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武昌革命爆发。当时的蔡元培还身在德国，正在一所德国小镇的中学里埋头于他的心理学实验。这时，从遥远的东方传来了辛亥革命的隆隆炮声。蔡元培敏锐地感觉到：划时代的转折来临了！

蔡元培马上提前结束了他的研究，赶到德国首都柏林随时了解国内革命形势的进展。他和那里的中国留学生们一起阅读报章上有关中国革命的报道，相互联络，想办法响应国内的革命。

这时，上海光复后被推为沪军都督的陈其美给蔡元培来电报促其回国，蔡元培即取道西伯利亚，于11月28日抵达上海。

从此，蔡元培投身到了创建民国的事业。

孙.中.山在筹建临时政.府时，本提名章太炎入阁任教育部长，因章太炎性情率直，与同志多有积怨，反对的人很多，于是，孙.中.山把人选改为大家眼中温和宽厚的蔡元培。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被一众革命党人推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组建政.府部门的时候，任命学界革命党人中声望卓著的蔡元培当教育总长。

蔡元培本来曾有过“以身许国，功成身退”誓言，这时候孙中山要他去政府中当官，蔡元培先是婉辞。但眼见国家初创、百废待举，还远远没到“功成身退”的时候，而且孙中山派来的代表说，您这样德高望重的人如果不就任，恐怕其他的职位大家都不好就任了。于是1912年1月5日，蔡元培便以民国教育总长的身份，出现在了南京临时政府的首次国务会议上。

这时的南京临时政府初创，可谓无钱无粮。教育总长蔡元培曾问过给予他任命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教育部在何处办公，结果孙中山答以“此须汝自行寻觅，我不能管也”。后来，时任江苏都督府内务司长的马相伯先生，借给蔡元培内务司办公楼的三间屋子，蔡元培的教育部这才开了张。

有一天，总统府通知去领教育部的办公大印。教育部人手少，连跑腿的杂役也派不出。当了总长的蔡元培也不管什么身份，自己挟了块白布，坐着人力车去总统府领了大印，用布包着带回教育部。

办公条件可以简陋，排场也可以不讲，但用人是不能有半点马虎。在延揽部内人员时，蔡元培力求用一流的人才。许寿裳、周树人（鲁迅）、蒋维乔、钟观光、俞大纯等大师级的人物，就是在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陆续进入了教育部。

有一个年仅23岁的陌生青年，叫王云五，他给蔡元培写了一封信，力陈如何办好民国高等教育。蔡元培细阅之下，觉得信中的意见很中肯，力邀王云五到教育部兼职。

这个王云五，后来成为著名的出版家、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

两人从此也缔结下了近30年的忘年深交，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逝世，王云五是朋友中唯一随侍病榻的送终者。

一天，蔡元培在报上看到《孔学商榷》一文，看后很是欣赏，一打听，写文章的这个叫胡玉缙的作者是清末学部的部员，蔡元培也邀请他到教育部工作。

蔡元培用人的另一个原则是“为事择人，不设冗员”。诺大的一个教育部，连誊写杂务在内只三十余人，不足其他部门的三分之一。

万事开头难，开头的事情也特别繁杂，如摸底各地的教育状况，有多少各级各类的学校，使用的教材情况。当时，教育部的各位同仁工作都特别紧张，有人说，“其工作气氛颇似书局之编译所，而绝少官衙习气”。

当时，部内除总长和次长外，统称筹备员，无官职和等级之分。每人每月薪俸，均为几十元，次长和总长也不例外，酷似黎元洪领导下的首义之后的湖北军政府。

中国古代至晚清，中式的传统教育主要发展出了以下几种形式：

(一)府学和县学。它们是为开科取士而设立的，是地方性的官学，属于教育、研究和行政的统一体，对于一个地方的教育发展起着指导作用。府学与县学由官府任命教授人员，教学内容专攻儒学。学生主要由学校供给膳食。

(二)书院。它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始于唐末五代，至宋代有较大的发展。它的教育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组织管理都有许多不同于府、县学的特点。学习方法以个人钻研为主，学习内容以经学为主，兼学古文、制艺，发展至后期，又兼学历史、舆地、说文、算术、金石。书院经费大都由创建者捐助，少数官办。书院与地方官学相比，规章制度、课程设置较周详，注重精研古学，经费来源主要依靠学田供给。书院掌教人选，大都是素孚众望的学者。

