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宗一朝堪称众正盈朝，连刘棉花都转型做了清官，不愧为三大圣君之一缔造的伟大中兴，但仍然出了一个震惊天下的大案。此案之重，不在金额巨大，也不在案犯身份，而在于此案直接攻击了隋唐以来中华帝国上千年的政治根基，这便是弘治十二年（1499年）己末科会试舞弊案。

此案其中一位案主非常有名——唐寅，字伯虎，明代最著名的画家、诗人。即便没有牵涉进这场大案，唐寅在诗文和书画方面的成就已经足以名垂青史。唐寅因诗文与祝允明（祝枝山）、文徵明、徐祯卿并称“吴中四大才子”——所谓“吴中”即后世所称江南，又在绘画上与沈周、文徵明、仇英并称为“吴门四家”，又称“明四家”，在这方面是徐有贞的徒孙。诗、书、画中唐寅的画作成就最高，大量著作藏于世界各大博物馆。2013年6月3日，一幅唐寅的32×124 cm横轴画卷《松崖别业图》以2400万元起拍，经过120轮竞价，终以7130万元成交，可从一个侧面说明唐寅在人类艺术史上的不朽地位。同时唐寅的诗文也以超然隐逸著称，他的这种风格很容易被戏曲小说作家盯上，后来被打造成了一代风流才子的典范。但事实上唐寅30岁被牵涉进这个世纪大案后，众叛亲离，之后以卖文鬻画苟且偷生，晚年又被牵涉进宁王（朱宸濠）叛乱，极痛一生，与民间流行的文艺形象相去甚远。

唐寅作弊案在当时便有很多疑点，到底是不是冤案至今颇有争议。

唐寅有一位好朋友名叫徐经，其实是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的高祖。二人同为应天府举人，于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年）结伴进京参加会试。明代的科举体系已经非常成熟，普通人先参加县试，合格者成为童生，便有资格参加州府一级的院试，合格者成为生员（俗称秀才）。生员有资格参加布政司的乡试，合格者成为贡生（俗称举人），北直隶和南直隶的乡试称顺天府乡试和应天府乡试。举人们可直接在地方**做官，也可以参加每三年一次朝廷在北京举办的会试，从约4500名举人中考出约300名贡士或称中式进士。中式进士再进行一场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确定一个排名，即为进士。殿试是等额录取，只是排位赛而非淘汰赛，所以中式进士其实已经锁定进士资格。乡试第一名俗称解元，会试第一名俗称会元，殿试第一名俗称状元，连续三场都考第一便是所谓“连中三元”。明朝276年88届科举中共有两位奇才取得如此成就，其中一位便是宪宗朝前期首相商辂。一般来说，这一连串的考试中以会试最为重要，毕竟会试过关，便锁定了一个进士名额。

当时30岁的唐寅和27岁的徐经都非常涓狂，尤其是唐寅，他作为应届应天府解元，而应天府是科考大省，明代24814名进士中，有4146名来自应天府，比例高达16.7%，高居第一。88名状元中有23名出自应天，同样高居第一。所以应天府的解元考取进士似乎不算很难。事实上明代88名应天府解元中就有62名考取进士，70.5%的比例仅略逊于浙江的70.8%。像唐寅这种人在应天府解元中都被视为不世出的奇才，进京赶考前就已经小有名气。到了北京，唐寅和徐经更加高调。徐经家很有钱，进京赶考居然带了一大帮仆人和娼妓，并且四处拜访权贵，挥金如土，“驰骋于都市中，都人瞩目。”

若只是高调游玩也就罢了，唐寅和徐经在京师找人辅导也异常高调。科举这么重要的考试，到处上辅导班本是人之常情，最抢手的辅导老师当然是有经验的出题考官。礼部右侍郎程敏政是南直隶徽州（今安徽黄山）人士，与徐经家是世交，曾多次出任考官，徐经带唐寅去拜会他。他也早闻唐寅大名，非常欣赏，悉心指导了一番，还为唐寅的诗集题字。不久朝廷公布考官，程敏政正是本届会试主考。唐寅、徐经更加得意，到处说我们对主考官非常了解，他出题必不出什么什么范围。

