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九年九月十日中国代表在对奥和约上签字，北京政.府并于九月十五日宣告对德战事状态终止，及对奥和约签字。

“我中华民国于六年八月十四日，宣告对德国立于战争地位，主旨在乎拥护公法，维持人道，阻遏战祸，保全和平。自加入战团以来，一切均与协约各国，取同一之态度。现在欧战告终，对德和约，业经协约各国全权委员，于本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巴黎签字，各国对德战事状态，即于是日告终。我国因约内关于山东三款，未能赞同，故拒绝签字，但其余各款，我国固与协约各国，始终一致承认。协约各国对德战事状态，即已终了，我国为协约国之一，对德地位，当然相同。兹经提交国会议决，应即宣告我中华民国对于德国战事状态，一律终止。凡我有众，咸使闻知！此令。”

与此同时，广东军政.府也对德宣告和平。

“自欧战发生，德人以潜艇封锁战略，加危害于中立国，我国对德警告无效，继以绝交，终与美国一致宣战，当即声明所有中德两国从前所订一切条约合同协约，皆因两国立于战争地位，一律废止。去年十一月十一日，我协约国与德国订休战条约，随开和平会议于巴黎，我国亦派专员出席与会。惟对于和约中关系山东问题三款外，其他条款，及中德关系各款，我国均悉表示赞成。今因我专使提出保留山东无效，未签字于和约，此系我国促使主权，万不获已之举。对于协约各国，实非常抱歉。而对于德国恢复和平之意，则亦与协约各国相同，并不因未签字而有所变易，我中华民国希望各友邦对于山东问题三款，再加考量，为公道正谊之主张，而为东亚和平永久的保障，实所馨香祷祝者也。特此通告！”

陆徵祥于巴黎和会闭幕后即返国，他回国经过，其也曾有文字留下：

“我从巴黎和会回来，船到吴淞口，岸上立几千人，打着旗。旗上大书“不签字”，“欢迎不签字代表”，船主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不明了民众是反对还是欢迎，那是午后五点，我正在剃胡子。船主托人告诉我，请加谨慎。我说他们既是欢迎，必然无事。赶到吴淞口的人，以为我将在吴淞登岸，我们的船却直驶上海。吴淞口的人都已赶回上海。上海的几位朋友走来欢迎，都不能近前，因岸上的人多极了。当晚我就乘车去北京。车站站长请见，言民众都围在车站外，可否让他们进站。我说当然让他们进来。

“我往火车站，一路水泄不通。巡警与秘书，沿途大喊，让陆专使登车。登车后在车上出见民众。他们喊说：‘欢迎不签字的代表。’我答说：‘不签字一事，我不知办的对否？因政.府命我签字，我没有签。你们既然欢迎，我想大约没有做错。’民众喊：‘不用跟日本直接谈判。’我说：‘这一点请各位放心。我既没有签字，即是拒绝谈判。’民众乃欢呼。当夜，每一车站都有如山的民众，愿见专使，我因疲乏，已就寝，请魏代表接见民众，代为致谢。”云云。

陆徵祥这一生，最令他痛心的是签《二十一条》，《二十一条》签字后，陆征祥感到身心俱瘁，对袁世凯说：“我签了字，也签了自己的死案了。”

《二十一条》披露后，全国上下群情激愤。人们游行示威，声讨外交次长的曹汝霖和当时驻日公使陆宗舆，却未提及主持谈判的总长陆征祥，大家也都明白陆征祥是被临时推出去的，是被迫签的字。

但是，陆徵祥本人心里并不好过，可以说签《二十一条》一直是他的痛。这一次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总算使他扬眉吐气一次。

现在，我们回头再说南北第二次和谈。

和谈除了地点、人数、名称问题难以解决外，还有两个大难题，一个是陕西省停战问题，一个是段祺瑞主持的参战军的存废问题。

关于陕西问题是由陈树藩引发。

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六月七日，陈树藩即通电全国，取消陕西独立，吹捧袁世凯为"中华共戴之尊，民国不祧之祖"。

段祺瑞对陈树藩也大加赞赏。六月十日，段祺瑞发出命令，委任陈树藩为将军府汉武将军，七月，正式任命陈树藩为陕西督军。自此，陈树藩投向段祺瑞，成为北洋皖系的得力干将。

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后，提出各省"军民分治"，任命老同盟会员、云南腾越人李根源为陕西省长，段祺瑞暗中授意陈树藩发动陕人反对李根源赴陕。

先是指使旅京陕西同乡会中的陕南老乡请愿，反对李根源任省长；接着又操纵陕西省议会致函黎元洪，不欢迎李根源来陕。

两计不成，李根源入陕就任省长之后，陈树藩处处与李根源作对，并派亲信监视李根源的行动。

一九一七年五月，段祺瑞被黎元洪免职，陈树藩作为段祺瑞皖系的干将，当即通电宣布陕西独立，脱离中央。

六月，陈树藩将李根源赶出陕西。七月，段祺瑞平定了张勋复辟，"再造共和"，重新组阁，陈树藩兼任陕西省省长，集陕西军政大权于一身。

陈树藩当上陕督之后，便积极扶植个人势力，把同学、老乡刘世珑、曾继贤、张宝麟、张飞生、张丹屏等提升为团长、旅长，而反袁护国立了大功的民党人士胡景翼仅委以团长，高峻为副团长，曹世英部连正规军也没编上。

