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东林党人对马、阮攻击的另外一说，则是指控马士英和阮大铖为了对应“逆案”，蓄意制造“顺案”和东林党人针锋相对，借北都之难来迫害东林党人。

事实上这又是一句不尽不实之语。

阮大铖起复后，确实对东林和复社人士进行了报复，就目前资料来看，他确实企图掀起所谓的“顺案”来进行报复，但最后却因被马士英所阻，这个企图没有成功。

其实阮大铖真正想报复的，是南中《防乱公揭》一事中的几名发起人，而后来他也确实对这些人采取了行动，像陈贞慧、侯方域、周镳，包括黄宗羲在内的一批人，都被他抓的抓、杀的杀。但是他们这些人，并非全是因投靠李自成的所谓“顺案”被下狱，象陷害侯方域等人的罪名是在左良玉起兵后，说他们试图联络左良玉做内应，弘光朝真正因为投靠大顺军被杀的，就只有光时亨、周钟、武愫三人。

要说起来，这三人也确实人品不怎么地，尤其是那位光时亨，熟悉崇祯朝掌故的人我想十之**都会说杀得一点都不冤枉，杀得好。而周钟给李自成上劝进表，将崇祯辱骂得一塌糊涂，武愫被李自成拜为防御使，说到李自成时为避其名讳，将其名字写为“字丞”等等，都查有实据，杀他们还真是一点都不冤枉，更别说马士英最后还化解了阮大铖这一企图。而和周钟有牵连的周镳之死，则原因比较复杂，也算是一桩公案了，我们留后再说。

因此终弘光一朝，根本就没兴过什么“顺案”，至于说马士英和阮大铖一起搞顺案，更是无稽之谈，纯粹属于污蔑。

阮大铖得势后，大约先后策划了三次比较大的对东林系人士的报复行动，一次是企图掀起“顺案”，另一次则是想借“南渡三案”中的“僧大悲案”牵连东林，第三次便是借左良玉东下内讧之事而发作。

但是，马士英虽然为报恩起复了阮大铖，可他并不想与东林势成水火，诚如顾诚先生所说，他是很想和东林，尤其是东林的头面人物联手“造成众望所归、和衷共济的局面”的。是以正是在他的阻挡下，阮大铖的前两次报复计划均未能得逞。如前所引杜登春所说：“复社中失节者（即在北京降大顺者）贵阳阳加叹恨，阴为矜怜，悉欲置末减”，诚为当时实情，而“大悲”一案，阮大铖已捏造了十八罗汉、五十三参、七十二菩萨的名单，准备牵连东林复社人士，最后还是由于弘光和“马辅士英亦不欲，故止诛大悲（39）”，是以此两次均未能起大狱。

至于第三次借左良玉起兵发，盖此事不但涉及阮大铖，更危及到了弘光帝和整个弘光朝的安危，故阮大铖得以成功，但牵连的主要是“防乱公揭”中的一些为首人士，如陈贞慧、侯方域、黄宗羲等，并没有大规模地血洗整个东林党，且此行动也很快因清军入侵、弘光被俘而告终，没有掀起真正的大风波。

黄宗羲等东林——复社党人，于弘光朝之记载和评论上，多有此类不尽不实之举，他们出于门户之见、争权失败后之怨念以及个人恩怨等等各种原因，采取制造假材料、散布谣言等各种手段，从各个方面对弘光帝本人以及马士英等人进行了一系列攻击，甚至在人死后还依然不放过，竭尽污蔑之能事，其行为和影响是相当恶劣的。

东林党人之所以攻击弘光与马士英，并非是因为什么马士英要翻“逆案”、制造“顺案”，也不是什么忠奸之争，所有的一切，全是因为他们先前在“定策”事件中的全面失败而起。

弘光帝登基以后任用参与“定策”的马士英、阮大铖以及四镇武将等人，使东林党人一方面对弘光心怀恐惧，担心弘光报复万历时期与东林的过节以及先前“拥潞”之事，一方面又对马士英等人由于“定策”一事平步青云而心怀嫉妒和不屑，可他们又不敢就此和弘光正面冲突，因为一来确实没任何理由可以针对弘光发难，二则他们自己心中也心虚得很，所以把怒火和妒火一古脑儿全都倾泻到了马士英头上，抓住起用阮大铖之事大做文章。

同时，他们虽然无法直接对弘光发难，但却又采取各种手段，明里暗里地造谣说弘光和老福王妃的身份有疑，以此暗示弘光继位的合法性，并借“假太子”等“南渡三案”煽动朝野人士对弘光和马士英等人的不满。这其中，又尤以黄宗羲为最，其他如林时对、钱秉镫、金堡等人则紧跟其后，推波助澜。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曾对“南渡三案”之真伪和影响，专门做了考据和详细论证，有兴趣者不妨去查阅一下，在这里我就不重复赘述了。

黄宗羲等人的这一系列行为，在当时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尤其在南京以外，影响极大，说得严重一些，甚至可说直接影响到了弘光朝的存亡。

当时在长江上游拥兵自重的左良玉，本就对四镇的提拔过速有所不满，而朝中部分东林党人又想依靠左镇来对抗定策四镇将和马士英，因此不但不为大局着想对其进行安抚，反而一再推波助澜，使得左良玉借“假太子”等案频频向南京**及弘光本人发难，甚至发展到后来，左良玉为了躲避与大顺军主力的决战，干脆以“清君侧”为借口顺流东下，开始与南京**进行武装内讧，这直接导致了弘光朝被清军和左军两面夹击，兵力部署顾此失彼。在黄得功等一线战将被调去抵抗西面的左良玉部后，北面的清军一路长驱直入轻易攻入南京，致使弘光朝一朝倾覆，这其中，东林——复社的部分人士是断断难辞其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