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温暖与寒冷是相对的。当你生活在寒冷的冬天时，你更加渴望温暖。很快，苏轼的冬天就到来了，其速度之快，让苏轼甚至都没准备好过冬要穿的衣服，不过还好，衣服只能使自己的身体感到些许暖和，而王闰之却温暖了苏轼的心。

苏轼因为不太会处理人际关系，在朝廷中受到了很多官员的排挤。而此时，新法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行，朝野上下，在实行王安石变法的过程中，已经完全背离了王安石当初变法的初心。在地方上，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标新立异之风比比皆是。而作为这场变法最大的当局者王安石，却被地方与中央那些渴望晋升官员汇报的虚假数据蒙住了双眼，也写下“歌元丰，五日十日一雨风”这样夸张的诗句。整个朝廷大多数人就像是醉了一样，并不实事求是，只是一味的说新法好。

苏轼恰恰不会说假话，他到田间巷陌，亲自考察调研，发现了新法的种种弊端。他向皇帝陈述这些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考虑到新党与旧党的党派之争，只是凭借着一个文人的良心。

可是这良心，不能当饭吃。

最终，他在朝廷里混不下去了，原因很简单：与主流价值观格格不入。

他自请外放，担任了杭州通判，而后，调任密州知州。

他并不知道，这是一条格外漫长的路，后来的他把这条路用一句诗来总结：“身行万里半天下”。而这条路上，有升迁，不过更多的是贬谪，甚至是一贬再贬，有过辉煌，不过更多的是黯淡与无助，有过与民同乐，不过更多的是孤独。还好，他生命中的暖女王闰之一直陪伴着他，不离不弃，生死相依。

而在这患难的岁月中，也有一些来之不易的喜悦。比如说，在杭州，王闰之为苏轼生下小儿子苏过。苏轼每天下了班，都要把苏过抱在怀里，逗他开心。

苏过渐渐长大，一晃眼已经四岁了。而此时的苏轼刚刚调到密州，当时正值天下大旱，而密州又祸不单行，蝗灾四起，百姓饥馑，一片民不聊生的景象。苏轼下车伊始（刚刚到任），他和他的同僚被这样的灾害惊呆了，但是，此刻的密州，是天灾与人祸齐飞，因为吃不上饭，许多农民揭竿而起，啸聚山林，霹雳一声暴动，这令苏轼十分头疼。可是不光如此，许多人家为了自己能活，竟然将刚刚生下来的婴儿抛弃到城墙边上，这并不是一个两个的个例，而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苏轼面对这样的现象，立即着手应对，发起了一场官民大生产运动，首先是投身灭蝗，既然我们的庄稼被蝗虫吃了，那我们就去吃蝗虫。苏轼向密州的百姓们发出这样的号召。而王闰之就是第一批响应者。她创制了一道新菜：油炸蝗虫。在炸蝗虫的过程中加入了盐和一些胡椒面。她主动把炸的蝗虫分给灾民们吃，灾民们一吃味道还不错，于是纷纷效仿，粮食问题就这样暂时解决了。看着妻子如此的贤惠，苏轼欣慰的笑了。

而接下来的这件事，让我们看到，王闰之作为苏轼的暖女，绝不是一个可有可无之人，而是必不可少的，不可替代的。

苏轼在解决了粮食问题之后，有扶危济困，沿着城墙捡拾弃婴，建立起福利院，收养弃婴与孤寡老人，之前，还有蝗虫可以吃，可是后来，蝗虫也不多了。于是，他又与百姓一道挖野菜，共克时艰。劳累了一天又一天，苏轼几乎已经到了心力交瘁的地步，而这时，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这样压到了苏轼的身上。

一天。苏轼刚一回家，小儿子苏过就跑过来：“爸爸，爸爸！我要吃好吃的！我要吃好吃的！”

没有！什么好吃的都没有！苏轼说。

可这是苏过不依不饶，抓住了苏轼的衣角，哇哇大哭。

我们可以理解苏轼，劳累了一天了，苏轼已然是感觉身体被掏空。他最终忍不住了，朝着小儿子一顿咆哮，歇斯底里了一番。小儿子苏过第一次见爸爸发火（苏轼的脾气一直以来都是很温和的），于是哭的更凶了，王闰之在厨房做饭，听到哭声后赶忙过来，批评苏轼：“你怎么比小孩子还任性？！回到家就生气，干嘛不去找点乐子呢？”苏轼感受的到：这话语里既有责怪，又有怜爱，还有对自己和儿子的双重关怀。紧接着，王闰之又把苏轼的酒杯洗干净，给苏轼倒上了密州的“薄薄酒”。

都过去了，夫君不要再生气了，喝杯小酒暖暖身子吧！王闰之说。

苏轼将酒一饮而尽，浓浓的暖意让他一下子忘却了劳累与痛苦，回到了家庭的温馨中。

此时的苏轼除了自责与自我反思，又能说些什么呢。

看来，王闰之的贤淑不是盲从，更不是逆来顺受，而是明辨是非，实事求是。这一刻的她，活出了自我，活出了风采，也活在了苏轼的心里和文章中了。

生活就是一首诗，苏轼把王闰之劝慰自己的这件事不加改动的写进了自己的诗里。

这首诗的题目叫《小儿》。“小儿不识愁，起坐牵我衣。我欲嗔小儿，老妻劝儿痴。儿痴君更甚，不乐愁何为？还坐愧此言，洗盏当我前。大胜刘伶妇，区区为酒钱。”

喝完酒，苏轼又给王闰之吐露了自己的心声：那些啸聚山林的土匪和强盗，我拿他们可怎么办呢？剿灭他们，我手下又没有充足的兵，招安他们，我手上又没有充足的钱。这可如何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