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旅京的乡人曾于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和二十八日两度向国务院请愿，要求罢免王占元。

靳云鹏对请愿的人说了实话：“王占元问题按律应当予以罢免，而实际情况是我们办不到。”

这样一来，鄂人只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湘军“援鄂”上。

湘军高级将领宋鹤庚、鲁涤平等一直在极力鼓吹“援鄂”，赵恒惕仍下不了最后的决心，他最忌惮的还是吴佩孚。

这一天，赵恒惕找来了一个曾做过吴佩孚副官，后来由吴的介绍在湖南担任铁道警备司令的葛豪，一起商讨吴对湘军“援鄂”会采取什么态度。

葛认为王占元与吴的关系日益疏远，吴不会拔刀相助。赵于是派葛到洛阳去见吴，探求吴的态度。葛去后没有回音，赵又派赵冕、萧光礼等携带具体方案前往接洽。赵冕等到了洛阳，见吴忙得不可开交，简直找不到单独谈话的机会，等了几天没有下文，萧光礼便先回长沙来。

这时主张“援鄂”的宋鹤庚、鲁涤平等抢先一步把萧找来，叫他用假情报回报“老总”（当时大家对赵的尊称），只说吴不反对湘军“援鄂”，但因为和王占元同属直系，不便公开赞成，只能是默许。

七月二十日，湘军又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这次会议上最终通过了出兵“援鄂”。

会议推举赵恒惕为援鄂自治军总司令，宋鹤庚为总指挥兼第一军司令，鲁涤平为第二军司令。

湘军出兵计划是：中路由岳州出蒲圻，咸宁，左路由常、澧出公安、石首，右路由平江出崇阳、通城。

同一天，在湖南的湖北人士推蒋作宾为湖北自治政.府临时总监，孔庚为政务院长，夏斗寅为湖北自治军前敌司令。

湖北自治政.府随即发表宣言，宣称驱逐王占元后，即借镜湖南，制定省宪，湘鄂两省共同努力促进联省自治实现。

湘军也发表宣言说：援鄂的军事目标只在驱逐王占元，驱王后“鄂事将还之鄂人”。

湘军誓师出兵“援”鄂。打头阵的是收编的鄂西民军，旗号“湖北自治军”，司令是夏斗寅。

已经得知湘军进兵计划的王占元，派出了前敌总指挥孙传芳，面对湘军三个进军方向，连设了三道防线，也作好了厮杀的准备。同时电请吴佩孚派兵来援。

夏斗寅和孙传芳都是中国近代史上，有些名气之人。

夏斗寅（1886-1951），字灵炳。出生在湖北省麻城县东木区搁船山村夏家垸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夏斗寅的父亲是穷苦农民，在儿子出生后不久，突然病故。

母亲梅氏白天上山拾松枝做灯火，夜间帮人织麻纺线，为乡邻缝补浆洗，纳鞋搓衣，赚得少许钱粮供夏斗寅上学读书，维持生计。

夏斗寅十三岁时母亲又抱疾离世，他生活困窘，学费无着，赖祖父母抚养成人。

十五岁的他背井离乡，随族兄夏慕云浪迹至武昌。

一九零一年入湖北武备学堂半工半读，一九零四年毕业后分配在湖北新军第八镇三十二标队从军。由于身高貌正，当了标队官。随后又任大队队副。

一九零六年加入共进会。一九一一年率部参加了武昌首义。任新军第三十二标第二大队副队长，参与进攻督署。旋任民军第一混成协营长，第六混成旅旅长兼北伐左翼军督战官，曾参加汉口刘家庙等战役。

一九一二年二月湖北新军裁编，离队回家乡开茶馆，因经营不善倒闭。

不久去河北保定，会晤麻城同乡张森于保定军官学校，经张介绍至山西大同，投晋北镇守使张笃伦（湖北安陆人）营，又从士兵干起。因表现突出，从班长、排长升任卫队营机枪连连长。后随张笃伦返鄂，张任鄂军第一师石星川部参谋长，夏斗寅任该师第一旅第二梯团掌旗官。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石星川响应孙中山护法运动，在鄂西（宜昌、荆沙）树起湖北靖国军的旗帜宣布独立。由于夏斗寅从军后英勇善战，，深得石星川赏识，提拔他担任工兵营营长。

不久湖北督军王占元令吴光新部旅长朱廷忏进剿石川星部，两军对峙于宜昌磨盘山。经过一周激战，石部全军溃败。夏斗寅骑马星夜向沙市逃奔。

途中，见一水田中有一口大皮箱，他与一贴身卫兵抬到田边打开一看，竟是满箱钞票。于是他将大皮箱搬上战马，徒步护行。

石川星部残兵纷纷自沙市渡江而逃，夏斗寅灵机一动。

扯起了一块红布做团旗，并大呼：“跟我走吧，我这里有饭吃！”

