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九日，星期六，早上十点，我呵欠连连、睡眼惺忪地替何先生点算士多的存货。我昨晚噩梦连连，半夜惊醒了好几次，虽然我嘴上说不蹬姓杜和姓苏弄出来的这浑水，但心里总是觉得不插手不行。

昨晚回家后，我一直留意著杜自强和苏松两人，看看他们得知郑天生被捕后，会不会有什么行动。苏松完全没有异样，跟平常的态度一样，而杜自强明颠坐立不安，今天早上九点我在士多帮忙时，便看到他们两人一同外出，苏松还主动跟我打招呼。我有留意他们有没有拿着可疑的手提袋，但他们两手空空，看来炸弹不在他们身上。

我心不在焉地点好货品后，回到店面替何先生顾店——他说他约了很久没见的朋友饮茶，中午十二点左右回来。

我盯着店里的时钟，想着字条上的内容。

还有十分钟便到十点半，这时候，警方是否在尖沙咀员警宿舍，准备拘捕疑人?假如苏松或杜自强真的要去放炸弹，他们会不会看穿员警的布局，及时中止计画?抑或是，郑天生被捕的消息已传到他们耳中，于是领导临时改变计画?

令早大哥跟我说，他下午约了客户到新界看地皮，成事的话佣金很高。他说今晚会在朋友家留宿，叫我不用等他。我想起郑天生字条中提及沙田火车站放置真炸弹，可是我又不想提及昨天的事，于是叫大哥别搭火车，说这阵子交通工具和车站不时发现“凤梨”，要他小心提防。

“我的客户有私家车：你不用担心啦。”他笑道。

我打开收音机，一直留意著新闻。但新闻没有提及炸弹，只在说那个英国空军参谋访港的事，以及在北京被软禁的英国记者格雷的最新消息e。十一点多，穿着整齐制服的阿七经过，跟我买汽水。

ⓧ新华社香港分社记者薛平及多名记者自一九六七年七月开始先后被捕，北京指港英政府无理迫害左派新闻工作者，对英国路透社驻北京记者格雷(Anthony Grey)采取报复行动，将格雷骏禁，北京、伦敦和香港政府三方角力，陷入外交困局，各方曾考虑互相交换“人质”，但并不成功。最后在一九六九年十月：香港所有左派记者获释后，格曾重获自由。

我将瓶子递给他后，想了想，下了一个决定。

“长官，今天只有你一个人?”我说。我不知道在这时势跟员警搭话是不是好事，但至少今天阿三不在，阿七不会胡乱抓人。

“对，人手不足，所以今天我只好一个人巡逻。”阿七态度一如以往，简洁地回答。

“是……到尖沙咀员警宿舍戒备吗?”我语气谨慎地问道。

阿七放下瓶子，转头瞧着我，虽然我曾有一丝担忧，但看到他的表情，我想我的话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应。

“你果然看到了。”阿七说。他话毕继续喝汽水，完全不把我刚才说的话当作一回事。我没看错人，他比阿三友善得多，换作阿三，我可能已被狠狠吆喝，给当成“死左仔”看待。

“我……我看到字条上的内容。而且我认识那家伙。”我大胆地说。

“哦?”

“那家伙叫郑天生，本来是个纺织厂工人，但响应工会罢工，加入了那些组织。”

“你也是组织的人吗?”阿七的语气没变，这反而令我有点吃惊。

“不，不是。我跟他们毫无关系，只是那个姓郑的跟我一位‘同屋住’ⓧ朋友，我之前见过他几次。”

“原来如此。所以，你有情报告诉我?”

“有……”我有点吞吞吐吐，不知道如何说才能确保自己不惹上官非，“我前天巧合地听到郑天生跟同伙谈论策动袭击的事。”

“前天?那你为什么没有立即通知警方?”

糟糕，他好像要把罪责怪到我头上来了。

“我，我不肯定啊，我只是睡午觉时，朦胧中听到只言词组，如果昨天我不是瞄到那张字条，以及知道铜锣湾裁判司署发现炸弹，我都不敢确定我听到的是事实。”

“那么，你听到什么?”

我将我听到的话大略复述一次，再交代一下自己的身分和住处。当然我把那些“白皮猪”“黄皮狗”删掉，没有转述。

“即是说，那个”邹师傅“、记者杜自强和工人苏松应该跟事件有关?好，我会通知杂差房ⓧ的伙计，他们会拘捕嫌犯。”阿七边说边用笔记下名字。“那个记者我以前碰过几次面，但姓邹的和姓苏的没有印象……”

“长官，你误会了，我说出来不是为了举报他们啊。”我摇摇头，“你不觉得事情有点古怪吗?”