刀客出身的郭坚，因所部缺乏政治头脑，易为利用，所以编为游击营，后又改为警备军，负责监视李根源。但警备军统领郭坚受李根源感召，诚心拥戴李根源领导，使陈树藩恼羞成怒，借讨伐张勋为名，命郭坚率部出征。郭坚刚过黄河，陈树藩即电请山西督军阎锡山出兵堵剿，又命胡景翼、王飞虎截断郭坚归路。

王飞虎部下杨虎城深明大义，网开一面，使郭坚逃回陕西咸阳。陈树藩将警卫军副统领耿直提升为统领，令其率部围歼郭坚。耿直与郭坚是患难之交，暗中夜入咸阳，面见郭坚，经过计议，决定郭坚败走凤翔，耿直回城后，再派人与渭北的高峻等联系，协同行动，举义反陈。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陕西国民党人士响应孙中山护法的号召，高峻首先在渭北白水宣布独立，通电讨陈。

陈树藩大为震惊，急令胡景翼、王飞虎等率部前往围攻。

警备军统领耿直趁西安城空虚，准备举事。后耿直听取骑兵连长刘锡麟的建议，派出排长连安儿行刺陈树藩，但行动稍有疏忽，被陈树藩逃脱。

接着，耿直率六百人与陈军三千之众激战一昼夜，然后退出西安，与郭坚所部会师鄠县一带。随即召开军事会议，成立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率军围攻西安，拉开了陕西驱陈运动的序幕。

为解燃眉之急，陈树藩以陕西省省长为饵，引河南镇嵩军统领刘镇华入陕，西安之围方解除。但是，陕西靖国军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来越壮大，胡景翼也在三原起兵反陈。

为了增强实力，扩充军队，打击靖国军，保住督军的地位，陈树藩在陕西还干了件大坏事，就是在陕西大种鸦片以征款。一九一八年春开始，陈树藩通过各县县长明令农民公开种烟，强令各县按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十交纳烟款。

开放烟禁后，陈树藩从中捞到了巨额款项，但给陕西人民带来的痛苦和损失则无法估算。陕西的粮田逐年减少，从产粮区变成缺粮区，陕西吸食鸦片烟的人数达二、三成，造成了极大的危害。陕西人民对陈树藩恨之入骨。

一九一八年六月，陕西靖国军公请在上海办报的革命元勋，三原籍人士于右任回陕主持西北革命大计。于乃偕王玉堂取道山西渡黄河，向北经宜川，抵达三原。一九一八年八月，于右任被推举为陕西靖国军总司令。

于右任（1879.04.11—1964.11.10），汉族，陕西三原人，祖籍泾阳斗口于村，中国近现代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原名伯循，字诱人，尔后以“诱人”谐音“右任”为名；别署“骚心”“髯翁”，晚年自号“太平老人”。

于右任早年便是同盟会成员，长年在国民政.府担任高级官员，是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创办人和复旦大学、私立南通大学校董等。

这是个特别受人尊重的人，在他身上，也有不少奇闻轶事，此处仅举一例。

一九四八年五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于右任先生参加了副总统竞选。竞选对手主要是桂系李宗仁。

选举前，为了让代表了解自己的思想和打算，于右任每天在屋内摆一书桌，置文房四宝笔、墨、纸、砚，凡代表即送“为万世开太平”条幅。同时，另设一长桌，放置他签名的照片二千张，每张照片上签有各代表的名字，分省、分市、分县或分职业排列，由代表们上门时自己检取。每天上门拜访于右任的人最多时每小时一二百人。大多数人都悟出于右任先生是以声望和一支笔作为竞选的力量。

参与副总统竞选的人与于右任的做法大相径庭。如李宗仁给每个代表供一辆汽车，有司机早晚服务，包上几个大旅社、酒店，只要是代表身份，不管认识与不认识，都可住进去，每天早晚宴席相待，一律免费供应。

行政院长孙科、武汉行辕主任程潜二人天天摆酒请客，给代表发纪念品，许诺，拉关系。各地代表每天收到请柬的应接不暇。代表是上帝，副总统竞选者和他们拉同事、拉乡党，拉同学，拉亲戚，拉同宗……设法为自己拉选票。而于右任却靠一支笔，一张纸，待在家来竞选。有人劝于右任别在家“守株待兔”，要出去走动，可以找财团借款活动，于右任一一谢绝。他告诉友好说：我相信民众，我相信自己，成与不成，看民意吧。

明天就要投票了，于右任突然派人给各代表送去一张请柬，在饭店对到来的代表即席演讲道：我家中没有一个钱，因此，很难对代表厚待。今天，是老友冯自由等二十位筹资，才略备薄酒相待，我只是借酒敬客了……

国民政.府选举开始。投票采取淘汰制。第一天投票，于右任先生得到493票，即遭淘汰。

选举结束，几个代表找到于右任安慰，冯自由感慨地说：“右老身无分文，凭人格声望、笔墨竞选，这能成功吗？纸弹根本敌不过银钱，这社会政治腐败，靠金钱、美女、红酒、车子拉票，于老怎能不失败呢？这失败原因全是我们这些人昧于世情造成的。”

第二天，继续投票，于右任准时出席。一进会场，风度飘逸，豁达大度，全场代表起立掌声十分钟不息，表示对他的钦佩之情。最后，孙科、程潜等相继淘汰，李宗仁当选副总统。

于右任虽然没有当上副总统，但其清贫、廉洁、清正、儒雅、豁达的形象却给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做人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