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摩斯先生并不愿意我撰写并发表有关他的辉煌事迹。其实，记录他的事迹对他的侦缉工作是有好处的，但是他一定要离开伦敦，到苏塞克斯丘陵地带去研究学问和养蜂，所以很不喜欢我继续发表他的经历，而且再三叮咛要我尊重他的意愿。我对他说，我已经向读者表明，《第二滩血迹》发表之后，即将结束我的故事，而且用这样一个重要的国际性案件作为全书的结尾，是再恰当不过了。所以，最后我终于得到他的同意，小心谨慎地给公众讲一讲这个事件。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有些细节可能显得不很清楚，请公众谅解我不能不有所保留的苦衷。

某一年秋天，年代不能讲明，请读者见谅。那是一个星期二的上午，有两位驰名欧洲的客人来到我们贝克街的简陋住所。一位是著名的倍棱格勋爵，他曾两度担任英国首相。他的鼻梁高高耸起，两目炯炯发光，相貌显得十分威严。另一位肤色黝黑，面目清秀，举止文雅，虽然不到中年，可是看样子阅历很广。他就是崔洛尼·候普——负责欧洲事务的大臣，英国最有前途的政治家。他们二人并肩坐在堆满文件的长沙发上，从他们忧虑焦急的神色可以看出，他们到这里来，一定是有要事相求。首相那青筋凸起的双手紧紧握着一把雨伞的象牙柄，他看看我又看看福尔摩斯，憔悴、冷漠的脸上现出无限的忧愁。那位欧洲事务大臣也心神不安地时而捻捻胡须，时而又摸摸表链坠。

“福尔摩斯先生，今天上午八点钟我发现有重要文件遗失，赶忙告诉了首相。遵从首相的意见，我们立即来找你。”

“您通知警察了吗？”

首相说起话来迅速而又果断——众所周知，他总是这样讲话的：“没有，我们不能这样做。通知警察就意味着把文件公之于众，这正是我们所不希望的。”

“先生，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文件非常重要，一旦公之于众很容易，或者说很可能会引起欧洲形势复杂化。甚至说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完全取决于此都不过分。追回文件一事，必须绝对保密，否则也就毫无必要，因为盗窃文件的目的正是为了公布文件的内容。”

“我明白了。崔洛尼·候普先生，请您准确地叙述一下文件是在什么情况下丢失的。”

“好，福尔摩斯先生，几句话便可以说清楚。我们六天以前收到一封信，是一位外国君主寄来的。这封信事关重大，因此我不敢放在保险柜里，而是每天带到白厅住宅街我的家中，锁在卧室的文件箱里。昨天晚上还在那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换衣服吃晚饭的时候，打开箱子，看见文件还在里面。今天上午就不见了。文件箱一整夜全放在我卧室梳妆台镜子旁边。我和我的妻子睡觉都很轻。我们二人都敢肯定夜里没有人进到屋里，可是文件却不见了。”

“您什么时候吃的晚饭？”

“七点半。”

“您睡觉前做了哪些事？”

“我的妻子出去看戏了。我一直坐在外屋等她。到十一点半我们才进卧室睡觉。”

“也就是说，文件箱放在那儿有四小时没人看守。”

“除了我自己的仆人和我妻子的女仆早晨可以进屋以外，其他任何时间绝不允许任何人走进屋内。这两个仆人是可靠的，在我们这里工作已经相当久了。此外，他们二人谁也不可能知道在我的文件箱里放着比一般公文更重要的东西。”

“谁知道有这封信呢？”

“家里没有一个人知道。”

“您的妻子一定知道了？”

“不，先生。直到今天上午丢了这封信我才对她说。”

首相赞许地点了点头。

他说：“先生，我早就知道您的责任感是很强的。我深信这样一封重要信件的保密问题会重于家庭中的个人情感。”

这位欧洲事务大臣点了点头。

“蒙您过奖。今天早晨以前我和我的妻子一个字都没有提到过这封信。”

“她会猜出来吗？”

“不，她不会，谁也不会猜出来的。”

“您以前丢过文件吗？”

“没有，先生。”

“在英国还有谁知道有这样一封信呢？”

“昨天通知了各位内阁大臣有这样一封信，每天内阁会议都强调保密，特别在昨天的会上首相郑重地提醒了大家。天啊，过了几个小时我自己便丢失了这封信！”他用手揪住自己的头发，神情极为懊丧，就连他那英俊的面容也变得十分难看。我们猛然看出他是个为人热忱、感情容易冲动，而且非常敏感的人。随后他的脸上又恢复了那种高贵的神情，语气也温和起来了。

“除了内阁大臣之外，还有两名，也可能是三名官员知道这封信。福尔摩斯先生，我可以保证在英国再没有别人知道此事了。”

“可是国外呢？”

“我相信除了写信人以外，国外不会有人看见过这封信。我深信写信人没有通过他的大臣们，这件事不是按照通常的官方渠道办的。”

福尔摩斯考虑了一会儿。

“先生，我不得不问一下，这封信的中心内容是什么，为什么丢失这封信会造成这样重大的后果？”

这两位政治家迅速地交换了一下眼色，首相浓眉紧皱。他说：“信封又薄又长，颜色是淡蓝的。信封上面有红色火漆，漆上盖有蹲伏的狮子的印记。收信人的姓名写得大而醒目……”

福尔摩斯说：“您说的这些情况很重要，值得重视，可是为了调查，我总要追本溯源。信的内容是什么？”

“那是最重要的国家机密，我不好告诉你，并且我以为这也不必要。如果你能施展你的能力找到我所说的信封和信，你会受到国家的奖赏，我们将会给你我们权限所允许的最大报酬。”