溃兵见团旗高举，以为部队长官仍在军中，便紧跟团旗行进。

走到公安县，夏将团旗插在要道口，招兵买马，声称他奉命收容部队，开箱发饷。趁乱收集散兵多人，在湘鄂边界成立了武装。

孙传芳（1885年4月17日－1935年11月13日），字馨远，山东省泰安府泰安县（今山东省泰安市）人，为北宋理学家、教育家孙复之后。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夏，袁世凯小站练兵，八月，孙传芳经人推荐入练官营当学兵，编入步兵科第三班。

孙传芳天资聪敏，且知用功，所有军事课程，一读便通，故而学科与操法之考试，往往名列前茅。同年在陆军练官营毕业后，孙传芳又经冯国璋准予免考保送入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其同学好友有蔡玉标（蔡玉标后来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工兵科教官，其学生有叶挺、邓演达、陈宝仓等）。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夏，孙传芳从北洋陆军速成学堂步兵科毕业后，经考试录取派往日本留学，先入东京牛达区振武学校。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孙传芳毕业后，派入日本陆军第十师步兵联队充候补生。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一月，孙传芳入东京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为第六期生，步兵中尉冈村宁次任中国留学生的区队长。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二月，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又回原步兵联队见习三个月，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三月回国。

学成回国后的同年八月，留日士官生在北京接受陆军部考试。由陆军部尚书铁良任主考官，参加考试的留日士官生有阎锡山、厉尔康、李烈钧、唐继尧、张凤翔、刘存厚、赵恒惕、尹昌衡等人，孙传芳被授予步兵科举人，派任北洋陆军第二镇第三协第五标教练官。当时第二镇第三协的协统为王占元，驻永平。孙传芳为人健谈，善于应对，很受协统王占元的赏识。后在王占元的提携下，孙传芳得展才干。跟随王占元从营长、团长、旅长一路高升。待王督湖北后，升任湖北暂编第一师师长。

孙传芳人生的最高成就，是民国十四年（1925年）十月起兵驱逐苏皖等地奉系军阀势力，同年十一月在南京宣布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任五省联军总司令。

期间拥兵数十万，积极进行军事改革，重用知识分子，裁减赋税，善待农人，江南五省人民生活安定。只是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二月率兵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而一败涂地，他的人生也走入谷底。

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隐居天津佛堂，果断拒绝冈村宁次邀请其做华北伪政.府主席的要求，拒绝与日本人合作，显示了民族气节。

此为后话。

七月三十日，湘军全线攻击，多次冲破鄂军宋大霈旅羊楼司一带阵地。

鄂军前敌司令孙传芳调整部署，指挥二旅一团从官山铁路左右出击，并临阵督战，稍挫湘军。湘军随后又猛烈反击，展开肉搏战，鄂军不支，渐往后退。

鄂军团长潘守贞率部夜袭湘军，被部属告密。夏斗寅团佯退十公里，于朱鹤镇伏击鄂军，潘中弹身亡，士兵死三百余名，余部缴械。三十一日，鄂军总攻湘军，湘军全力反击，连克羊楼司、赵李桥。

八月二日，湘军左翼军由华容攻塔市，旋克湖北公安、石首。四日，湘军右翼军叶开鑫旅击散鄂军第二混成旅，连克湖北通城、通山、崇阳。五日，湘军正面战场继续开战，宋鹤庚到羊楼司督阵，击退当面之敌，前进数十里，鄂军退至茶庵岭。七～八日，湘军连克蒲圻、嘉鱼，并攻下汀泗桥。

八月九日，北京政.府免除王占元所兼各职，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湖北督军。

八月十一日，王占元乘轮船离开武汉，他向送行者吞声饮泣说：“我六十多岁的老翁，想不到今天还上人家的大当！”他没有指出上了谁的当，所谓“人家”可能是指赵恒惕，也可能是指吴佩孚，或者两者都是。

萧耀南令前线鄂军一律后撤，由直军三万人接防，于是湘鄂之战转变为湘军和直系之战。

赵恒惕对湖北没有野心，更不想和直军作战，只希望达到鄂人治鄂的目的。萧耀南为湖北督军，萧是湖北黄冈人，这一点已算达到了一半的目的。赵恒惕不反对萧督鄂，只希望督军名义改为湖北总司令，以符合西南“自治”各省的体制。他的想法是大家共同推荐蒋作宾为湖北省长，吴佩孚自动不就两湖巡阅使。在他看来，吴佩孚是不会与湘军为敌的。

但是，这只是赵恒惕的一厢情愿。因为，这时候的吴佩孚已经不是昔日的吴佩孚。

想当初，吴佩孚在衡阳撤兵前后，一再呼吁和平，似乎处处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受到全国的喝采。可是，到了直皖战争后，他却变成了好战的军人，和段祺瑞一样，高喊起武力统一。这其实并不奇怪，所谓此一时彼一时，像吴佩孚这样的政客，重要的不是主战或主和，而是哪一方面更符合他某一时期的需要。

自吴率军到了湖北后，湘军一再表示愿意和平，全国也不愿见湖北再有战争，各界都有通电，主张停战。旅津的湘鄂人士黎元洪、熊希龄等均通电劝告曹吴不要迷信武力。

梁启超电吴佩孚说：“勿将安福系之垢衣，取而自披于肩背。”

然而，吴佩孚对这些劝告，一概充耳不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