程敏政本人也是个大才子，19岁中顺天府乡试第一名，23岁中殿试第一甲第二名（俗称榜眼），主持修撰了《宪宗实录》《资治通鉴纲目》《明会典》等大部头。程敏政出题时也忍不住卖弄一下才情，出了一道严重超纲的题。此题基于元初思想家刘因的一篇《退斋记》，此文实为影射抨击另一位思想家许衡与其相左的哲学观点，题目要求分析影射的实质和背景，再就他们分歧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元初，其实是南宋中后期。明朝奉宋为正统，元朝尚属外国，而且元朝的思想文化确实也不算发达，所以明人极少有研习元朝思想的。程敏政出这么一道题，相当于高考出一道题让你分析菲律宾某位议员的某次国情咨文实际上是在暗讽另一位议员提高米沙鄢群岛煤炭产量的政策导致Visayas烟草品质下降的事实，然后再就如何平衡煤炭产量和烟草品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程敏政出了这道题后非常得意，到处说今年这道题绝对没人答得上来。

结果在阅卷场，程敏政却阅到了两份考卷，不但知道这位菲律宾议员是在暗讽谁，米沙鄢群岛在哪儿，还深入浅出地分析了煤炭开采和烟草品质之间的必然联系，观点新颖独到，辞章大气优雅，完全是状元风采。程敏政兴奋地跳起来说：“这两份试卷太精彩了，我看只有唐寅、徐经两位天才小霸王方有如此才华！”阅卷场的考官无不面面相觑。而程敏政出题这么刁钻，让很多考生垂头丧气，唯独唐寅、徐经二人依然兴高采烈，公开宣称此次必中进士，唐寅甚至宣称能中状元，同科考生无不惊骇。

这确实太可疑了，阅卷尚未结束，户科给事中华昶便急不可耐地弹劾了程敏政，怀疑他卖了题给唐寅、徐经。明孝宗震怒，下令紧急中止程敏政的阅卷资格，严查此事。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亲率专案组复查程敏政所阅试卷，同时法司将程敏政、唐寅、徐经逮入大理寺狱隔离审讯。程敏政坚持不承认卖了题，说自己出题自然是平时所想所论，这次只是被研究自己的高手“打题”打中了而已。徐经则非常害怕，因为他确实给程敏政送过钱，但未必是针对这次会试，只是富贵人家的寻常礼仪。后来徐经熬不住拷打，供认用一块黄金买通了程敏政的书童窃取了这次的会试题。唐寅的问题则最麻烦，他承认在考前确实用一枚金币买了程敏政一篇文章，不过这是拿来送给去年主持应天府乡试的主考官吏部右侍郎梁储。这本是文人之间的一种小游戏，用以表示送人的文章不是不值钱，但在此刻就有点说不清楚了。所以，初审的结果是三人都算是承认了受贿卖题的事实。

然而尴尬出现了，李东阳率人复查了程敏政所阅全部试卷，唐寅、徐经并不在其中。也就是说，程敏政在考场上大肆张扬的那两份试卷其实并不是唐寅、徐经的。

徐经得知立即翻供，称之前供状系屈打成招，程敏政也要求和华昶当廷辩论。华昶还真的就带了一大帮给事中兄弟来助拳，刑部尚书白昂、左都御史闵圭召集六科都给事中集体出席，监察御史王恩、王鼎亦在列。结果华昶等人连连语塞，显然是急于弹劾，根本连事情都没搞清楚。这时东厂也跳出来凑热闹，说这些御史、言官都是华昶的近僚，当然帮着他说话，甚至当着皇上的面说谎，是为欺君重罪。此时又有传闻称卖题之说纯系子虚乌有，是有人谋取程敏政的官职，指使华昶构陷敏政。明孝宗大怒，将华昶等一干御史、言官也下狱调查，最后辩论最急的工科都给事中林廷玉等被判贬官处理，其余大多被流放，白昂、闵圭也表示认罪，罚俸二月。