夏洛克·福尔摩斯面带微笑，站了起来。他说：“你们二位是英国最忙的人，可是我这个小小的侦探也很忙，有很多人来访。我非常遗憾在这件事情上，我不能帮助你们，继续谈下去是浪费时间的。”

首相立即站了起来，两只深陷的眼睛里射出凶光，一种使全体内阁大臣都望而生畏的目光。他说：“对我这样说话……”可是，他忽然压制住自己的满腔怒火，又重新坐了下来。

有一两分钟，我们都静坐着，没有人讲话。这位年迈的政治家耸了耸肩，说道：“福尔摩斯先生，我们可以接受你的条件。你是对的，只有完全信任你，你才能采取行动。”

那位年轻的政治家说：“我同意您的意见。”

“我相信你和你的同事华生大夫的声誉，所以我将要把全部事情告诉你们。我也相信你们有强烈的爱国心，因为这件事一旦暴露出来，便会给我们国家带来不可想象的灾难。”

“您可以放心地信任我。”

“一位外国君主，对于我国殖民地发展很快感到愤慨而写了这封信。信是匆匆忙忙写成的，并且完全出于他个人的意见。调查说明他的大臣们并不知道这件事。同时，这封信写得也很不合体统，其中有些词句，还带着挑衅性质，发表这封信将会激怒英国人。这会引起轩然大波，我敢说这封信如果发表，一星期之后将会引起战争。”

福尔摩斯在一张纸条上写了一个名字，交给了首相。“是的，正是他，这封信不知怎么丢失了，它可能引起几亿英镑的损耗和几十万人的牺牲。”

“您通知写这封信的人没有？”

“通知了，先生，刚才发了密码电报。”

“或许写信的人希望发表这封信。”

“不，我们有理由认为写信的人已经感到这样做太不慎重，并且过于急躁了。如果这封信公之于众，对他自己国家的打击要比对英国的打击还沉重。”

“如果是这样的话，公布这封信符合哪些人的利益呢？为什么有人要盗窃并且公布这封信呢？”

“福尔摩斯先生，这就牵涉到紧张的国际政治关系了。如果你考虑一下目前欧洲的政局，就不难看出这封信的动机。整个欧洲大陆是个武装起来的营垒，有两个势均力敌的军事联盟，大不列颠保持中立，维持着它们之间的平衡。如果英国被迫和某个联盟交战，必然会使另一联盟的各国占优势，不管它们参战与否。你明白了吗？”

“您讲得很清楚。也就是说，是这位君主的敌人想要得到并且发表这封信，以便使发信人的国家和我们的国家关系破裂。”

“是的。”

“如果这封信落到某个敌人的手中，他要把这封信交给谁呢？”

“交给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一位大臣。也许目前持信的人正乘火车急速前往目的地。”

崔洛尼·候普先生低下头去，并且大声呻吟了一下。首相把手放在他肩上安慰他说：“亲爱的朋友，你很不幸，谁也不能责怪你。你没有疏忽大意。福尔摩斯先生，事情你全了解了，你认为该怎么办呢？”

福尔摩斯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先生们，你们认为找不到这封信，便会发生战争吗？”

“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

“那么，先生们，请准备打仗吧。”

“福尔摩斯先生，可是，很难说信一定找不回来了。”

“请考虑一下这些情况，可以想象，夜里十一点半以前，文件已经拿走了，因为候普先生和他的妻子从那时起直到发现信件丢失为止，这段时间全在屋内。那么信件是在昨天晚上七点半到十一点半之间被盗走的，很可能是七点半过一点的时候，因为偷信的人知道信在文件箱内，一定想尽早拿到手。既然如此，那么现在信在哪儿呢？谁也没有理由扣压这封信。信很快便会传到需要这封信的人手中。我们还有什么机会找到信，或是弄清信在哪儿？所以信是无法弄到了。”

首相从长沙发椅上站了起来。

“福尔摩斯先生，你说的完全合乎逻辑，我感到我们确实是无能为力了。”

“为了研究这件事，我们假设信是女仆或是男仆拿走的……”

“他们都是老佣人，并且经受过考验。”

“我记得您说过，您的卧室是在二楼，并且没有门直接通到楼外，有外人从楼外去那儿不会不被人看见。所以一定是您家里的人拿走的。那么这个小偷把信件交给谁了呢？交给了一个国际间谍，或是国际特务，这些人我是熟悉的。有三个人可以说是他们的领头人，我首先要一个一个地调查，看看他们是否还在。如果有一个人失踪了，尤其是从昨天晚上不见了，那么，我们便可以得到一点启发，知道文件到哪儿去了。”

欧洲事务大臣问：“他为什么一定要出走呢？他完全可以把信送到各国驻伦敦的大使馆。”

“我想不会的。这些特务独立地进行工作，他们和大使馆的关系常常是紧张的。”

首相点点头表示同意。

“福尔摩斯先生，我相信你说得有道理。他要把这样宝贵的东西亲手送交总部。你要采取的步骤是可行的。候普，我们不要因为这件不幸的事情而忽略了其他事务。今天如果有新的进展，我们将会告诉你，并且请你告诉我们关于你调查的结果。”

两位政治家向我们告别后，庄严地离开了。

客人走了以后，福尔摩斯默默地点上烟斗，坐下来，沉思了好一会儿。我打开晨报，全神贯注读着一件昨天夜里发生的骇人听闻的凶杀案。正在这时，我的朋友长叹一声，站了起来，并把他的烟斗放在壁炉架上。

