰恰迎合了这一心理，自然使他紧抓不放。

2.私欲的无限膨胀。

为了夺取天下，统一六国，早年的秦始皇积极进取，礼贤下士，办事谨慎，生活节制。为笼络尉缭，他“见尉缭亢礼，衣服、食饮与缭同。”对国家大事，都要亲自过问，亲自决断。统一中国后，由于陶醉于战争的胜利、统一的成功、至高无上的皇权和臣僚们的歌功颂德，秦始皇开始忘乎所以，贪婪暴虐的本性逐渐显露，无限的私欲恶性膨胀。在咸阳，他大兴土木，模仿建造六国的宫殿，“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由于享乐的越来越强，又开始嫌“先王之宫廷小”，动手兴建富丽堂皇、规模空前的巨型宫殿——阿房宫。方士劝诫他“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淡。”他竟“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在尽情享受华宫美女之乐的同时，又带着豪华的仪仗队及庞大的车队到全国不断巡察，游山玩水，寻欢作乐。在政治上称皇帝、建郡县、击匈奴、徙民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真是“自古莫及己”。就在他的不断得到满足，荣华富贵无人能敌之时，身体也在不断衰弱，死亡日渐逼近。对欲壑难填的秦始皇来说，只有成仙才能长生，才能保住自己所享有的一切，才能使自己的无限度地伸张。所以，他对求仙活动也就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

3.个性的自负。

特殊的经历和至高无上的地位，造就了秦始皇自以为是、独断专行的性格。“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他贪图权势，对待他人“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统一后更加忘乎所以，惟我独尊，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诸生因批评秦的政策而遭焚书之祸；李斯勿攻匈奴的建议被他拒绝，长子扶苏因对坑儒有不同意见，被发配到边疆监军。这样的性格，自然使他对任何人都心存疑虑，不放心把政事交给别人处理，只好“事无大小皆决于上”，更不甘心死后把政权交给别人，对他来说，最佳的选择只能是得道成仙、永生不死了。

在求仙的过程中，秦始皇的思想始终处于极度的矛盾之中，尽管他听信方士之言，求神仙、炼不死之药，但事实却一次又一次令人失望，于是大规模营造骊山墓，希望把生前骄奢淫逸的帝王生活搬到地下。求仙与建墓，同样是秦始皇个人私欲无限膨胀的产物。但是直到躺在陵墓里，他仍然固执地追寻着成仙之路，从兵马俑的发掘可以看出这一点。古代帝王讲究面南坐北，而兵马俑却是面向东方。据勘测，躺在地下的秦始皇也是头西脚东，秦人称为面东。面东表现了他向往东方、入海求仙之梦。可见，未能长寿成仙，成了秦始皇死不瞑目的遗憾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秦始皇接受神仙学说，求不死之药，既反映了剥削者共有的追求享乐，不愿放弃骄奢淫逸生活的贪欲，也有自身经历、身体状况的因素；既受到当时社会文化环境的制约，又有个人性格爱好的影响；既有科学文化水平与认识能力低下的局限，又有现实的政治需要。社会因素、政治因素和个性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才使得秦始皇对求仙活动表现出始终如一的坚定和异乎寻常的热情，也使得神仙学说对秦始皇的晚年生活及秦朝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