但除了石亨，谁能把御史、言官扫净？给事中尚衡、监察御史王绥不依不挠地提出上诉，要求释放华昶，重处程敏政。于是审讯又持续了两个多月，李东阳的专案组共清理出十三份可疑试卷，疑似事先得了题，但又并非都是程敏政所阅。程敏政更加不服，要求召集同科考官全部当面对质。本来都御史闵圭都已经同意，但此时徐经熬不住拷打，已经供认行贿买题事实。于是明孝宗下达了裁决，判处程敏政不避嫌疑，有辱斯文，勒令提前退休；华昶奏事不实，杖责后贬为南京太仆寺主簿；唐寅、徐经行贿买题，破坏科考，削除举人功名，终生禁考，罚款后再罚做小吏赎罪。

程敏政出狱四天后就毒火攻心，疽发身亡。徐经顺从地前往浙江周王府充作小吏，希望有朝一日新帝登基，能够赦免前罪，再次参加科举，但至死未能如愿。唐寅则耻于为吏，从此开始了一段放浪形骸的生活，云游四海，卖文鬻画为生，后来生了重病，无奈回苏州老家就医，病中他的妻子、亲弟弟都跟他分家。所以有些文艺作品写唐伯虎有八个老婆，而且他一个都不喜欢，简直就是搞反了关系。更不幸的是，唐寅遇上了宁王朱宸濠叛乱。宁王早已有不臣之心，广纳贤才，想将唐寅招至帐下。唐寅不从，便遭宁王打击报复。后来宁王被镇压，唐寅却有宁王逆党的嫌疑，又遭朝廷反复调查，最终在四面楚歌中痛苦地死去，享年54岁。后世关于唐伯虎的戏曲文艺作品均将其塑造成风流才子，内心的苦楚只有他自己知道。

其实弘治十二年己末科群英荟萃，堪称黄金一代。最终会元被广东考生伦文叙夺得，紧接着他又在殿试夺魁，连中两元，成为著名的“广府状元”，颇受岭南文化推崇，有大量关于他的戏曲文艺作品传世。会试第二名更是一位超级巨人——浙江考生王守仁，号阳明先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王阳明——宋明理学的一代宗师，堪与孔孟程朱比肩的历史级巨人。王守仁也是年少成名，22岁第一次参加会试，不中。主考官是时任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讲学士李东阳，他对王守仁说：“你这次虽不中，但下次必中状元！不如现在就写一篇《状元赋》？”。王守仁提笔挥就，在场的考官无不惊讶他的才华。结果第二次参加会试，王守仁依然落榜。直到第三次28岁时，王守仁才考中会试第二名，并在殿试中考取第二甲第六名。殿试按成绩分三个级别，第一甲取前三名，即俗称的状元、榜眼、探花，亦称“三鼎甲”，直接入翰林院供职；第二甲取第四名起的百余人，一般授正七品京官；其余为第三甲，一般授正七品知县，之后可升任州、府、都布按三司等地方长官。事实上，二三甲进士实习半年后还要参加一个馆选考试，选出十余名优秀者称庶吉士，在翰林院再攻读三年，期满参加散馆考试，合格者亦可留翰林院工作。明代163名内阁宰相中有87名为庶吉士出身，堪称政坛中坚。弘治十二年乙未科本来群英荟萃，但就是因为出了唐伯虎一案，被中断了一届庶吉士考选，否则这一届进士中出的人才或许更多，这也是犯罪行为给社会带来的巨大负能量。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成熟的科举考试竞争何其激烈，连王阳明也不敢说自己稳拿状元，甚至会试都是三次才过关。我真的很难理解，唐伯虎到底是哪来的自信认为自己能稳赢王阳明这个量级的对手？难道他手中有真题？

当然，关于这个案子，至今众说纷纭，多数人倾向于认为唐伯虎是被冤枉的。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唐寅一点都不冤，甚至处分得太轻太轻，只因当时的人都还没有认识到这个案子的深刻影响。

科举制度是隋唐以来中华帝国最根本的政治传统，也是维系庞大中华帝国稳定传承的制度基础。唐宋以来，世族门阀逐渐消亡，中国社会成为一个扁平化的公民社会，但庞大的中华帝国必须拥有一套高效的管理体系，需要大量饱学之士来填充庞大的官僚队伍，科举就是一个选拔官僚的造血机制。这个机制还对抑制门阀的形成非常有利，因为有了严格的科举，谁也不能任意提拔“自己人”抢占关键位置，构筑私权体系，所以皇帝非常乐于用科举来防范门阀世族，确保皇位不受威胁。这样一个根本制度如果遭到破坏，可以说是对中华帝国的政治根基甚至社会形态进行直接攻击。