他说：“只能这样着手解决，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情况十分严重，不过还不是完全绝望的。现在需要我们弄清谁拿走了这封信，可能信还在他手中没有交出去。对于这些人说来，无非是个钱的问题，我们有英国财政部支付，不怕花钱。只要他肯出卖，我就要买，不管花多少钱。可以想象到这个偷信的人把持着这封信，看看这一方能付多少钱，再试试另一方。只有三个人敢冒这样大的危险，奥勃尔斯坦，拉若泽和艾秋阿多·卢卡斯。我要分别去找他们。”

我向我手中的晨报瞟了一眼。

“是高道尔芬街的艾秋阿多·卢卡斯吗？”

“是的。”

“你见不到他了。”

“为什么？”

“昨天晚上，他在家里被杀害了。”

在我们破案的过程中，他常常使我吃惊，而这一次我看到我使他吃了一惊，不免心中十分高兴。他惊讶地凝视着报纸，然后从我手中夺过去。下面就是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我正在读的一段。

昨晚在高道尔芬街16号发生了一起神秘的谋杀案。这条街位于泰晤士河与威斯敏斯特教堂之间，议院楼顶的倒影几乎可以遮住它，幽静的街道两旁全是18世纪的旧式住宅。16号是栋小巧精致的楼房，伦敦社交界有名的艾秋阿多·卢卡斯先生，在这里已经居住多年了。他平易近人，曾享有英国最佳业余男高音演员的声誉。卢卡斯先生，现年三十四岁，未婚，家中有一名女管家波林格尔太太和一名男仆米尔顿。女管家住在阁楼上，很早便就寝了。男仆当晚不在家，外出探望住在汉莫尔斯密的一位朋友。晚十点以后，家中只有卢卡斯先生一人，此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尚待查清。到了十一点三刻，警察巴瑞特巡逻经过高道尔芬街，看到16号的大门半开着。他敲了敲门，却没有人答应。他看见前面的屋子里有灯光，便走进过道又继续敲门，仍然没有动静。于是他推门走了进去，只见屋里乱得不像样子，家具几乎全都翻倒在屋子的一边，一把椅子倒在屋子正中央。死于非命的房主倒在椅子旁，一只手仍然抓着椅子腿，一定是刀子扎进他的心脏后，他当即身亡。杀人的刀子是把弯曲的印度匕首，是原来挂在墙上作为装饰品的东方武器。凶杀的动机不像是抢劫，因为屋内的贵重物品并没有丢失。艾秋阿多·卢卡斯先生很有名，同时也很受大家喜爱，所以他的悲惨而神秘的死亡一定会引起他众多朋友们的深切关心和同情。

福尔摩斯过了一会儿问：“华生，你认为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不过是个偶然的巧合。”

“巧合！他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三个人中最可能登台表演的人物，正在这场戏上演的时刻，他惨死了。从情况看来大半不会是巧合，当然还不能说得很准确。亲爱的华生，这两件事可能是互相关联的，一定是互相关联的。我们正是要找出它们互相之间的关系。”

“现在警察一定全知道了！”

“不。他们只知道他们在高道尔芬街所看到的。至于在白厅住宅街发生的事，他们肯定不知道，将来也不会知道。只有我们两件事全知道，并且能够弄清这两件事之间的关系。不管怎么说，有一点使我怀疑卢卡斯，这就是：从威斯敏斯特教堂区的高道尔芬街到白厅住宅街步行只需要几分钟。可是，我说的其他两个间谍都住在伦敦西区的尽头。因此，卢卡斯要比其他二人容易和欧洲事务大臣的家人建立联系或是得到消息，虽

然这件事本身是小事，但是考虑到作案时间只发生在几小时之内，那么这一点也许就是重要的了。喂！谁来了？”

赫德森太太拿着托盘走进来，盘内有一张妇女的名片。福尔摩斯看了看名片，好像看到一线希望，又随手把名片递给了我。他对赫德森太太说：“请希尔达·崔洛尼·候普夫人上楼来。”

在这间简陋的房间里，那天早上我们接待了两位名人之后，一位伦敦最可爱的妇女又光临了。我常听人说起倍尔明斯特公爵的幼女的美貌，但是无论是别人对她的赞美还是她本人的照片，都不曾使我料到她竟长得这样纤柔婀娜，容貌是那样艳丽无比。然而，这样一位妇人，在那个秋天的上午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却不是美丽。她的双颊虽然十分可爱，但是由于感情激动而显得苍白；双眼虽然明亮，但是显得急躁不安；为了尽力控制自己，她那薄薄的嘴唇也紧紧地闭拢着。当她笔直地站在门边时，最先映入我们眼帘的不是她的无比美丽，而是她的极度恐惧。

“福尔摩斯先生，我丈夫来过这里吗？”

“不错，太太，他来过了。”

“福尔摩斯先生，我请求您不要告诉他我来过。”

福尔摩斯冷淡地点了点头，并且指着椅子请她坐下。

“夫人，您使我很为难。请您坐下讲您有什么要求，不过我恐怕不能无条件地答应一切。”

她走到屋子另一边，背对着窗户坐下来。那风度真像个皇后，身材苗条，姿态优雅，富有女性的魅力。

她的两只戴着白手套的手时而握在一起，时而松开，她说：“福尔摩斯先生，我愿意对您开诚布公，同时希望您对我也能十分坦率。我和我丈夫几乎在所有的事情上是完全互相信任的，只不过有一件事例外，那就是政治问题。在这方面他总是守口如瓶，什么也不告诉我。现在我才知道我们家中昨夜发生了很不幸的事。我知道丢失了一个文件。但是因为这是个政治问题，我丈夫就没有对我完全讲清楚。事情很重要，非常重要，我应该彻底了解这件事。除了几位政治家之外，您是唯一了解情况的人，福尔摩斯先生，我请求您告诉我出了什么事，可能导致什么结果。福尔摩斯先生，请告诉我详情。请您不要因为怕损害我丈夫的利益而不肯对我说，因为只有充分相信我，他的利益才能有所保证，这一点他早晚是会明白的，请您告诉我究竟丢失的是什么文件呢？”