“古怪?”

“我听到他们说，佐敦道码头”什么的，但昨天的字条上都没有。”

“字条上写了什么?”

“就是铜锣湾裁判司署、尖沙咀员警宿舍、中央裁判司署、美利楼和沙田火车站。”

“你记性挺好啊。”阿七的语气带点嘲弄。他是不是怀疑我是郑天生的同党，正在用诡计骗他?

ⓧ同屋住：粤语，即室友，但尤指住在套房或板间房的邻居。

ⓧ杂差房：六○至七○年代刑事侦缉处的俗称。

“我平时替何先生送货，一次要记四五个位址，所以才会看一眼便记得。”我解释道。

“那么，你认为因为名单里没有跟‘码头’相关的地点，所以有古怪吗?”

“对。”

“如果犯人真的依照名单放置炸弹，船是必须采用的交通工具，自然会提及码头嘛。”阿七轻松地说。“杜自强和苏松跟你住在这儿，苏松又说过姓邹的‘住得近’，他们要到九龙尖沙咀放‘假凤梨’，便要乘渡轮过海，事实上，如果按名单上的地点和时间，他们还要来回港岛九龙两次，因为他们在尖沙咀放炸弹后，还要回到中环，在中央裁判司署和美利楼动手，之后再远赴新界的沙田火车站。”

“这不可能啊。”

“不可能?”

“你记得那名单上还写了时间吧。”我说。

“记得。那又如何?”

“在中环美利楼动手的时间是下午四点，在沙田火车站动手是五点，一个钟头之内怎可能从中环跑到沙田?光是渡轮便要花上半个钟头了。”

“那可能不是动手时间，而是炸弹爆炸的时间啊。”阿七反驳道：“炸弹在四点爆炸，很可能在两点便放好了。名单上前一个地点是中央裁判司署，跟美利楼相距不过十数分钟行程。”

“不对。那一定是‘动手时间’。”

“为什么你如此肯定?”

“因为铜锣湾裁判司署的炸弹没在昨天早上十点爆发啊。”

阿七低头不语，像是在思考我的话。名单上有“早上十点、铜锣湾裁判司署、真”的字眼，如果那是“爆炸时间”，那昨天职员在十点十五分才发现爆弹便不对了。更何况名单上有两个地点注明了“假”字，假炸弹根本没有“爆炸时间”嘛。

“所以。”阿七抬头瞧着我，“你认为杜自强、苏松，郑天生和姓邹的本来打算分头行事?”

“这也不对。虽然他们有四个人，每人负责一个炸弹，想来好像挺合理，但我听到苏松跟邹师傅谈及‘执行细节’，所以他们应该会共同行动。”

“那即是还有更多同党。”

“虽然这也是可能性之一，但我还有一点搞不懂。”

“搞不懂什么?”

“今天是星期六，政府部门在周六只有上午办公吧。”我指了指墙上的日历。“为什么他们会选下午到政府大楼放炸弹?既然要冒相同的风险，自然想得到最大的成果啊?他们要放炸弹，对付政府官员，应该在周一至周五，或是周六早上动手，效果才明显。”阿七微微露出讶异的表情。员警近期没有休假，忙得要死，大概连今天是星期几也忘了。

“那么，你有什么想法?”阿七问我。他的表情比之前认真，似乎觉得我言之成理。

“我怀疑那名单是假的。”

“假的?”

“郑天生是饵，用来误导警方。”我说：“他知道你们每天这个时间会经过这儿，于是特意在你们面前出言冒犯，再让你们发现那张写上假情报的字条。”

“如果这是真的话，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当然是要掩饰真正的目标。如果今天警员和拆弹专家都在名单上的地点戒备，联络和调动人手自然比平时更麻烦，其他地点的防备便松懈了，而这个真正的目标跟以往不一样，他们不会在炸弹旁留下明显的警告，纯粹意图利用爆炸制造恐慌，‘震得港英心惊肉颤’。邹师傅对郑天生说过‘辛苦你了’，郑天生的语气也像是准备牺牲似的，苏松亦说过郑天生处理的是，另一方面，我想，这是苦肉计加上声东击西，牺牲一名同志，换取行动胜利。”阿七脸色一沉，沉默片刻后，迳自走到电话前，提起话筒。

“等等!”我喊道。

“什么?”他回头问我。

“你要打电话通知上级吗?”

