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托纳实际上是汉堡的郊区，也是通往基尔的铁路线的，我们可以由这条铁路线到达贝尔特海峡。不到二十分钟，我们已经进入了霍尔斯泰因的地界。

6点30分，马车到达火车站。我叔叔那些多而笨重的行李被卸下车，搬进去过磅、贴标签，最后装上了行李车。7点，我们已经面对面地坐在同一节车厢里了。随着汽笛的鸣叫声，火车开动了，我们的旅程开始了。

我就这样听天由命了吗？当然没有。只是早晨新鲜的空气和窗外不断变化的景色分散了我的注意力。

我叔叔的思想显然已经跑到了火车的前面，和他的急性子比起来，火车实在是开得太慢了。车厢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但我们谁也没有说话。我叔叔一直在仔细地重新检查他的衣袋和旅行包。我发现他已经把任何实施计划所需的物品都考虑到了。

在这些物品之中，有一张纸被十分仔细地折叠了起来，纸上有丹麦的国徽以及教授的一位朋友——丹麦驻汉堡领事克里斯蒂安森先生的签名。这张纸可以让我们在哥本哈根得到许多便利，并且还能把我们介绍给冰岛总督。

我还看见了那份神秘的密码文件，它被小心翼翼地藏在钱包的最里层。我暗自诅咒这份文件，再次将视线移向窗外的景色——一大片平淡无奇、单调乏味的平原，积满了淤泥的肥沃大地。这种地形对于铺设铁路线却十分有利，特别有利于铁路公司一心向往的笔直的铁路线。

这些单调的景色还没来得及使我的眼睛感到疲倦，即在我们出发后不到3个小时，火车就在离大海咫尺的基尔停了下来。

我们的行李将一直托运到哥本哈根，所以用不着我们操心。可教授仍是焦急地注视着，直到它们被运上汽船，送入货舱。

由于我叔叔办事有些仓促，弄错了火车换乘汽船的时刻表，以至于我们整整浪费了一天的时间。艾尔诺拉号汽船要到晚上才开，因此我们不得不再等待9个小时。在这段令人发狂的时间里，暴怒的教授破口大骂了铁路和轮船的管理机构，还把对这些弊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政府骂了个狗血喷头。当他在与艾尔诺拉号的船长谈话，并且企图强迫对方立刻起航时，我也不得不随声附和，但船长对此无动于衷。

无论是在基尔还是在别的地方，我们总得把时间消磨过去。于是我们在小城旁边郁郁葱葱的港湾口岸上游荡，还在茂密的树林间穿梭，这些树林使得这个小城市看起来就像嫩枝丛中的鸟窝。我们又去参观了一些带有小澡房的别墅，最后一边抱怨一边迈着沉重的步伐又闲逛了一阵子，终于熬到了晚上10点。

艾尔诺拉号的烟囱里冒出了滚滚浓烟，锅炉里的响声震撼着甲板，我们上了船，并且在唯一的船舱里占据了上下两个卧铺。

22点15分，船上所有的缆绳都被松开，汽船在墨色的水面上迅速向贝尔特行驶。

夜色如漆，海风强劲，海浪汹涌，岸上有几处灯火在黑夜中闪烁，过了一会儿，一座灯塔把汹涌的浪涛照耀得光彩夺目，这就是我记忆中第一次渡海的情景。

早晨7点，我们在科瑟登陆，这座小城位于西兰岛的西部海岸。在那里，我们又登上了另外一列火车，它将带着我们穿过一个和霍尔斯泰因乡村同样平坦的地区。

在到达丹麦首都之前，我们还有三个小时的路程。我叔叔一整晚没合过眼。当他焦急时，我估计他恨不得用脚推着火车前进。

最后他终于看到了一片汪洋。

“厄勒海峡！”他嚷着。

我们的左边有一座巨大的建筑物，看起来像是个医院。

“那是一个疯人院。”一位游客告诉我们。

“太好了，”我心想，“说不定我们得在这里面度过余生了！尽管这所医院很大，可它也装不下黎登布洛克教授的那些疯狂念头！”

上午10点，我们终于踏上了哥本哈根的土地，马车把我们和行李一同送到了布莱德加尔的凤凰旅馆。因为火车站坐落在郊区，所以路上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我叔叔在匆匆忙忙地上完厕所后就拖着我出去了。旅馆的门房会说德语和英语，可我们这位会说好几国语言的教授却用流利的丹麦语向他提问，而后者也以同样流利的丹麦语回答了他北欧古物博物馆的位置在哪里。

博物馆馆长汤姆森先生是个求知欲很旺盛的学者，这座博物馆里堆满了奇特的宝物，他完全可以用那些石制的武器、酒杯和首饰为我们再现这个国家的历史，他同时还是丹麦驻汉堡领事的朋友。

我叔叔将一封热情洋溢的介绍信递给了他。通常情况下，学者对待学者的态度总是比较冷淡的，可这次却完全不是这样。汤姆森先生是个热心肠的人，他热情而诚恳地接待了黎登布洛克教授和他的侄子。我简直不需要担心会在这位博物馆馆长面前不小心说出我们的秘密，因为我们只不过是两个漫不经心的游客，去冰岛观光而已。