“夫人，您所问的是不能说的。”

她叹了口气并用双手遮住了脸。

“夫人，您要明白，我只能这样做。您的丈夫认为不应当让您知道这件事；那么我，由于职业的缘故，并且在发誓保守秘密之后，知道了全部事实，难道我能随便说出他不允许讲的话吗？您还是应该去问他本人。”

“我问过他。我到您这儿来是万不得已的。福尔摩斯先生，您既然不肯明确地告诉我，那么您能够给我一点启发吗？这样对我也会很有帮助的。”

“夫人，这一点启发指的是什么呢？”

“我丈夫的政治生涯是否会因为这个意外事件而受到严重的影响呢？”

“除非事情得到纠正，否则是会产生严重后果的。”

“啊！”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好像疑难全解决了似的。

“福尔摩斯先生，我还有一个问题。从我丈夫对于此事刚一显出震惊起，我便明白，丢失这个文件将会在全国引起可怕的后果。”

“如果他这样说，我当然不会有异议。”

“丢失文件所造成的后果是什么性质的呢？”

“不，夫人，您所问的，不是我应该回答的。”

“那么我不再耽误您的时间了。福尔摩斯先生，我不能责怪您讲话过于严谨，而我相信您也不会说我不好，因为我希望分担他的忧虑，虽然他不愿意这样做。我再一次请求您不要对他说我来过。”

她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我们一下，她那美丽而又焦虑的面容又一次留给我深深的印象，还有她那受惊的目光和紧闭着的嘴。她走出了房门。

起初的裙子摩擦声渐渐听不见了，接着前门砰地一响，声音完全消失了。这时，福尔摩斯微笑着说：“华生，女性属于你的研究范围。这位漂亮的夫人在耍什么把戏呢？她的真正意图是什么呢？”

“当然，意图她讲得很清楚，而她的焦虑也是很自然的。”

“哼！华生，你要想想她的表情、她的态度、她的压抑着的焦虑不安和她一再提出的问题。你知道她是出身于一个不肯轻易表露感情的社会阶层。”

“的确，她的样子是很激动的。”

“你还要记住，她一再恳切地对我们说，只有她了解到一切，才对她丈夫有利。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而且你一定注意到了，她坐在那儿设法使阳光只照到她的背部，她不想让我们看清她的面部表情。”

“是这样的，她特别挑了那把背光的椅子坐下。”

“妇女们的心理活动是很难猜测的。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我怀疑过玛尔给特的那位妇女，这你大概还记得，从她鼻子上没有擦粉而得到启发，终于解决了问题。你怎能这样轻信呢？有时她们一个细小的举动包含了很大的意义，一个发针或一把卷发火剪就可以显露出她们的反常。华生，早安。”

“你要出去？”

“是的，我要去高道尔芬街和我们苏格兰场的朋友们一起消磨今天上午的时光。我们的问题和艾秋阿多·卢卡斯有直接关系，不过，究竟采取什么方法解决，我现在是毫无办法。事情还没有发生便得出看法，这样做是极大的错误。我的好华生，请你值班接待客人，我尽量回来和你一起吃午饭。”

从那天算起，三天过去了，福尔摩斯一直很沉默，凡是他的朋友们都知道他在沉思默想，而外人却以为他很沮丧。他出出进进，不停地吸烟，拿起小提琴拉两下又丢开，不时坠入幻想，不按时吃饭，也不回答我随时提出的问题。显然，他的调查进行得很不顺利。关于这个案件，他什么也不说，我只是从报纸上知道一些片断，例如逮捕了死者的仆人约翰·米尔顿，但是随后又释放了。验尸官提出申诉说这是一件蓄意谋杀案，但是弄不清楚案情以及当事人。杀人动机不明。屋内有很多贵重物品，都丝毫未动，死者的文件也没有翻动。详细地检查了死者的文稿书信等，得知他热衷于研究国际政治问题，非常健谈，是个出色的语言学家，往来信件很多。他和几个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都很熟悉，但是从他抽屉里的文件中没有发现值得怀疑之处。至于他和女人的关系，很杂乱，但都交往不深。他认识许多女人，但是女朋友很少，也没有一个为他所爱。他没有特殊的生活习惯，他的行为循规蹈矩。他的死亡是很神秘的，也可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至于逮捕仆人约翰·米尔顿，那不过是沮丧失望之余的一点措施，以免人们议论当局无所行动。这个仆人那天夜里到汉莫尔斯密去看望朋友，案发时不在现场的证据是充分的。从他动身回家的时间推算，他到达威斯敏斯特教堂的时候，还没有人发现这件凶杀案。但是他解释说当晚夜色很好，他步行了一段路程，所以，他是十二点到家的，到家后就被这件意外的惨案吓得惊慌失措。他和他主人的关系一直很好。在这个仆人的箱子里发现了一些死者的物品，引人注目的是一盒刮脸刀，但是他说这是主人送他的，而且女管家也证实了此事。卢卡斯雇用米尔顿已有三年，值得注意的是卢卡斯没有带米尔顿去过欧洲，有时卢卡斯在巴黎一住便是三个月，而米尔顿只是留在高道尔芬街看家。至于女管家，出事的夜里，她什么也没听到。如果有客人来的话，她说也是主人自己去请进来的。

