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然离群索居——那陌生人的一个请求——建在畜栏的农舍——12年前！——“不列颠尼亚号”的水手长——被抛弃在塔波岛——赛勒斯·史密斯之手——神秘的文件

陌生人的最后几句话证实了新移民们的预感是对的。这不幸的人曾经有一段痛苦的过去，或许在新移民眼里他已经得到了宽恕，但他自己的良心却无法宽恕自己的过去。总之，这个罪人感到内疚和后悔。而且，当他的新朋友真诚地想握住他的手时，他却觉得自己不配把手伸给这些正直的人！不过，自从美洲豹事件后，他就没重返森林，而且从那天起，再也没离开过花岗岩宫的围篱。

这个人心里有什么秘密呢？这陌生人有一天会说出来吗？这只能等到以后才知道。不论如何，大伙商定绝不追问他的秘密，要装作什么也不知道。

好几天里，大伙的生活像往日一样。赛勒斯·史密斯仍和吉丁·史佩莱一起工作，他们时而像化学家那样工作，时而却要充当物理学家的角色。除了和赫伯特一起去打猎外，记者没离开过工程师，因为再让那小伙子独自一人去森林里未免太不谨慎了，应该时刻保持警惕。至于纳布和潘克洛夫，会在厩房或家禽饲养场干一天，下一天则会在畜栏干活，加上花岗岩宫的活儿，他们是不会闲着的。

那陌生人独来独往，而且恢复了往常的习惯，不回来吃饭，躲在高地的树丛下睡觉，从不与他的同伴们为伍。看来他真的难以融入这个拯救了他的群体。

“可是，”潘克洛夫总是指出，“为什么他要他的同类去救他呢？为什么把那封信扔进海里呢？”

“他会跟我们说的。”赛勒斯·史密斯始终这样回答。

“那他什么时候会说？”

“可能比您想象的要早些，潘克洛夫。”

果然，他敞开心扉的日子到了。

12月10日，那陌生人回到花岗岩宫后一个星期，赛勒斯·史密斯看到他朝自己走过来，语调平静而口气谦卑地说：

“先生，我想向您提个要求。”

“请说吧，”工程师答道，“不过在此之前，请允许我向您提个问题。”

一听到这句话，陌生人脸一红，就想打退堂鼓。赛勒斯·史密斯知道这罪人脑子里在想什么，他害怕别人问起他的过去！

赛勒斯·史密斯拉住他，对他说：

“先生，我们不仅是您的同伴，而且是您的朋友。这就是我要跟您说的。现在，我听您说了。”

那陌生人用手搓了一下眼睛，浑身颤抖，好一阵子说不出话来。

“先生，”他终于说道，“我想求您帮个忙。”

“帮什么忙？”

“离这里四五英里的山脚下，你们有一个圈养家畜的畜栏。那些家畜是需要人照看的。您可否允许我到那边和它们生活在一起呢？”

赛勒斯·史密斯同情地凝视着那不幸的人，然后说：

“我的朋友，畜栏只有一些厩房，勉强适合那些动物……”

“那里很适合我，先生。”

“我的朋友，”赛勒斯·史密斯接着说，“我们从不勉强您任何事，如果您愿意住在畜栏，就去住吧。此外，花岗岩宫随时欢迎您。但既然您想住畜栏，我们会做些必要的改造和装饰，让您在那里住得更舒服。”

“不管怎样，我在那里会很好的。”

“我的朋友，”赛勒斯·史密斯坚持用这个亲切的称呼对他说话，“这事该怎么办，请让我们来决定吧！”

“谢谢，先生。”那陌生人说完就走了。

工程师立即把陌生人提出来的请求告诉他的同伴们。他们决定在牲畜栏建一间木屋，并尽可能布置得舒适些。

当天，新移民们就带上工具前往畜栏。一个星期后，房子就弄好了，只待它的主人入住。那间房子建在距离厩房20多英尺的地方，可以很容易地看管那群数目已经超过80头的岩羊；还做了一些家具，如床、桌子、衣柜和箱子；武器，弹药和工具也运到了畜栏那边。

那陌生人还没看过他的新居。新移民们做这事的时候，他没有参加，而是在高地上忙碌着，可能是想干完他的活儿。实际上，他把所有的地都翻松了，时节到了就可以直接播种。

12月20日，新居的布置工作完成了。工程师通知那陌生人说他的房子已经准备好了，只等他入住了。于是后者答应当晚就到那里睡觉。

那天晚上，到了8点钟，新移民们的伙伴该与他们分别了，新移民们不想让他难堪，因为跟他道别可能会令他感到窘迫。于是让他一个人留下，大伙都回到花岗岩宫的客厅里。

可是，他们刚在客厅里聊了一会儿天，就听到一声轻微的敲门声，同时，那陌生人走了进来，他开门见山地说：

“先生们，在我离开你们之前，应该让你们知道我的来历。我现在就告诉你们。”