汤姆森先生尽心尽力地为我们提供帮助，他带我们到码头去打听开往冰岛的船只。

我期盼一只船都找不到，可惜运气不佳。一艘名为瓦尔基里号的丹麦双桅小帆船，将于6月2日驶往雷克雅未克。船长布加恩就在船上，他这位未来的乘客正兴奋地用力和他握手，差点没把他的手拧断。善良的船长对教授的热情程度颇感诧异，在他看来，去冰岛不过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当然啦，这本来就是他的工作，但在我叔叔看来这却是件崇高的事情。船长利用了我叔叔的热情，向我们收取了双倍的船费。但此时我们已经顾不上这些细节了。

“你们必须在星期二的早晨7点上船。”船长一边说着，一边把这笔数目可观的钱塞进衣袋。

我们在向热情帮助过我们的汤姆森先生致谢后，又回到了凤凰旅馆。

“一切顺利！极其顺利！”叔叔不停地说着，“能够找到这么一艘就要开的船是多么幸运啊！我们现在先去吃午饭，然后再到镇上去转转。”

我们先到了孔根斯尼托夫广场，这是一块不规则的空地，有一个岗哨和两门报废的大炮，炮口对着来往的行人，但没有任何人会因此而感到害怕。在附近的5号门牌是一家法国餐馆，厨子名叫凡桑。我们每人只花了两个马克马克，大约2法朗75生丁——作者原注就饱餐了一顿。

饭后，我像个孩子般兴高采烈地探索起这个小镇。我叔叔跟在我身边，但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既不去欣赏微不足道的宫殿，也不去观赏博物馆对面那座横跨运河的美丽的17世纪大桥，也不去瞻仰一下巨大的托尔瓦森托尔瓦森，丹麦雕塑家。纪念碑——碑上装饰着可怕的壁画，周围还陈列着这位雕塑家的作品。他更不去精致的公园里看纸做成的罗森伯格城堡罗森伯格城堡，原丹麦王家城堡。的微缩品，还有那座叫人叹为观止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交易所，由四条青铜龙的尾巴交错而成的钟楼、城墙上巨大的风车——风车的翼翅胀得鼓鼓的，像鼓满海风的帆船。

如果此刻我亲爱的格劳班就在我身边该有多好啊，像这样在港口散步将会是件多么美好的事情！红顶的双层船和三桅战舰静静地停泊在海峡郁郁葱葱的两岸，透过浓密的绿阴还可以看见一座城堡，城堡上的大炮张着黑洞洞的炮口，掩隐在接骨木和杨柳树的枝杈之间。

可是，唉！格劳班离我太远了，而且我不知道是否还有机会再见到她。

虽然我叔叔不留意那些迷人的景色，但他却被哥本哈根西南角的阿迈厄岛上一座教堂的钟楼吸引住了。

我接到朝那个方向前进的命令。我们登上了一艘在运河中摆渡的小汽船，很快就来到了船坞码头。

狭窄的街道上，穿着灰黄两色长裤的囚犯在警察的监督下正在干活儿。我们穿过这几条街道，来到弗莱瑟教堂前。这里除了教堂外面那个绕着钟楼的尖顶盘旋而上的楼梯外，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然而我叔叔恰恰是被这个楼梯所吸引。

“我们上去。”我叔叔说。

“我会头晕的。”我答道。

“就是因为会头晕才要上去，我们必须习惯登高。”

“可是……”

“快来，我命令你，不要浪费时间。”

我只能服从。坐在马路对面的看门人把一把钥匙交给了我们，于是我们就开始登高了。

我叔叔迈着轻快的步伐走上了第一级台阶。我不无恐惧地跟随着他，因为我非常容易头晕。我不是老鹰，既不能保持平衡，又无法泰然自若。

不过，当我们在钟楼里盘旋而上时，一切都很顺利，直到走上150级台阶以后，风便迎面吹来，我们已经到达钟楼的平台上。这时候我们开始要登室外的楼梯了，它只安了一根细细的铁栏杆作为防护，台阶越往上越窄，似乎在往上无限延伸。

“我已经不行！”我喊道。

“不要告诉我你是个懦夫，上去！先生。”我叔叔毫无同情心地说道。

我不得不抓紧栏杆继续往上走。大风吹得我晕头转向，我觉得整个钟楼都在随风摇晃，我的腿开始发软，不久后，当我发现自己在用膝盖爬行时，索性就匍匐而上了！我闭上了眼睛，感觉自己仿佛迷失在了太空中。

最终，我被我叔叔抓住领口，拖上了钟楼顶端的圆球边。

“往下看，”他叫道，“仔细地往下看！你必须学会登高俯视！”

我睁开眼睛。看见下面那些扁平的房子在烟雾中仿佛被压碎了一般。我的头上飘浮着朵朵白云，由于错觉，这些白云似乎都是静止不动的。而钟楼、圆球和我却在以惊人的速度被拖动着前进。远处，一边是绿油油的田野，另一边是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大海。厄勒海峡一直延伸至赫尔辛格，点点白帆如同海鸥的翅膀：在东面的烟雾朦胧之中，瑞典的海湾依稀可见。所有这一切景象都在我的眼中盘旋着。

但我必须把身子立起来，站直了去看。我第一堂控制眩晕的课整整持续了1个小时。当我终于又返回地面，两脚踏上街道坚实的路面上时，我已经被折磨得直不起腰来。

“明天我们再来。”教授说。

于是，这种令人头晕的练习我被迫重复了五天之久，无论这是否出自我的本意，在“登高俯视”的艺术方面，我取得了长足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