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顿八婆后事的过程中，出了四件怪事。

前两件是道听途说，后两件却是我亲眼所见。

八婆是公历2000年8月9日，农历庚辰年七月初十清晨五点多走的，走时夜幕褪去，东方泛白，晨星悬在天边，格外明亮。

八婆一倒下头，樊春花就自己寻了过来，好像他早就掐准了时分。

樊春花是黑老二的徒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的本事早已不在黑老二之下，特别是五行八卦算命之术，格外的准。

进了八婆的家，他先是确定了灵床摆放的位置，与众人将八婆摆好，又细细检查了准备好的寿材、孝布，这才要了一块白布去写讣告。

根据八婆的生辰八字，又结合她咽气的时分，樊春花很快推算出了入殓、出煞、出殡和下葬的时辰，并确定了“出煞”方位。

出煞，又叫出殃、出杀、归魂、回煞、回魂、回神等，是我们当地农村处理丧事的一种传统习俗。

根据迷信传说，人死后的第九天至第十八天之间的某一天，亡人的魂魄在鸡脚神的押解下，回到生前的住家作最后的留念与告别。届时，丧家把香烛酒食摆好，并在地上铺一层炭灰或草木灰，然后一家老少躲得远远的，等规定时间过去之后，再点燃一串爆竹丢进屋内，等爆响停止才算完成。

在地上铺一层炭灰或草木灰的目的，是为了检验死者回来的足迹。而提着脸盆在家里敲，是为了“惊”走亡人遗留的魂魄。

我不信鬼神，但对于这“出煞”却是很敬重，这源于曾经的一个赌局。

那是在爷爷去世的时候，黑老二掐算 “出煞”的时辰在死后的第三天午夜，我与大牛哥一起按照习俗，摆下了香案，再将煮饭炒菜的锅翻过来底朝天的扣在灶头上，然后在爷爷咽气的地方和各个门槛面前，撒上了一层厚厚的柴灰，最后将所有的门关起来。

本来重点是要将家里的鸡关起来的，我家没有养鸡，也就免了。

一切准备停当，我与众人躲了出去，静等那个神秘时辰的到来。多年的科学教育使我根本不相信爷爷的魂魄会回来，所以对这些做法很是不屑。

大牛哥打小就相信这些迷信的东西，见我不以为然的样子，很是生气，便与我打赌，如果有鸡脚印，就要拿出生活费请他吃烧烤，喝啤酒，如果没有，他愿意贡献出自己的伙食费请我吃“沙湾”大盘鸡。

那时候，我俩都在西安上学，恰逢西安兴起吃“大盘鸡”，很对我味口。

赌就赌，谁怕谁。我很有信心。

等“出煞”的时辰刚过，我俩就各提了一串点燃的炮竹，在房院里走了一圈，然后急忙掏出钥匙开了门去瞧。

门开了，灯亮了，我们俩都惊呆了。

只见门槛面前的柴灰上铺满了鸡爪似的脚印和铁链的印印！再进去，每一个门槛都有，像以前的妇女绣花的图案！

我惊呆了是因为出现了无法用科学解释的现象，而大牛哥惊呆了则是因为心灵深处对“出煞”的恐惧。

樊春花掐算出八婆的“出煞”时间在次日下午，方位在东南。他仔细将这些时分和忌讳写在了讣告之上，之后随人去了北原上的祖坟“勾穴位”。

“勾穴位”就确定墓地的具体位置。

在我们当地，人们普遍相信“风水”、“脉气”之说，认为祖先如果理在“藏龙卧虎”的风水宝地，后辈儿孙就可以升官发财、人丁兴旺。

樊春花“勾穴位”的功夫炉火纯青，根本不需要操心。

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樊春花总是一幅心事重重的样子，好像要出什么事情，又好像已经出了事情。

做完了一名风水先生应该做的事以后，樊春花跪到在八婆的灵堂前，放声大哭起来，哭声响彻了全村。

风水先生哭灵，的确很少见，但村里大多数人都不以为奇。樊春花爹娘死的早，是八婆收留了他，并拿出多年的积蓄求黑老二，给了他一条生计。

樊春花哭罢正值中午，刚刚还是烈日当头照，突然之间西北方的天空拔起了一团红云。没有风，那红云却走得很快，一眨眼就到了头顶，吞没了炽热的太阳，天色随之暗了下来。

此时，红云变成了乌云，铺天盖地奔向南山。

没有任何征兆，一条闪电像腾飞的巨龙在天空乍现，接着就是一声巨雷在头顶炸响，天地为之失色。

就在人们惊魂未定之际，暴雨当头倾泄而下，仿佛天河决口。

这场暴雨下了近一个小时，“渭惠渠”里的水漫过了渠堤，门前的公路成了河流，田野里成了一片汪洋，期间电闪雷鸣从未中断。

后来我才知道，那种闪电被称为“带状闪电”，由连续数次的放电组合而成，犹如丝带一般横亘天地之间！

暴雨过后，乌云散尽，依旧是晴空万里，烈日炎炎，一切恢复如初，只是地面上多许多水洼，宽大的树叶上盛满了水珠，空气更加潮热罢了。

当天夜里，尽管时间已经接近凌晨，那份闷热仍旧笼罩在人匀的周围，空气里感觉不到一丝凉意。

一轮明月当空，周围散落了点点繁星，几朵白云在星月之间飘来飘云。

蓦然之间，星光隐去，月晕骤起，悬挂在灵堂前的丧幡扬起，风来了。

说风来，风就来，而且一来就很疯狂。渠堤上高高的白杨树弯下去的腰就没有再直起，灵堂周围的花圈瞬间就被吹上了天。

中午的暴雨来得甚是蹊跷，午夜的狂风刮得也很意外，却都不是我亲眼所见。

那时，我正在回家的路上。等我回来，雨已停，风已过，没有任何异常，唯有刘家沟方向的树杈上，还挂着许多长长纸幡，在青天白日下随风招手。

我是从老光棍老杜的口中听说这“奇风怪雨”的，当时我在灵堂前跪着，而他正在三步开外的礼桌旁与人闲聊。可能是知道我才回来，也可能知道我在听，所以他讲得格外地细致、清晰。

我认为，八月正是多风多雨的季节，这不过是一种巧合。可是第二天八婆出殡发生的两件怪事，就彻底推翻了这个推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