这几句朴素的话语震撼了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同伴们。

工程师站了起来。

“我的朋友，我们对您没有任何要求，”他说，“您有权利保持沉默……”

“我有义务讲出来。”

“那请坐下来讲吧。”

“我还是站着吧。”

“我们准备洗耳恭听。”赛勒斯·史密斯答道。

那陌生人站在大厅的一个昏暗的角落里，他的头露在烛光中，双臂交叉在胸前，他保持着这一姿势站着，用低沉的声调，像一个过分用力讲话的人一样讲述着，他的听众没打断他的话，他如下讲述着：

“1854年12月20日，苏格兰贵族格勒那旺爵士的一艘蒸汽游船‘邓肯号’停泊在南纬37度的澳大利亚西海岸百努依角。那艘游船上有格勒那旺爵士及其夫人，一位英国陆军少校、一位法国地理学家、一位年轻姑娘和一位小伙子。后两个人是格兰特船长的儿女。1年前，格兰特的‘不列颠尼亚号’失踪了。‘邓肯号’的指挥官是约翰·孟格尔船长，他有一支15人的船组人员。

“这艘游船在这个时候来到澳大利亚海岸边的原因是：6个月前，一只瓶子漂浮在爱尔兰海域上，最后被‘邓肯号’捞了上来。瓶子里面封着一份分别用英、德、法文写的文件。文件的大意是‘不列颠尼亚号’失事船还有3位生还者，分别是格兰特船长和他的两个船员，而且他们已经流落到一块陆地上。那文件上注明了这块陆地的纬度，但写经度的地方却被海水侵蚀了，无法再辨认出来。

“那纬度是南纬37点11度。虽然不知道经度，但只要沿着37度纬线穿越陆地和海洋，肯定可以到达格兰特船长和他的两位同伴所在的地方。

“由于英国海军对这项搜寻工作一直迟疑不决，于是格勒那旺爵士决定亲自去找回船长。此前，玛丽和罗伯特·格兰特已经与他取得了联系。于是，‘邓肯号’整装待发，准备进行一次远航，爵士一家和船长的儿女都登上了‘邓肯号’。不久，‘邓肯号’离开格拉斯哥港，朝大西洋开去，绕过麦哲伦海峡，然后顺着太平洋到达巴塔哥尼亚。因为他们从那文件的一份原始译文中可以推测到，格兰特船长可能在那个地方成了当地土著的俘虏。

“‘邓肯号’的乘客们在巴塔哥尼亚西海岸下船，然后‘邓肯号’开回东海岸的哥连德角等他们。格勒那旺爵士沿着37度纬线穿过巴塔哥尼亚，却没找到船长的任何踪迹。于是11月13日他又回到船上，穿越太平洋继续寻找。

“‘邓肯号’经过了沿途的特里斯丹·达昆雅和特里斯丹·阿姆斯特丹群岛后，正如我前面说的，它于1854年12月20日到达了澳大利亚海岸的百努依角。

“格勒那旺爵士准备像穿越美洲一样穿过澳大利亚，于是他下了船。在距离海岸几英里的地方有一座爱尔兰人的农场，主人热情地款待了他们。格勒那旺爵士向这位爱尔兰人讲了他来到这一带海域的原因，并询问他在这两年里，是否见过一艘名叫‘不列颠尼亚号’的英国三桅船在澳大利亚西海岸沉没。

“那爱尔兰人从没听过这起海难。但是，令在场的人大为吃惊的是，那爱尔兰人的一个仆人插嘴说：‘先生，谢天谢地。要是格兰特船长还活着，他一定是在澳大利亚土地上。’

“‘您是谁？’格勒那旺爵士问。

“‘和您一样，我是一个苏格兰人，先生，’那人答道，‘我是格兰特船长的一个伙伴，“不列颠尼亚号”的一个幸存者。’

“这人叫艾尔通。他的证件也证明了他就是‘不列颠尼亚号’的水手长。但是，当船撞在礁石上粉碎的那一刻，他和格兰特船长失散了。直至当时，他还以为船长和整个船组人员一起殉难了，而只有他，艾尔通，是‘不列颠尼亚号’的唯一生还者呢。

（法）儒勒·凡尔纳谢谢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