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大案便是空印案。所谓空印，是指在空白的文书上盖印，然后想怎么填就怎么填。此案源于明朝当时的地方财政审计制度，明朝的地方行政制度是在十余个区域（实际上相当于现代的省）分别设立都指挥使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三个衙门，分别主管军事、行政、司法三大职能。另有都察院派驻的监察御史，对他们实施监察。布政司主管行政，其中最主要的是财政，每年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便是审计本区内各府、州、县的财政收支，年终到户部汇总。这需要布政司的官吏在本地先做好账，再盖上本司的官印，然后带到南京来核对。

这乍一看也不是什么难事，但以当时的交通、通讯条件则有一大难处——财政审计非常严肃，核对时若有什么不符，户部就要打回重新造册，重新盖印才能提交。布政司的官印一般也不便带离，所以负责去户部对账的官员就得跑回原地，盖好章再跑到南京，如果又有不符还得这样再跑。很多人觉得这太麻烦了，于是有人就想出了应对之策，即布政司在空白书册上先盖好印信，带到户部去，和户部核对后，“抹平”了账目，造一本完全符合“要求”的账册，把当年的账给报了。这其实亦非明吏原创，而是元代便早已有之的惯例，被明吏沿用。明朝建立多年，也没有任何人指出有何不妥。直到洪武八年（1375年），明太祖才终于发现有这么重大一个漏洞。

这事儿或许在很多人看来只是小吏偷奸耍滑，甚至很多人认为是交通、通讯条件所限的折衷办法，但在明太祖眼里又岂能容下？账目这玩意儿，是多少就多少，如果有什么不符，那就应该说明不符的原因，而不是去把它改得来“符合”。这账目改了不就是做假账么？做假账难道不该法办么？更重要的是，户部明明知道各地这样做假账，却给予了长期默许，这不是中央地方官僚合伙坑蒙朝廷么？而且财政年度结算可以这样作假，那什么账不能这样作假？

明太祖很生气，下令彻查。其实这也很好查，首先，汉字的“一”、“二”、“三”等数字很容易添笔，但添的笔画也不难辨认，但凡有添笔的都是改了账目；其次，印章用红色印泥，账目用黑色墨水。如果是先写好再盖章，那红泥就应该在黑墨之上，反之则会有墨水写在印泥上方的情况，这种就可以判断属于“空印”行为。空印案也为后世立了两个新规：首先，账目不能用“一”、“二”、“三”这样的所谓小写数字，更不能用阿拉伯数字，而要用“壹”、“贰”、“叁”这样的所谓大写数字；其次，盖章必须“朱在墨上”，即红色印泥必须盖在黑色墨水上方，以证明是写好了字之后才盖的章。这两个制度一直沿用到现代，仍是财务和公文制度最基本的原则，充分说明是非常正确的规则。

明太祖洪武九年（1376年），明廷大索空印案，其实结果很简单——全国所有布政司都存在空印行为，全部有罪。朝廷判决户部主要官员和每个布政司、府、州、县掌管财政印章的人一律死刑，副官杖责一百，流放充军。此案被杀的官吏据称亦以万计，可以说将整个财政系统杀戮殆尽。客观地说，这已经动摇国本。尤其是在明朝建立九年，以经济建设为重的时代，这样无差别扫射财经系统，是非常可怕也难以理解的事。时任湖广按察使佥事（主管司法的助理官员）郑士利上书为空印案求情：“管账的官吏们不容易，从省府去户部六七千里，往返奔波根本不现实，先印后写只是权宜之计，而且这样做了很久了，何足深罪？何况立国至今，未尝有空印之律，有司承袭这种做法，不知这是犯罪。朝廷求贤士来当官，得之甚难。当到知府、知州，都是几十年的成就，岂能视作草芥？陛下怎能用不足为罪的罪名，坏了这么多足用之才？臣窃为陛下感到惋惜！”

喂，郑大人，您口中所说的这些足用之才，比胡三舍——哦还有他爹更足用吗？

郑士利的说情之辞看似恳切有理，实则鼠目寸光。朝廷培养官员当然不易，能当到知府知州的也堪称能吏，但能吏就可以贪腐？郑士利前一段还只是说情，后一段则有点暗藏要挟的意味，这更是贪官们最常用的一个辩词——我们是行政体系的栋梁，就算有轻微的腐败，但不至于垮掉，您现在惩治大家，岂不是拆毁整个栋梁体系？所以皇帝您应该容忍我们这一点点贪腐，这也是为了您的江山着想呀！

为了上层统治集团的政治支持，为了下层行政体系的完整，总之就是为了保持统治，贪腐就应该被容忍。是的，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

其实郑士利之后，为空印案辩解的人还有不少，称空印案是一个大冤案，甚至时至今日，国外都还不乏为之雄辩者。《剑桥中国史》便称，钱粮在运输过程中难免有损耗，所以从运送一直到户部接收时的数字不可能完全相符，在路上到底损耗了多少，官吏们无法预知，只有到了户部将要申报时才能知道其中的差额，所以派京官员都习惯用空印文书在京城才填写实际数目。这些辩解表面上都有不无道理，但实则都是站在对贪腐相当宽容的立场。贪腐这种行径，在强盛的明初当然看起来不足为道，但这种病毒侵入肌体，对帝国的侵蚀却是积重难返。明朝后来就非常流行火耗、漂没、羡余等看似轻微的贪腐行为，正如《剑桥中国史》所辩，运输过程中“难免”有些损耗，官吏们便巧立火耗、漂没等各种名目，让这种“损耗”越来越大，到明末甚至出现税款十之八九归了火耗，朝廷收不到税；而朝廷派出的军饷十之八九归了漂没，导致前线哗变。这些乱象的根源不正是在空印案便早早埋下，太祖惩治得狠一些，让这些乱象晚一些出现，国家便多强盛一些，国祚也延续得长一些，此等宏图大计又岂是郑士利之辈所能窥见？

若说胡惟庸案只是清理上层高官，空印案则是更深一步，彻查了整个财政系统，更将惩治的范围延伸至更基层的官吏，是对整个行政体系的猛烈涤荡。这在很多人看来已经是史所未见的铁腕肃贪，但下一个案子又会让他们有全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