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姓七族，又作五姓七望，分别为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和太原王氏，其中李氏与崔氏各有两个郡望。此七个家族自晋朝开始就是主要士族家族，南北朝时期长期占据南北方王朝要职，至隋唐时期成为朝廷中最重要的士族力量。南北朝的混一以北朝战胜南朝而结束，隋唐统治阶级属于北朝系统，其人物以北朝人物后裔为主干，受北魏影响尤为深刻。北朝时长期活跃于汉人的腹里：山东（唐代主要指太行山以东的华北平原）地区政权（如东魏、北齐）的士族，在唐代被称为“山东郡姓”（详见柳芳《氏族论》），其中以排在首位的“崔、卢、李、郑、王”五姓（也称“七姓”）为代表，自汉魏以降，长期冠冕不绝、门阀不坠，至北魏孝文帝时期，成为官方钦定的士族最高门第（“四姓”、“五姓”两说）。

唐太宗、高宗时期，开始想尽办法大力抑制五姓七族十家四十四人（所谓“七姓十家”）后裔的影响力

武则天掌权后，开始大力削弱士族势力。至唐末农民起义后，士族彻底衰落，五姓七族成为历史。

陇西李氏，中国中古时代一个以陇西郡（狄道县）为郡望的李姓士族。

东晋十六国时在乱世中崛起，自李弇出仕前凉张轨后开始明习儒学，家族社会政治地位上升 ，公元400年，李暠在晋昌太守唐瑶等河西大族的支持下推翻段业统治，建立西凉政权，成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西州右姓，西凉被北凉灭亡后，李暠之孙李宝出仕北魏并徙家于关东  ，北魏太和年间定姓族时，魏孝文帝以“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为后族四姓，陇西李氏则因李冲位高权重，得以与四姓并称为“五姓” ，从此跻身北朝第一流士族之列，成为唯一出于西州而影响于中土的大族。唐代时因李唐皇族自称出自陇西李氏，因此贞观年间修《氏族志》时，将其列为第一等，唐高宗时北魏李宝六子后裔均位列七姓十家。

陇西李氏并非魏晋旧族，李氏先世前汉时是武将世家，在汉魏晋门阀形成、发展过程中，已衰落为陇西寒门，晋末十六国时期，陇西李氏开始崛起。  陇西李氏自称为西汉李广的后裔，但根据现代学者考证，此说伪造的可能性很大  ，十六国时期，陇西李氏才在乱世中真正兴起，西凉王李暠是李氏第一位国君。南北朝时陇西李氏蝉联圭组，世为显著，门第高华，与赵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并为中原五姓七族高门  。

唐朝建立以后，李姓成为皇姓，李唐皇族自称出自陇西李氏 。唐《姓氏谱》载“李氏凡十三望，以陇西为第一”，同时，唐朝统治者对大量功臣、异族赐姓，比如李绩（原名徐世绩）、鸡田李氏、西域李氏、突厥李氏、鲜卑李氏、回鹘李氏、柳城契丹李氏、柳城奚族李氏、代北沙陀李氏、党项羌李氏等等 ，到南宋郑樵编《李氏源流》时，“言李者称陇西”。

丹杨房，晋济北、东莞二郡太守李雍长子李伦，后代号丹杨房。

安邑房，晋济北、东莞二郡太守李雍之孙李盖，后代号安邑房。

武阳房，凉武昭王李暠第七子李豫玄孙李纲，后代号武阳房。

镇远将军房，凉武昭王李暠第四子李愔，后代号镇远将军房。

平凉房，凉武昭王李暠第四子李愔曾孙李系，后代号平凉房。

绛郡房，隋朝宁州刺史李礼成被封为绛郡公，后代因此号绛郡房。

姑臧房，北魏龙骧将军、荥阳郡太守李承被封为姑臧侯，其后代因此号姑臧房。

仆射房，北魏镇南将军、清渊文穆公李冲曾任尚书仆射，其后代因此号仆射房。

李揆，出自姑臧房，唐肃宗宰相

李蔚，出自姑臧房，唐僖宗宰相

李训，出自姑臧房，唐文宗宰相

李靖，出自丹杨房，唐太宗宰相

李义琰，出自姑臧房，唐高宗宰相

李逢吉，出自姑臧房，唐宪宗宰相

李迥秀，出自武阳房，武则天宰相

李昭德，出自丹杨房，武则天宰相

敦煌房，北魏光禄大夫李茂继承了父亲李宝的敦煌公爵位，其后代因此号敦煌房。

有关陇西李氏与李唐宗室的关系，争议不断，陈寅恪根据唐祖陵以及相关文献考证，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指出：李唐先祖并非出自陇西李氏，当为河北大族赵郡李氏中的“破落户”或“广阿县的庶姓李氏” 。朱希祖《再驳李唐氏族出于李初古拔及赵郡说》则认为“李熙、李天锡父子本在武川镇戍边，为了躲避六镇兵乱，因此南迁定居赵郡广阿，李虎便将二人葬于此地，李唐确系出自陇西李氏”，高诗敏《北朝赵郡李氏的迁徙分布及其与李唐先世之关系》认为“李唐皇族并非出自陇西李氏，而是出自赵郡李氏破落的一支”。张金龙《李唐出于赵郡李氏说》认为“李唐皇室出于赵郡李氏之正宗，并具体分析了李虎改赵郡籍贯为陇西籍贯的原因和背景”，邢铁《唐朝皇室祖籍问题辨正》认为“陇西说为真，而唐太宗和高宗时期之所以要修建二帝陵（唐祖陵），是作为重修《氏族志》的“配套工程”，李唐皇室曾试图更改祖籍，从陇西改为赵郡，对赵郡李氏进行攀附。但随着唐中叶以后旧世族的衰落，攀附已经没有意义，对二帝陵的修建便没有了兴趣，又恢复使用原来的陇西祖籍了”，刘后滨在《李唐皇室家世书写再议》一文中总结了以上学者的主要观点并指出：“陈寅恪关于李唐皇室先祖世居赵郡，以及家世书写中攀附西凉李暠并以陇西为郡望的假说，尽管遭到众多质疑，迄今仍然是最符合历史实际和唐朝官方叙事逻辑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