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礼议”除了表现出士人群体之学术和价值观分歧之外，其本质上还是皇权和阁权的政体之争，也是传统程朱理学和新兴哲学思想代表阳明心学之间的纷争。

明朝自朱元璋废宰相以六部尚书治天下，皇权大盛，天下威柄独操皇帝一人之手，而内阁大学士逐渐复宰相之形，滥觞自英宗继位，太后有事先请内阁杨士奇等人咨议之时。无论如何，皇帝一人对六部章奏下判断，过于依赖皇帝的个人品格和能力，侥幸成分太甚。而明中叶前后逐渐成型的内阁制度，则是一套班子在提供决策，且内阁学士至少要人望、学识等各方面都有相当过人之处才能入选，虽然也有不怎么地的人，但一定是一步步考上来、在工作中锻炼上来的，无论如何总胜于把国家大事全寄希望于今上一人之圣明。

嘉靖朝“大礼议”之争，实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皇帝和内阁的斗争，而此时的六部和言官清议，则几乎清一色地站在了内阁一边，因此形成了皇帝一人独对内阁、朝臣和言官清议的局面，局面对皇权是相当不利的。

从制度上说，这应该是一个好事，虽然杨廷和等人在此事上并不占理。

杨廷和内阁当时曾连续四次封还嘉靖的上谕，嘉靖对此无可奈何，始终无法独断专行直接下令礼部执行他的意见。

当然，这与当时六部尚书及官吏惟内阁马首是瞻也有很大关系，倘若如后来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癸已京察中的吏部尚书孙鑨一般，府部直接越过内阁与皇帝发生关系，杨廷和内阁很可能就无法与嘉靖对峙这么长时间。

因为要找几个想更上一层楼的府部官员出来帮皇帝说话还是很容易的，而内阁首辅却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除非谋逆，再也上无可上，就只余名节和权势了。因此一旦内阁实实在在地掌握了“票拟”大权，想要其让权而天下为公，就不那么容易，尤其是臣强主幼的情况下。所以两朝老臣杨廷和与他一手拥立的十五岁小皇帝嘉靖之间的这场斗争，无论杨廷和出于什么目的，或想大展宏图，或想一逞人臣之极，凡此种种都足以让他与嘉靖去争夺对政务的决策权。

杨廷和迎立嘉靖之初，如果从为公视角看，大约是他鉴于前朝时外朝完全不能限制正德，因而希望通过登基和议大礼等手段给嘉靖造成一个既成事实，以内阁和外朝对皇权进行制约。尤其他在四十多天的独掌大权时期，不但清除了前朝的宦官势力，还废除了相当部分正德时期的不合理制度和设置，朝野评价之高一时无双。在此种情况下，他当然是非常不愿意看见再有一个像正德那样的昏庸皇帝来毁其大好形势的，因此无论于公于私，他都希望能对新皇帝进行制约，以免又出一个正德。

但是他一手扶立的小嘉靖，还没进北京，就给了他一闷棍，显得非常桀骜不驯，拒绝按照他和礼部规划的程序走。

这不能不让他感到恐慌：如果这个皇帝又和正德一样，刚愎自用胡作非为，那么当前大好形势将毁于一旦。因此他与小嘉靖开始了较量，而斗争的目的就是获取权利，内阁制约皇帝的权利。

杨廷和的动机我相信是好的，但他的才具不足却也是事实，并且就在这个时候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杨廷和一手制定的登基程序遭到嘉靖的抵抗，应该说是出乎他意外的，因此他很可能没有多想，也没认真做准备，就顺势借机发作，带有很强随意性地选择了与嘉靖本身及其父母身份有关这么一个极敏感，又非常伤害嘉靖个人感情的问题来发作。

在这个问题上，杨廷和显然产生了严重的判断错误，因为对嘉靖来说，自己的身份和父母的身份问题，可以肯定是一定会耿耿于怀的，也几乎不存在认输罢休的可能性。因此杨廷和显然选错了发作的事端，随后他又错误地使用了一系列政治手段，终于激起了朝中部分非内阁势力的言官们的强烈反感和反对，导致了这场斗争的最终胜利者是嘉靖，而杨廷和关于内阁权利架构的努力，则因此被彻底地瓦解了。

嘉靖在左顺门廷杖“哭门”大臣，标志着嘉靖和内阁势力的彻底决裂，并且明确表达了他要将内阁纳归于皇权之下的决心。

这同时也显示了在当时政治制度下，实际内阁和外朝对皇帝的制约是相当薄弱的。在此我们需要充分认识一个问题，那就是嘉靖朝虽然客观上是内阁权势的发展时期，但这是由于嘉靖不热心政治致力于礼制、修道，将日常事务交由内阁办理导致的，绝非是内阁对他的制约真的有多大，只要看张璁之后的内阁首辅如夏言之不得善终，权势大如严嵩父子也一样随时可以被杀、被逐，就可知道这是个残酷的事实。

总之，只要嘉靖对内阁有猜忌，那么内阁的大限就到了。事实上，在嘉靖、万历之后，明朝再也没有出现过如“大礼议”时杨廷和内阁对嘉靖，万历时“争国本”那种对皇帝进行牵制和激烈抗衡的状况。

其实阁权和外朝对皇权的制约，其存在基础是非常薄弱的，因为它只仅仅存在于皇帝对这种制约制度认可的前提下，一旦皇帝翻脸不认，这种脆弱的平衡马上就会被彻底打破，之后便江河日下一发不可收拾。