抑制门阀的同时意味着这项制度暗藏着一个功能——保持社会阶层的充分流动性，哥伦比亚大学的何炳棣（Ping-ti Ho）教授曾做过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他收集了明清12226份进士的家庭背景资料，将其中祖上三代均无任何功名或公职的归为A类进士；祖上三代有一人获得过功名或公职的归为B类进士；有两个以上的归为C类进士。其中A类进士无疑是社会的最底层，其比例可以表征社会底层流向上层的畅通性。除明初因进士的父、祖辈尚未恢复科举而显得特别高以外，大部分年份保持在47.5%这个平均值附近，方差很小，显示社会流动性能保持在一个合理水平上。但明中后期该指标开始出现明显异常，此研究涉及到明中后期一些典型年份的A类进士比例如图2所示。

图2 明中后期典型年度科举A类进士比例

通过图2可见，直到明神宗万历八年（1580年），A类进士的比例都始终稳定在均值附近，但之后却陡降至29.5%和26.5%这样的畸低数值，再不久明朝就灭亡了，我想这其中正蕴含着明朝灭亡的必然机理——最基本的政治基础甚至社会形态都被某些当权者肆无忌惮地舞弊对待，这个王朝的骨骼已经彻底腐朽，再也不能支撑。而比较明代整体47.5%和清代整体19.1%的悬殊，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何会出现万马齐喑，走向全面僵化保守的大场面了。这一场灭亡，岂止是亡国，更是亡天下。唐伯虎的这种历史罪责，远非什么石亨、曹吉祥之流的贪官所能比拟。

从唐伯虎一案始，之后很多擅权用事的贪官都不约而同地要做一件事——想方设法绕开选官制度，安插“自己人”进入关键位置，正是在他们的不断攻击下，明朝才逐渐丧失了中华帝国最基本的一个政治根基，走向灭亡。所以说，本节所述的慢性病，较之其余章节，根本不在一个量级，比慢性脱发和慢性肾炎之间的差距还要巨大。这才是唐伯虎诗中所说：“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当然，还有人要为唐伯虎强行辩护，坚称他是冤枉的，以上指责均不成立。对此我想我们也很有必要辨清这么重要的问题，这其中有两个问题尤为重要。

第一，面对这样的历史级大案，我们一定要理性对待。其实当时和后世都对唐寅、徐经作出了大量回护，才使此案显得扑朔迷离。

首先是李东阳的调查报告刻意隐瞒了一些关键信息，对时人形成了一定误导。李东阳首先说唐寅、徐经的卷子其实并不是程敏政所阅，这在当时就激起了程敏政、徐经的翻供，甚至造成了舆论转向。因为当时很多人已经认定程敏政在阅卷场上公开吹嘘的那两份卷子确实是唐寅、徐经的，然而事实一揭开却不是，人们顿时觉得之前的指责是冤枉的。

这里李东阳运用了一个非常巧妙的转折性思维误导，让所有人产生了一种冤枉了程敏政他们的感觉。但事实上，程敏政有没有阅唐寅、徐经的卷重要吗？其实不重要啊！他只需要提前把题目告诉他俩就行，别人阅卷一样是高分啊！如果这两份卷子确实是唐寅、徐经的，那可能当时便可坐实他们早已串通，但就算不是也不能反过来说他们就没任何问题呀！李东阳最需要调查清楚的不是那两份试卷是否唐寅、徐经，不是程敏政到底有没有在阅卷上做手脚，而是唐寅、徐经到底有没有答出那道旷世难题，这才是此案的根源——有没有漏题。然而非常令人失望的是，李东阳的报告中没有提及检查唐寅、徐经的试卷结果究竟如何。唐寅、徐经那次会试卷面成绩到底如何，那道题他们到底答出来没有？李东阳没有告诉全天下，而是拿一个并不重要的转折把这个真正最重要的问题给抹了过去。