我从报纸上一连三个上午都没有看到侦破此案的消息。如果福尔摩斯知道更多的情况的话，至少他没有讲出来。但是，他告诉我，探长雷斯垂德把所掌握的情况都告诉了他，我也相信他能够迅速了解破案的进展情况。直到第四天上午，报上登载了从巴黎拍来的一封很长的电报，似乎就解决了全部问题。电文如下：

巴黎的警察已经有所发现（据《每日电讯报》报道），这可以揭示艾秋阿多·卢卡斯先生惨死之谜。读者或许还记得，卢卡斯先生是本周星期一夜间在高道尔芬街自己的住室内被人用匕首行刺致死的。他的男仆曾受到怀疑，后经查证因他不在犯罪现场而释放。昨日有几名仆人向巴黎警察当局报告他们的主人亨利·弗那依太太精神失常。她居住在奥地利街某处的一栋小房子里。经有关卫生部门检查，证实弗那依太太长期以来患有危险的躁狂症。据调查，弗那依太太本周星期二自伦敦归来，有证据说明其行踪与威斯敏斯特教堂凶杀案有关。经验证和多方核对照片之后，当局认为M.亨利·弗那依与艾秋阿多·卢卡斯事实上是一个人。死者由于某种原因，分别在巴黎和伦敦轮流居住。弗那依太太是克里奥尔人，性情古怪，很易激动，因忌妒而转为癫狂，据估计病人可能由于癫狂发作而持匕首行凶，以致轰动整个伦敦。目前，对于星期一晚间病人的全部活动尚未查清。但是，星期二清晨，在查林十字街火车站上，有一名容貌酷似她的妇女由于外貌奇异、举止狂暴而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因此，有关人士认为或者是病人因处于癫狂状态而杀了人，或者是由于行凶杀人，致使病人癫狂症复发。目前，她尚不能连贯地叙述她的过去，并且医生们认为使她恢复理智是无望的。有人证明，有一位妇女，本周星期一晚上在高道尔芬街曾一连几个小时地凝视着那栋房子，她也许就是弗那依太太。

福尔摩斯快吃完早饭的时候，我给他读了这段报道，并说：“福尔摩斯，你对于这段报道怎样看呢？”

他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踱步，他说：“华生，你真能把话闷在心中不说。过去三天里我没给你讲什么，是因为没有什么可说的。现在从巴黎来的这个消息，对我们同样没有多大用处。”

“和卢卡斯之死总还有较大的关系吧？”

“卢卡斯的死只是个意外的事件，它和我们的真正目标——找到文件并使欧洲避免一场灾难相比，实在是小事一件。过去三天里唯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事也没发生。这两天我几乎每过一小时就收到一次政府方面的报告，可以肯定整个欧洲不管在哪里，目前都没有不安的迹象。如果这封信丢失了，不，不可能丢失，如果丢失了，信又在哪儿呢？谁拿着这封信呢？为什么要扣压这封信呢？这个问题真像是一把锤子，日夜敲着我的脑子。卢卡斯的死和丢失信件，这真是巧合吗？他收没收到过信呢？如果收到了，为什么他的文件里却没有呢？是不是他的疯狂的妻子把信拿走了呢？这样的话，信是不是在她巴黎的家中呢？我怎样才能搜到这封信而不引起巴黎警察的怀疑呢？亲爱的华生，在这个案子上，不但罪犯和我们为难，连法律也和我们作对。人人都妨碍我们，可是事情又很重大。如果我能顺利地解决这个案子，那将是我平生事业的最大光荣。啊，又有最新的情况！”他匆忙地看了一眼刚刚交到他手中的来信，说：“好像雷斯垂德已经查出重要的情况。华生，戴上帽子，我们一同走到威斯敏斯特教堂区去。”

这是我第一次到现场，这栋房子比较高，外表显得很陈旧，但是布局严谨，美观大方，结实耐用，它带着18世纪的风格。雷斯垂德正由前面窗户那儿往外张望，一个高个子警察打开门，请我们进去，雷斯垂德走上前来热情地表示欢迎。我们走进去一看，除了地毯上有一块难看的、形状不规则的血迹以外，什么痕迹都没有。一小块方形地毯，摆在屋子正中央，四周是由小方木块拼成的美丽的旧式地板，地板擦得很光滑。壁炉上面的墙上挂满缴获的武器，行凶的武器就是墙上挂着的一把匕首，靠窗户放着一张贵重的写字台，屋里的一切摆设如油画、小地毯以及墙上的装饰品，无不显得精美而豪华。

雷斯垂德问：“看到巴黎的消息了吗？”

福尔摩斯点了点头。

“我们的法国朋友这次似乎抓住了要害，他们说得有道理，当时是她敲门。这是意外的来客，因为卢卡斯很少和外界接触，因为卢卡斯不能让她待在街上，所以才开门让她进去。

弗那依太太告诉卢卡斯她一直在找他，并且责备了他。事情总是互相联系着的，匕首挂在墙上，所以，用起来很方便。但是并不是一下就刺死了，你看椅子全倒在一边，而且卢卡斯手里还拿着一把椅子，他想用椅子挡开卢卡斯太太。看来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就像发生在眼前一样。”

福尔摩斯睁大了眼睛，看着雷斯垂德。

“为什么还要找我呢？”

“啊，那是另外一回事，这是一件小事，但是你会感兴趣的，因为它很奇怪，正像你所说的是反常的。这和主要事实无关，至少从表面看来无关。”