“当然啊，还要问吗?”

“可是我们刚才说的，只是一种猜测啊。”阿七把手指搁在电话号码盘上。

“万一你通报上级，重新调配人手后，我们才发觉弄错了，美利楼和沙田火车站真的发生爆炸，那么你便会惹上大麻烦。老实说，我自己也不确定这推理正确。”我说。

阿七眉头一皱，将话筒放回电话机上。他应该觉得我没说错吧。

“你有什么建议?”他问。

“嗯……先找一下证据吧?”我往上指了指，“他们说过把杜自强的房间当作基地，也许会留下线索。反正那是我家，你去搜查，万一遇上他人，可以推说是我邀请你作客。”

“我不是’杂差，，搜证调查不是我的职务范围……”

”但你至少是员警啊!难道要我一个人当侦探吗?”我说。这家伙真是死心眼。

阿七沉默了好一会，再说：“……好吧。从这边的楼梯上去吗?”

“你一身军装，怎么看都是在执行职务，现在上去会打草惊蛇啦!”我嚷道，“而且我现在要顾店，不能离开，何先生说他十二点左右回来。”

阿七瞧了瞧士多墙上的时钟，说：“我十二点半下班，到时换上便服再来。一点在街角等，你带我上去?”

“好。最好你戴顶帽子之类的，万一碰上杜自强或苏松，我怕他们认得你。”阿七每天巡逻，有不少街坊认得他样子。

“我尽量想办法。”他点点头。

“记得换鞋。”我再说。

“鞋?”

“你们员警的黑皮鞋太显眼了，即使服装和样子做上工夫，一看鞋子，便知道你是警员。”警员都穿同款的皮鞋，因为经常要步操，鞋子特别订造，跟一般皮鞋不同。

“好，我会留意。”他笑了笑。想不到我居然像他上司，命令起他来了。

阿七离开不久，何先生便回来。我跟他说下午有点私事：他没过问便让我请半天假，一点正，我前往街角的药行门口，可是不见阿七踪影。一个白领模样的青年突然走到我面前，似要跟我搭讪。

“……啊!”我瞪着对方的脸，看了几秒才发现他是阿七。他换上白色短袖衬衫，结领带，胸口口袋插著一支笔，右手提着一个黑色的公事包，就像周六中午刚下班、在洋行工作的文员。最夸张的是他的脸，他戴上一副眼镜，用发蜡弄了个“三七分界”，跟平时判若两人。

“我们走吧。”他似乎对我诧异的表情甚为满意，我们经过士多时，何先生还说了句“这是你朋友吗”，我隐约看到阿七嘴角带笑。

我谨慎地打开大门，以防跟苏松或杜自强碰个正著，露出马脚，但客厅里没有人，虽然今早我看到他们外出，他们回家必须经过士多店前，但难保我看走眼，我蹑手蹑脚地走到杜自强和苏松的房门外，仔细倾听，再到厨房和厕所，确认无人后示意站在玄关的阿七可以进来。

板问房的房门没有门锁，这给予我们很大的方便，我轻轻推开杜自强房间的门，里面跟平时看到的没有分别。因为房间没有锁，我们会把贵重的东西锁在抽屉，不过老实说，我们这些穷光蛋根本没有“贵重的东西”，会打我们主意的小偷一定是笨蛋中的笨蛋。

“我以为你会拒绝这种非法搜查哩。”我左顾右盼、张望房间的每个角落时，揶揄阿七道。

“紧急法令下，警员可以主动搜查任何可疑人物的居所。这不是我的职务范围，但我有权力这样做。”阿七语气平淡地说，他似乎没意识到我是寻他开心。

杜自强的房间没几件东西，就是有一张床、一张书桌，两张木椅、一个抽屉柜。床靠在房间右边的墙，正好贴着我和大哥的房间，捕屉柜就在床头，书桌和椅子在房间左面。墙上有几个挂钩，挂著两件衬衫。我们这些穷鬼，只有“单吊西”o，衣橱什么的，都是得物无所用，自然不会出现在房间内。