事实上，还有一个很可怕的问题，李东阳报告有十三份答卷都疑似买了题目，但并非均为程敏政所阅，这也是当时程敏政翻供的一个重要依据。但这恰恰很可怕，这十三份答卷是谁所阅根本不重要，只要答出了那道题就有漏题的重大嫌疑。且先不说史料拒绝明确这十三份试卷是否包含唐寅、徐经这么重要的信息，单就说十三这个巨大的数字也足以触目惊心，这次漏题的规模该得有多大呀？

其次是戏曲野史的着力美化，让后人在感情上倾向于唐伯虎，而不愿承认他干过天大的坏事——恰如明英宗最初在感情上不愿意承认石亨、曹吉祥是坏人一样——我现在说唐伯虎不冤枉，只怕是做着和杨瑄、张鹏一样的事，我相信刚才分析了这么多，很多看官还是会气呼呼地坚决认定唐伯虎是被冤枉的。但恰如前文所说，一旦涉及贪腐，必须理性对待，不能带有对艺术家的感性偏护。更需要提请注意的是，若论艺术史上的地位，其实唐伯虎比起北宋奸相蔡京还相去甚远。唐伯虎的画作拍卖价最高纪录7130万元，这只能当蔡京书法作品的零头，但我相信不会有人就此忘记蔡京在历史上犯下的滔天罪行了吧？这绝非质疑唐伯虎在文艺史上的地位，只是想提醒一句，只要涉贪犯罪，连战神蓝玉、驸马欧阳伦、大科学家徐有贞都会被血淋淋地扔出来，就不要再强行回护一个唐伯虎了吧。

第二，此案也深刻提醒了我们，反腐倡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一定要避嫌。慢性病往往就是在瓜田李下的暧昧之间，深入骨髓，积重难返。前文所说的“洗屌相公”万安在科举上也被《明史》记了个黑账，说他执掌**二十年，每遇考试，必想办法安插自己的门生为考官，然后很多子孙甥婿等能考中。那万安到底有没有舞弊行为呢？其实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他有，但青史一笔，寥寥数句，后人心中自然就有了一笔账，图2中后明末A类进士的比例陡降，恐怕正是与万安这类行为大规模失控脱不了干系。

贪腐的形式有很多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愚蠢行为太罕见了，贪官们会想尽办法隐藏行迹，如果他们稍一隐藏我们就宽宥，那这个世界就永远抓不到贪官了。反腐倡廉和民事刑法不同，不能以法律的标准要求反贪者提供确凿的证据，恰恰相反，是应该要求所有的官员自觉避嫌。一旦有谁作出瓜田李下的行为，本身就应该视为违纪（而不是违法）。所谓避嫌不是指有了贪腐行为就隐藏起来，那叫阴险，而是指可能发生危害公平正义的时候就应该主动回避，尤其是像亲友参加考试、工程投标这类情形。像程敏政年年做考官，手握如此大权就不应该去收唐寅、徐经的礼金，又给他们做辅导。而唐寅和徐经，既然是来赶考，就不应该向可能出任考官的人送钱。

当然，严格的避嫌也可能伤害官员自身的利益。但是“当官不挣钱，挣钱不当官”，既然来当官，被赋予了公共权力，就表示愿意牺牲一部分个人利益，这是我们这个社会天然的契约。唐伯虎作弊案之后很多年，神宗朝首相沈一贯的儿子沈泰鸿才华横溢，夺魁呼声很高，但沈一贯为了避嫌，严禁儿子参加考试，甚至动用了在报考手续上作梗的方法，导致父子反目。这就是避嫌，这就是“宰相儿子不考官，考生老子不为相。”既然愿意来承担公权力，就要有这种牺牲私利的决心和觉悟。还有些人避谈私利，假装从公利角度出发，号称处处避嫌会给日常工作带来一些不便，甚至降低工作效率，趁机高喊这是一些老顽固，不开通，一点点小问题都不放任，甚至说是“人为造堵”。但很显然，贪官在“高效率”的工作方式中暗插一些贪腐行为，只怕对效率的损害更大得多吧？效率，绝对不是放松纪律，瓜田李下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