又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满天下确实也未必只有这几位能做内阁去打理政务，像“大礼议”后的新兴势力张璁所主持的内阁进行改革并有所作为，使嘉靖朝前期的政治与正德时期相比清明甚多的状况，就是一例。因此皇帝一旦翻脸，大不了把不服气的朝臣换一轮就是，至于换上去的人能力、品格好坏，那就要看皇帝的个人嗜好和大家运气好不好了，幸亏张璁内阁是不错的，倘若换成后来严嵩那样的内阁，其后果可想而知。

独断专行，始终是皇权制度的重心所在。

“大礼议”事件的后果，也并不仅仅是阁权的败退，其后果之复杂，我想应该说超出了当时人的想象。当然，这对当时人来说，是一个无法企及的高度，而现在我们可以很幸运地凭借那么多年来的思想进步和积累，站在一个他们达不到的高度以现代眼光回过头去，从容地审视这一切。

嘉靖以十五岁的年龄继位，还没进北京和皇宫，就遭遇了内阁和朝臣的一系列打击，即位以后的三年多时间里，又被迫一直反复纠缠于“大礼议”，而恰恰这些都是当时极为看重的人伦孝悌观念，再加当时嘉靖的父亲去世不久，这位十五岁的孩子对母亲及祖母之亲情依赖，还有为父亲一宗继香火的责任等等，突然将被大臣们强制剥夺。几乎可以肯定，大臣们这种因政治利益而炮制出的扭曲得近乎畸形的所谓“礼制”，以及内阁势力和言官清议给他的巨大压力，严重伤害了嘉靖的个人感情。

在这种状态下爆发出来的的左顺门廷杖大臣事件，从表面看，它是“大礼议”之争的终结，其后嘉靖威福自操，在他的授意和默许下，新兴内阁势力对“议礼”诸臣基本都进行了报复（或者说是政治需要的新旧内阁势力更替）。

实质上，这些举动显然使嘉靖开始尝到了甜头，在心里充分认识到了皇权的巨大威力，并让他在对大臣们无可奈何几年之后，突然发现了一个能随意对大臣们泄愤及报复的手段。对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一个初、高中年龄的半大孩子，在承受了三年多可以肯定的屈辱、压抑及愤怒后，突然发现手中握有无可匹敌的巨大权利会导致什么结果，几乎已不言而喻。

因此，嘉靖杖杀朝士之数量，独步有明一朝，朝臣虽朝服亦不免冠带受辱，所谓“中年刑法益峻，虽大臣不免笞辱。……公卿之辱，前此未有。……四十余年间，杖杀朝士，倍蓰前代”云云，并非毫无来由。我相信这不是他天性所致，无论如何，不能把责任全推给他一个人去扛，杨廷和以及“议礼”的诸臣，不管其起始主观动机如何，客观结果就是他们至少要对此种后果，要承担一半甚至大半责任。

需要提一下的是，嘉靖对使他全家得遂心愿并出了大力的张璁，还算一力维护有始有终，在张璁死后，他也表现出了对张璁较深的感情，再联系嘉靖坚持为父母争名份的举动，这多少让人感受到了嘉靖身上的复杂和矛盾之处，但正是这种复杂而矛盾的人性的表现，一下就使他的形象生动了许多，多了很多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个政治符号的内容，这又不得不让我生出了颇多感叹。

不过话说回来，即便是这样，张璁中途还是有三次致仕和一次罢官。

这固然与张璁的刚直性格有关，但也说明了嘉靖经此一役后，对朝臣和权臣都一直是处在一种猜忌和不放心的状态中，他甚至可以因为彗星出现而去怀疑朝中有大臣擅权，从而导致张璁的去官离职。

这起事件对嘉靖个人的影响，还可以自他此后热衷于礼仪制度，对孝悌人伦等问题极为重视等行为看出来。记录了“大礼议”全过程的《大礼集议》，后来被他赐名为《明伦大典》，而议礼则成了嘉靖朝一个显著政治特点，乃至于嘉靖有“议礼皇帝”之称。

只是礼仪制度再复杂也有尽头，且礼制本无外生死喜丧而已，再复杂也有限。

很多年后，当嘉靖发现皇家和世俗礼仪再没什么可以他研究时，便转而去研究虚幻的、可以无穷尽进行下去的道家礼仪，并因此对道教发生了浓厚兴趣。

到最后，嘉靖终于成为了一个成天穿着道家服装的练丹皇帝。我想，这其中有相当部分原因，是拜那些大臣们搞出来的“大礼议”之赐。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王阳明在这场斗争中，虽然种种原因没有直接参与“大礼议”之争，但他却是一直站在嘉靖、张璁这一方的，他“先王制礼，皆因人情而节文”的思想，为其弟子支持嘉靖和张璁、桂萼等人的主张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他的弟子之一就是张璁派的大将席书，其他弟子黄宗明、黄绾、方献夫等也都是张璁派的骨干力量，他本人也明确对此事表过态，在《王守仁全集》卷十二所载的《与霍兀厓宫端》一书中，他曾这样说道：

往岁曾辱《大礼议》见示，时方在哀疚，心善其说而不敢奉复。既而元山亦有示，使者必求复书，草草作答。意以所论良是，而典礼已成，当事者未必能改，言之徒益纷争，不若姑相与讲明于下，俟信从者众，然后图之。其后议论既兴，身居有言不信之地，不敢公言于朝。然士夫之问及者，亦时时为之辩析，其在委曲调停，渐求挽复，卒亦不能有益也。后来赖诸公明目张胆，已申其义。

“心善其说”“意以所论良是”云云，已可十分明确地知道他的态度了。事实上，后来也有相当多的学人们认为，这场新旧士大夫集团之争，也是新兴王学及正统朱学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