(三)社学和义学。它是元代发展起来的封建社会初等教育单位。至正九年(1349)，达鲁花赤八不沙建立社学一百三十余所。元代社学基本上为官办，明洪武八年(1375)诏府、州、县每五十家立社学一所。

(四)私塾和家塾。它们是历史悠久、设置普遍的初等教育单位，它在中国至1949年后才消亡。陈登原《国史旧闻》卷四十八举自晋至两宋的事例说明：“其一，弟子从师，是为私塾；其二，师从弟子，此则当为家塾。”

私塾大抵有四种类型：一是以官款或地方公款设立，收教贫寒子弟；二是由义庄或宗祠设立，专教一姓子弟；三是有一家或数家设塾，延师教其子弟；四是塾师自行设馆，招收附近学生。

它的教学内容从识字开始，主要教材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千家诗》，以及《四书》《五经》《古文观止》等，目的是学习八股文，为科举考试做准备。

虽然中国的传统学校有如上的种种形式，但总的来说，中国传统的教育向来是以私人教育为主流的。自孔子开创此传统，因此他被尊称为“至圣先师”，中国的教育，主要都靠民间私人教育。

县学、府学、太学，有时兴盛，有时衰微，而且名额有限，所以大部分文人不是官学培养的。

总体来讲，古代社会物质尚不丰裕的情况下，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得到受教育机会的只是极少数人，教育是一种稀缺资源，这远远无法适应近现代的世界潮流。

西风东渐，给东方故国吹来了阵阵新风。清朝光绪末年，一份名为《强迫教育章程》的清政府官方文件出炉，这份由清朝学部颁布的文件简陋得只有10个条款，却从某种意义上说开了近代义务教育的先声。

旧时的所谓“强迫教育”，其实类似于今天所说的“全民义务教育”。《强迫教育章程》规定，全国各地官府必须广设劝学所，各个省城须设蒙学100处，各府州县设40处；孩子满了7岁必须入学，否则“罪及父母”；朝廷每过两年考核，地方官如果敷衍塞责，查实后予以处罚；如有地方绅士捐资助学，也会给予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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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的诏令一出，相关的清朝地方官员忙作一团。“强迫教育”压根儿就是个新事物，大家以前从来没听说过，官府也没好好跟老百姓解释，只是翻来覆去强调“幼童不入学，将罪及父母”。在广州，警察纷纷出动挨家挨户上门调查统计适龄儿童数目，为“强迫教育”的实施做准备。

这么一来，硬是把一个好好的“德政”变成了闹剧。家有孩子的父母心里全打起了鼓：警察挨家挨户上门，会不会把孩子锁起来，押进学堂去？左邻右舍一商量，大家认为还是把孩子先送进私塾避一避为好。结果广州城内各处私塾人头攒动，家长们的首要目标就是为孩子挂个名，拿个学籍，以免被警察拘了去。爹娘忧心如焚，私塾先生趁机提价，倒发了笔小财。“强迫教育”本意在于减少文盲、惠及民众，这样一来倒成了不折不扣的扰民之举。

这时的清王朝已日薄西山，这样大规模地办教育，需要的是财力以及高效的组织能力，几乎不可能办下去。结果，推广“强迫教育”的措施只能是雷声大、雨点小。随着清王朝走向覆灭，《强迫教育章程》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接下来便是甲午海战的失败和大清帝国的衰落，痛定思痛后的“教育救国”的勃兴。

戊戌变法时期，严复认为首先必须兴办教育，开通民智，然后才能实行君主立宪，救复中华。

到辛亥革命时期，一些刊物更是大声呼吁“教育救国”：“亡国亡种，人人不必居其罪，惟教育者之罪；强国强种，人人不得居其功，惟教育者之功。无他，教育者进化之的也”。

在“教育救国”的实践中，蔡元培当然是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

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启，国家的教育该如何筹划？所谓教育方针一日不明，全国学界就难有旨归，有关人士不停的呼吁，请总长定夺。

蔡元培没有让大家失望，多年从事教育和出国游学的实践，似乎已经使他成竹在胸。但是，他还是特别注意倾听各方的意见，特別是这方面的专家和学者。对于有些人，蔡元培不惜登门造访。由于善于汇集众人的意见，一个接一个的新政便陆续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