“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你知道，这一类案件发生以后，我们总是小心翼翼地保护现场，派人日夜看守，不准动任何东西，也确实没有人动过什么东西。今天上午我们把这个人埋葬了，调查也进行完了，所以我们想到屋子也要打扫一下。这块地毯没有固定在地板上，只是摆在那里。我们碰巧掀了一下地毯，发现……”

“什么？你发现……”

福尔摩斯的面部表情由于焦急而显得有些紧张。

“我敢说一百年你也猜不出我们发现了什么。你看见地毯上的那块血迹了吗？大部分血迹已经浸透过地毯了吧？”

“应该是这样。”

“可是白色的地板上相应的地方却没有血迹，对这一点你不感到很奇怪吗？”

“没有血迹！可是，一定……”

“尽管你说一定应该有，可是，事实上就是没有。”

他握住地毯的一角，一下子翻了过来，以便证实他所说的。

“不，地毯下面和上面的血迹是同样的，一定会留有痕迹。”

雷斯垂德弄得这位著名的侦探迷惑不解，因而高兴得咯咯地笑了起来。

“现在我来给你看谜底。是有第二块血迹，但是和第一块位置不一样。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他一面说着，一面把地毯的另一角掀开，立刻，这一块洁白的地板上露出一片紫红色的血迹。“福尔摩斯先生，你看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很简单，这两块血迹本来是一致的，但是有人转动了地毯。地毯是方形的，而且没有钉住，所以容易移动。”

“福尔摩斯先生，我们警察不需要你告诉我们地毯一定转动过了。这是很明显的，因为地毯上的血迹是应该正好盖住地板上的血迹。我要知道的是，谁移动了地毯，为什么？”

我从福尔摩斯呆滞的神情上看出他内心十分激动。

过了一会儿，他问道：“雷斯垂德，门口的那个警察是不是一直看守着这个现场呢？”

“是的。”

“请按照我的意见做，你仔细盘问他一下。不过，不要当着我们

的面。把他带到后面的屋里，你单独和他谈，他也许会承认。问问他为什么居然敢让别人进来，而且还把他单独留在屋里。不要问他是不是让人进来了，你就说你知道有人进来过，逼问他，告诉他只有坦白才有可能得到谅解。一定要按照我说的去做！”

雷斯垂德走了，福尔摩斯这才欢喜若狂地对我说：“华生，你瞧吧！”他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精神大振，一反刚才平静的神态。他迅捷地拉开地毯，立即匍匐在地板上，并且试图抓起地板的每块方木板。他用指甲不断地掀着木板，忽然，有一块木板活动了。它像箱子盖一样，从有活页的地方向上翻起。下面有一个小黑洞，福尔摩斯急忙把手伸进去，但是，抽回手时，他又生气又失望地哼了一声。洞里是空的。

“快，华生，快，把地毯放好！”刚刚扣上那块木板，并把地毯放好，便听见了雷斯垂德在过道里的说话声音。他看见福尔摩斯懒散地靠着壁炉架，无所事事，显得很有耐心，一边用手遮住嘴，打着呵欠。

“福尔摩斯先生，对不起，让你久等了。恐怕你会不耐烦了吧？他已经承认了。麦克弗逊到这儿来，让这两位先生听听你办的好事。”

那个高个子警察羞得满脸通红，一脸后悔的样子，悄悄溜进屋来。

“先生，我确实是没想做坏事。一位年轻的妇女，昨天晚上走到大门前，她弄错了门牌号码。我们就谈了起来。一个人整天在这儿守着，实在很寂寞。”

“那么，后来怎样呢？”

“她想看看在什么地方发生的凶杀。她说她在报上看到了。她是个很体面又很会说话的女人。我想让她看看没有什么关系。她一看见地毯上的血迹，立刻就跌倒在地板上，躺在那儿像死了一样。我跑到后面弄了点水来，但还是没能让她醒过来。我就到拐角的‘常春藤商店’买了一点白兰地，可是等我拿回白兰地以后，这位妇女已经醒过来，并且走掉了。我想她可能是感到不好意思，不愿意再见我。”

“那块地毯怎么会移动了呢？”

“我回来的时候，地毯是弄得有些不平了。你想，她倒在地毯上，而地毯贴着光滑的地板又没有固定住。后来我就把地毯摆好。”

雷斯垂德严肃地说：“麦克弗逊，这是个教训，你欺骗不了我。你一定认为你玩忽职守不会被发现，可是我一看到地毯马上就知道有人到屋里来过了。没丢什么东西，这是你的运气，不然的话，你少不了要吃点苦头的。福尔摩斯先生，为了这样一件小事，把你请来，真是对不起。不过，我以为两块血迹不在一起或许会使你感兴趣。”

“不错，我很感兴趣。警察，这位妇女只来过一次吗？”

“是的，只来过一次。”

“她是谁？”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她看了广告要应聘去打字的，走错了门，一位很温柔很和蔼的年轻妇女。”

“个子高吗？漂亮吗？”

“一点不错，她是个长得很好看的年轻妇女，可以说是漂亮的。也许有人要说她很漂亮。她说：‘警官，请让我看一眼！’她有办法，会哄人。我本来想让她只从窗户探头看看，那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她打扮得怎么样？”

“很素雅，穿着一件拖到脚面的长袍。”

“在什么时间？”

“天刚刚黑。我买白兰地回来的时候，人们都在点灯。”