书桌和抽屉柜上，放著不少书本，也有好些笔记簿，我猜是他当记者时的工作资料。书桌上还有一盏棱灯、一个笔筒、一个暖水瓶、一个杯子，以及I些放杂物的铁盒D抽屉柜上有收音机和闹钟，而第一层的抽屉有锁孔，我伸手拉了拉，发觉上了锁。

“让我看看能不能打开。”阿七说。

“我猜，里面没有重要的东西吧。”我退后两步，说。

“为什么?这抽屉上锁了啊。”

“杜自强或许会把重要的东西锁进抽屉，但我想那个姓邹的不会。”我边说边跪在地上，探视床底下，“假如我之前说的没错，郑天生被捕是苦肉计，他们准备声东击西，使用这种诡计的人才不会把重要的物件放在锁上的抽屉里，因为那太明显了。万一杜自强被盯上，员警要搜查，那个抽屉大概是第一个会被破开的目标。我猜里面应该有一堆煽动性传单之类，但绝不会有跟炸弹相关的线索。员警搜到传单，已有足够理由去起诉犯人，便不会再挖下去。”

阿七停下手，对我点点头。

“有道理。我看看书桌上的书册和笔记簿有没有线索。”他说。

我检查了床底下、床板间。都没有看到可疑的东西，阿七逐本书翻看，我问他有没有发现，他只摇摇头，我们打开没有上锁的抽屉，除了一些破旧的内衣裤和杂物外，没有任何异样。

“你听到他们讨论阴谋时，有没有什么特别发现?”阿七问。

我努力回忆前天听到的每一个细节。

——“总之阿杜和阿苏从北角出发，我会在这个据点等候。”

我记得姓邹的说过这句。

“啊!是地图!”我灵光一闪，嚷道。

“地图?”

“邹师傅说过，他会在‘这个据点’等候杜自强和苏松。我那时以为他说的是这个房间，但现在细心一想，那句话大有问题。如果他叫杜自强他们在这儿等候他便很合理，但反过来他在这儿等他们，实在很奇怪嘛!我和房东夫妇都没见过那个邹师傅，杜自强和苏忪让一个客人留下来等自己，怎看都不合理。所以，他们应该是在看地图，邹师傅嘴上说的”这个据点“，其实是指着地图上的某个地方。”

单吊西：俗语，意即‘只有一套的西装’。六○年代香港普遍有“先敬罗衣后敬人”的观念，即使工作上不一定要穿西装。社会上大部分男性至少有一套西服，用作出席某些场合之用。相反，如果工作上有需要穿西装(例如经纪)，便可能同一套穿到底。

“换句话说，地图上很可能记下了他们计画的细节。”阿七点点头，表示同意，“不过，地图在哪?我翻过那些书，没有地图。”

我再细心想当天的每句话，可是没有再找到线索。

“没有，我想不……啊!”我边说边离开床边，却猛然想起一件事。房间有两张椅子，他们有四个人，自然有两人坐在床边，当苏松和邹师傅讨论完“做饵”和“动手”等细节时，他的声音变小，如果当时他手拿着地图，讨论完准备藏好，那么他的声音变小，便是代表他离开贴着我房间的床。

而在房间另一边的，是书桌。

我走到书桌前，蹲下细看，没在桌下看到任何东西，再探头看看桌子和墙壁之间的隙缝，亦没有发现，我以为自己弄错了，正要找其他地方时，却留意到那盏槌灯的底座有点大，我举起台灯，用手指甲试着仪开底座的底部，“哢”的一声，圆形的底盘掉下，那个底座的空间中有一张折好的地图。

“哦!你真行。”阿七瞪大眼睛，兴奋地说。

我们打开地图，放在桌上。那是一张香港地图，上面有好几处用铅笔标示的地点，有些地点还附有数位。在铜锣湾裁判司署的位置上，有一个“X”，旁边还写上“八月十八日。上午十点”，而在尖沙咀员警宿舍、中央裁判司署，美利楼和沙田火车站分别标示著“1”，“2”、“3”、“4”，却没有日期和时间。反而在中环统一码头附近的租庇利街与德辅道中交界，画著一个圆圈，并且写着“第一，八月十九日，上午十一点”，另外在九龙油麻地佐敦道码头亦有一个圆形。我记得苏松他E：提过北角，可是我找不到明愿的记号，只在北角清华街附近看到一些用铅笔戳下的点。在统一码头和佐敦道码头之间，有一条直线，线上上也有一个“X”。除了以上这些之外，没有其他符号或记认。

“这足以当成证据拘捕杜自强他们了……”阿七喃喃自语。

“可是现在发出通缉令，也阻止不了他们。”我指著中环的圆圈，说：“上面写着八月十九日上午十一点，已是两个多小时前的事，他们应该已开始行动，杜自强提过什么‘一号目标’，会不会就是德辅道中这个地点?这儿写着，第一一。”

“不对吧。”阿七说：“租庇利街与德辅道中交界是中环的老牌茶楼‘第一大茶楼’，开业差不多有五十年了，你没去过吗?”