福尔摩斯说：“很好。走吧，华生，我们还要到别处去，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离开这栋房子的时候，雷斯垂德仍然留在前面的屋子里，那位悔过的警察给我们开了门。福尔摩斯走到台阶上，转过身来，手里还拿着一件东西。这位警察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脸上露出吃惊的样子，喊道：“天啊！”福尔摩斯把食指贴在嘴唇上，表示不让警察说话，然后又伸手把这件东西放进胸前的口袋里，得意扬扬地走到街上，这时他放声笑了。他说：“妙极了！我的朋友，你瞧吧，最后一场的幕布已经拉开了。你放心，不会有战争，崔洛尼·候普先生的光辉前程不会受到挫折，那位不慎重的君主不会因为这封信受到惩罚，首相不必担心欧洲情况会复杂化。只要我们用一点策略，谁也不会因为这件不幸的大事而有半点倒霉。”

我心中对于这样一位特殊人物，感到十分的羡慕。

我不禁喊道：“你把问题解决了？”

“华生，还不能这样说。还有几点疑问仍像以前一样没有弄清。但是我们了解的情况已经够多的了，如果还是弄不清其他的问题，那是我们自己的过失。现在我们直接去白厅住宅街，把事情结束一下。”

当我们来到欧洲事务大臣官邸的时候，夏洛克·福尔摩斯要找的却是希尔达·崔洛尼·候普夫人。我们走进了上午用的起居室。

这位夫人愤懑地红着脸说：“福尔摩斯先生！您实在太不公平，不宽厚了。我已经解释过了，我希望我到您那儿去的事要保密，免得我丈夫说我干涉他的事情。可是您却到这里来，借此表示您和我有事务联系，有意损害我的名声。”

“夫人，不幸的是我没有别的办法。我既然受托找回这件非常重要的信件，只能请求您把信交到我手中。”

这位夫人突然站了起来，她美丽而丰润的脸骤然变了颜色。她的眼睛凝视着前方，身体摇晃起来，我以为她要晕倒。她强打精神，竭力使自己保持镇定，她脸上各种复杂的表情一时完全被强烈的愤懑和惊异所掩盖住了。

“福尔摩斯先生，您……您侮辱我。”

“夫人，请冷静一点，这些手法没有用，您还是交出信来。”

她向呼唤仆人的手铃那儿奔去。

“管家会请您出去的。”

“希尔达夫人，不必摇铃。如果您摇铃，我为了避免流言所做的一切诚恳的努力将会前功尽弃。您交出信来，一切都会好转。如果您和我协作，我可以把一切都安排好。如果您与我为敌，那么我就要揭发您。”

她无所畏惧地站在那儿，显得非常威严。她的眼睛盯着福尔摩斯的眼睛，好像是要把福尔摩斯看透似的。她的手放在手铃上，但是她克制着自己没有摇。

“您想要吓唬我，福尔摩斯先生。您到这里来威胁一个妇女，这不是大丈夫应该做的事。您说您了解一些情况，您了解的是什么呢？”

“夫人，请您先坐下。您如果摔倒会伤了自己的。您不坐下，我不讲话。”

“福尔摩斯先生，我给您五分钟。”

“希尔达夫人，一分钟就够了。我知道您去过艾秋阿多·卢卡斯那儿，您给了他一封信；我也知道昨天晚上您又巧妙地去过那间屋子；并且我知道您怎样从地毯下面隐蔽的地方取出这封信。”

她凝视着福尔摩斯，脸色灰白，有两次她气喘吁吁，欲言又止。

过了一会儿，她大声说：“您疯了，福尔摩斯先生，您疯了。”

福尔摩斯从口袋中取出一小块硬纸片。这是从相片上剪下来的面孔部分。

福尔摩斯说：“我一直带着这个，因为我想也许有用。那个警察已经认出这张照片了。”

她喘了一口气，回身靠在椅子上。

“希尔达夫人，信在您的手中，事情还来得及纠正。我不想给您找麻烦。我把这封丢失的信还给您丈夫，我的责任就完成了。希望您接受我的意见，并且对我要讲实话。这是您最后的机会。”

她的勇气实在令人赞叹。事已至此，她还不想承认失败。

“福尔摩斯先生，我再和您说一遍，您简直是荒谬。”

福尔摩斯从椅子上站起来。

“希尔达夫人，我为您感到遗憾。我为您尽了最大的努力。这一切全白费了。”

福尔摩斯摇了一下铃。管家走了进来。

“崔洛尼·候普先生在家吗？”

“先生，他十二点三刻回到家来。”

福尔摩斯看了看他的表，说：“还有一刻钟。我要等候他。”

管家刚一走出屋门，希尔达夫人便跪倒在福尔摩斯脚下，她摊开两手，仰头看着福尔摩斯，眼里满含泪水。

她苦苦地哀求说：“饶恕我吧，福尔摩斯先生，饶恕我吧！看在上帝的面上，不要告诉我的丈夫！我多么爱他啊！我不愿意让他心里有一点不愉快的事情，可是这件事会伤透他的心的。”

福尔摩斯扶起这位夫人。“太好了，夫人，您终于明白过来了。时间已经很紧迫了。信在哪儿？”

她急忙走到一个写字台旁，拿出钥匙开开抽屉，取出一封信，信封很长，颜色是蓝的。

“福尔摩斯先生，信在这儿，我发誓没有拆开过。”

福尔摩斯咕哝着说：“怎样把信放回去呢？快，快，我们一定要想个办法！文件箱在哪儿？”

“仍然在他的卧室里。”

“多么幸运啊！夫人，快把箱子拿到这儿来！”

过了一会儿，她手里拿着一个红色的扁箱子走来。

“您以前怎样打开的？您有一把复制的钥匙？是的，您当然有。开开箱子！”

希尔达从怀里拿出一把小钥匙。箱子开了，里面塞满文件。福尔摩斯把这封信塞到靠下面的一个文件里，夹在两页之间。关上了箱子，锁好之后，夫人又把它送回卧室。

福尔摩斯说：“现在一切就绪，只需要等候你的丈夫了。还有十分钟。希尔达夫人，我出了很大的气力来保护您，您应该用这十分钟坦率地告诉我，您干这种不寻常的事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这位夫人大声地说：“福尔摩斯先生，我把一切全告诉您。我宁愿把我的右手切断，也不愿意让我丈夫有片刻的烦恼！恐怕整个伦敦再不会有一个女人像我这样爱自己的丈夫了，可是如果他知道了我所做的一切，尽管我是被迫的，他也绝不会原谅我的。因为他非常重视他的名望，所以他不会忘记或是原谅别人的过失的，福尔摩斯先生，您一定要搭救我！我的幸福，他的幸福，以及我们的生命全都受到威胁！”

“夫人，快讲，时间很短了！”

“先生，问题出在我的一封信上，我结婚前写的一封不慎重的信，愚蠢的信，是在我的感情一时冲动下写的。我的信没有恶意，可是我丈夫会认为这是犯罪。他如果读了这封信，他便再也不会信任我了。我曾经想把这件事忘掉。可是后来卢卡斯这个家伙写信告诉我，信在他的手中，并且要交给我的丈夫。我恳求他宽大为怀。他说只要我从文件箱里把他要的文件拿给他，他便可以把信还给我。我丈夫的办公室里有间谍，告诉了卢卡斯有这样一封信。他向我保证我丈夫不会因此受到损害。福尔摩斯先生，您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我应该怎么办呢？”

“把一切都告诉您丈夫。”

“不行，福尔摩斯先生，不行！一方面是导致幸福的毁灭，另一方面是件非常可怕的事，去拿我丈夫的文件。可是在政治问题上我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而爱情和信任的重要性，我是十分理解的。福尔摩斯先生，我拿了文件！我取了钥匙的模子。卢卡斯给了我一把复制的钥匙。我打开文件箱，取出文件并且送到高道尔芬街。”

“到那儿的情况怎么样？”

“我按照约定的方式敲门，他开了门，我随他走进屋中，可是大厅的门我没有关严，因为我怕和这个人单独在一起。我记得我进去的时候，外面有一个妇女。我们的事情很快办完了。我的那封信摆在他的桌子上。我把文件交给了他，他还给了我那封信。正在这时候，房门那里有声音，又听见门道有脚步声，卢卡斯赶忙掀起地毯，把文件塞到一个藏东西的地方，然后又盖上地毯。

“这以后的事简直像是个噩梦。我看到一个妇女，黑黝黝的面孔，神色癫狂，还听到她讲话的声音，她讲的是法语，她说：‘我没有白等，终于让我发现了你和她在一起！’他二人很凶狠地搏斗起来。卢卡斯手里拿着一把椅子，那个妇女手中有把闪亮的刀子。当时的场面可怕极了，我立即冲出屋子去，离开了那栋房子。第二天早上我便在报纸上看到了卢卡斯被杀死的消息。那天晚上我很高兴，因为我拿回了我的信。可是我没有想到这会带来什么后果。

“只是第二天早上我才明白，我不过用新的苦恼替代了旧的。我丈夫失去文件后的焦虑使我心神不安。我当时几乎就要跪倒在他脚下，向他讲清是我拿的文件。可是这意味着我要说出过去的事。我那天早上到您那儿去是想弄清我犯的错误的严重性。从我拿走文件那一刻起，我就一直想怎样把文件弄回来。要不是卢卡斯当时藏起了那封信，我也就不会知道信藏在什么地方。我怎样走进屋子呢？我接连两天去看了那个地方，可是门总是关着。昨天晚上我做了最后一次尝试。我怎么拿到的，您已经听说过了。我把文件带回来，想要销毁，因为我没有办法还给我丈夫这个文件而又不必承认错误。天啊，我听到他在楼梯上的脚步声了！”

这位欧洲事务大臣激动地冲进屋内。

他说：“有什么消息，福尔摩斯先生，有什么消息？”

“有点希望。”

他的脸上露出惊喜的神情。“谢谢上帝！首相正来和我一起吃午饭。他可以来听听吧？他的神经是非常坚强的，可是我知道自从出了这件事以后，他几乎没有睡过觉。雅可布，你把首相请到楼上来。亲爱的，我想这是一件政治上的事情，过几分钟我们就到餐厅和你一起吃午饭。”

首相的举止是镇静的，但是从他激动的目光和不停地颤动着的大手上，我知道他也像他的年轻同事一样十分激动。

“福尔摩斯先生，我听说你有好消息？”

我的朋友回答：“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弄清。可能失落文件的地方，我全调查过了，没有找到，但是我敢肯定不必担心有危险。”

“福尔摩斯先生，那是不行的。我们不能永远生活在火山顶上。我们一定要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才行。”

“有找到文件的希望，所以我才来到这里。我越想越觉得文件不会离开您的家。”

“福尔摩斯先生！”

“如果文件拿出去了，现在一定已经公布了。”

“会有人拿走文件而只是为了要藏在他家里的吗？”

“我不相信有人把信拿走了。”

“那么信怎么会不在文件箱里呢？”

“因为我知道信不在别处。”

“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的眼睛了！”他急速地走到门旁，“我的妻子在哪儿呢？我要告诉她事情顺利结束了，希尔达！希尔达！”我们听到他在楼梯上呼喊的声音。

首相望着福尔摩斯，眼球骨碌碌地转着。他说：“先生，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问题。文件怎么会又回到箱子里了呢？”

福尔摩斯笑着避开了那一对好奇的眼睛。

“我们也有我们的外交秘密。”他一面说着，一面拿起帽子，转身向屋门走去。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