我摇摇头。坦白说，我真的没去过，我跟大哥只光顾过这儿附近的“双喜”和“龙门”，中环的茶楼我除了“高升”和“莲香”外一概不清楚。我和大哥一年难得几回上茶楼，平时顶多到附近的廉价茶居吃饭罢了。

“这板‘第一茶楼’可能是他们的‘据点’。”阿七瞧着地图，说：“姓邹的十一点在茶楼等候，跟杜自强和苏松会合后，便出发经统一码头前往佐敦道码头……他们的真正目标是码头或渡轮吗?”

“也许，一号目标是指”统一码头“、‘渡轮’或”佐敦道码头“’?中环至油麻地的航线是港九海上交通要道之一，如果设置炸弹，足以瘫痪交通，造成的影响不下于在沙田火车站引爆炸药。”我说。

“搞不好不是统一或佐敦道，而是统一和佐敦道——他们要一口气炸毁两个码头，统一是一骁，佐敦道是二号，观塘和北角等等便是三号四号，码头被炸掉，港九之间便缺乏汽车渡轮服务。”

我倒抽一口凉气。“统一至佐敦道”是香港最繁忙的汽车渡港航线，如果两边同时遇袭，修复需要不少时间，汽车只能靠“观塘至北角”航线和两年前刚开办的“九龙城至北角”航线横过维多利亚港，犯人若再在这些码头施袭，车辆便不能有效地来往港九。邹师傅提过“第二波”。

“第三波”行动，统一码头很可能只是开端，这是用来拖延警方人员调动的战略?瘫痪码头后，再来便是袭击警车，减低警方的陆上行动力?

他们打算发动全面战争?

我把猜想从脑中驱走，对阿七说：“既然你已找到证据，那我能帮忙的部分也到此为止了。无论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希望你们能尽早制止他们吧。”

阿七面无表情地瞄了我一眼，似在盘算什么，然后将地图折回原状，塞到台灯的底座，将台灯放好。

“咦?”我对他的行动感到奇怪，但又不敢过问。

“你刚才说得对，现在发通缉令已来不及了。”阿七说：“加上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的目标，亦不能确保美利楼和沙田火车站是不是真的有炸弹，随便通报上级，误调人手，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伤亡。先把证物放回原位，等杜自强和苏松回来后来个人赃俱获，而目前只有靠我们去调查，找出真正的目标，通报拆弹专家处理。”

我没想到阿七居然也有这种脱线的想法。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缘故吗?还是因为阿三不在，所以他敢放肆了?似乎我灌输了一些不得了的思想给他啊……

慢著——他刚才说“靠‘我们’去调查”?

“你说我们一起去调查?我只是个普通市民……”我说。

“但你的头脑很好，全靠你我们才找到这地图。”阿七走到我面前，拍了拍我的肩膀，“单靠我一人一定无法做到什么，我除了循规蹈矩，听上级指示外什么都办不到，而你不一样，你的想法粗中有细，留意到很多我看不到的线索，况且你是听到杜自强他们对话的关键证人，只有你才能找出破绽，制止他们。”

我本来想拒绝，但在这情况下，我有点骑虎难下。

我叹一口气，说：“好吧，我跟你一起去。”

阿七露出满意的笑容，可是他没有跟我一起离开杜自强的房间，反而转身往抽屉柜的方向走过去，他打开其中一本书册，我探头一看，他从中取出一幅照片。

“刚才我找线索时，看到这些照片。我没认错的话，这便是杜自强吧?”阿七将照片递给我，相中人的确是杜自强。我点点头。

“有照片的话，打听消息会较方便。”他边说边把照片收进口袋。

我本来想问他这样算不算盗窃罪，但他大概会以“紧急法令”做理由，解释他的行动如何合法吧。这个时势，员警就是比我们老百姓高人一等，可以巧立名目，为所欲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