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林纾与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的争论，说到底是对相关问题看法不同的表达。虽然里边掺杂着新与旧的思想碰撞，也很难说到底是谁对谁错，也不能笼统的说成是所谓先进与落后的较量。

真要人仔细研究，恐怕是有些方面，理在林纾方面，比如他对新文化运动中对传统否定一切的极端主义的批评。客观的讲，林纾即便不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至少是新文化运动的同盟者。

有些方面，理可能是在蔡元培等人一边。对于一场求新变革的革命，是不能求全责备的。

但是，思想观点方面的争论，一有政治介入，一被政治化，就麻烦了。徐树铮有没有参与蔡、林的论争，我们不得而知，反正徐树铮主导的安福国会表现得极为拙劣，竟因此而鼓动把蔡元培这个北大校长罢免。

刘半农曾回忆说：“卫道士的林纾先生却要于作文反对之外，借助于实力——就是他的“荆生将军”，而我们称为小徐的徐树铮。这样，文字之狱的黑影就渐渐向我们头上压迫而来，我们就无时无日不在栗栗危惧之中过活。”

刘半农（1891年5月29日-1934年7月14日），江苏江阴人，原名寿彭，后名复，初字半侬，后改半农，晚号曲庵，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文学家、语言学家和教育家。

清宣统三年（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民国元年（1912年）后在上海以向鸳鸯蝴蝶派报刊投稿为生。

民国六年（1917年）到北京大学任法科预科教授，并参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积极投身文学革命，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

民国九年（1920年）到英国伦敦大学的大学院学习实验语音学。民国十年（1921年）夏转入法国巴黎大学学习。1925年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所著《汉语字声实验录》，荣获法国康士坦丁•伏尔内语言学专奖。民国十四年（1925年）秋回国，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讲授语音学。

主要作品有诗集《扬鞭集》《瓦釜集》和《半农杂文》。

蔡元培做为体制中人，对来自政治上的压力，感受肯定要更深些。

3月26日，连对北大的改革能够理解的教育总长傅增湘，也致函蔡元培，对《新潮》杂志大胆批评传统的言论表示担忧。

内称；“近倾所虑，乃在因批评而起辨难，因辨难而涉意气。倘稍逾学术范围之外，将益启党派新旧之争，此则不能不引为隐忧耳。”

同时劝导说：“凡是过于銳进，或大反乎恒情之所习，未有不立蹶者。时论纠纷，喜为抨击，没有悠悠之词，波及全体，尤为演进新机之累。”

他期望北大师生“遵循轨道”，稳健行事。

蔡元培一周后回复傅增湘：坚信“大学兼容并包之旨，实为国学发展之资”，同时恳请总长代为“消弭局外失实之言”，表示：“元培亦必勉励诸生，为学问之竟进，不为逾越轨物之行也。”

此信是傅斯年代写，但完全表达了蔡元培的意见。从回函中。不难看出，蔡元培是十分合作的，对于一直挺自己的这位总长，也给予了应有的尊重。

大总统徐世昌也因此事，几次召见蔡元培等学界人士，了解情况。显然，他也遭受到了来自安福系的压力。

看来，这并非林纾老先生的本意。或许，连他都看不下去了，主动登报向蔡元培等人认错道歉。

1919年的春天，正在巴黎举行的“和平会议”越来越成为国人关注的聚焦热点。

前边提到过，蔡元培和所有的国民一样，觉得一战胜利了，又有美国总统提出的代表公平正义的“十四点建议”，从此，中国就可以彻底告别受欺辱的历史。

但是，这幻想的肥皂泡沫很快破灭。

1919年5月3日，凌晨，一辆疾驰的马车停在了北平东堂子胡同。这里是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家。车上下来一个人，他是蔡元培的挚友，北洋政府原外交总长汪大燮，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巴黎和会外交后援会的委员长。

他给蔡元培带来的是一个坏消息。

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态度转变了，同意了日本的无理要求。这个消息，让渴望“公理战胜强权”的蔡元培惊呆了。

汪大燮告诉蔡元培，1919年4月30日，英美法三国会议议定了巴黎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156、157、158条款，将原来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给日本。而国务院总理钱能训却密电巴黎，授意陆征祥在合约上签字。

汪大燮说，国民外交协会已致电在巴黎的外交总长陆征祥：“公果敢签者，请公不必生还！”

在汪大燮看来，光靠国民外交协会，其力量是很有限，如今国家唯一的希望就在蔡元培领导下的北大。那里有一大群有正义感的教授，有几千名有爱国心的学生，只要北大点起火种，势必能燃烧全国，能惊醒民众。那就有可能力挽狂澜，制止政府的卖国外交。

可是，对于学生运动，蔡元培一向有保留。他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任何的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他更不赞成学生离开课堂上街示威，游行请愿。

去年五月二十日，为了反对政府与日本签订军事协定，北大学生也曾到总统府游行请愿，当时蔡就曾极力劝阻。在他看来，学生运动无异于洪水。

蔡元培去见了陈独秀，这位当初称威尔逊可算世界上第一个好人的老兄，也在痛斥这位光讲空话的“威大炮”。两人避开敏感的话题，陈独秀表示要在《每周评论》上专做火药味很浓的鼓动文章，配合挽救危局的爱国行动。

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北大本是消息灵通的所在，没多久，北大校园里已是另一种景象。当初曾到美国使馆前高呼“威尔逊总统万岁”的学生们，开始高声讽刺威尔逊发明了一个公式：十四等于零。

晚上7点，北大法科讲堂庄严、肃穆。全校一千多位学生静静地涌入会场，北京十二所中等以上学校，也派出了他们的代表。他们已经得知了政府妥协的消息。

大会先请《京报》主笔，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导师邵飘萍报告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交涉失败的情况。紧接着上台发言的有张国焘、许德珩、谢绍敏以及外校代表夏秀峰。这些热血青年个个义愤填膺，声泪俱下。最令全场感动的是那位法科学生谢绍敏，他在发言结束时当场啮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把会场气氛推向了悲壮激烈的高潮。

大会鼓掌通过了四项决议：

一、联合各界一致奋起力争；

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

三、通电各省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爱国示威游行；

四、定于明天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为了筹备这次游行示威的经费，由傅斯年带头，学生们排起长队，依次将身上所带的银元、铜板、戒指、手表、钢笔等钱物，掷到台上的捐赠箱里。

当各校代表匆匆赶回去准备后，大会还在继续，同学们开始了自由发言。一位山东学生提议，要求惩治当初出卖主权，帮袁世凯签定“二十一条”的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以及那位经手各项卖国性借款的币制局总裁陆宗舆。会场上掌声和欢呼声同时爆响，表示出极端的赞成。又有人说，章宗祥这次带着日本小老婆回国时，中国留日学生手举白旗送丧似地跟着他，白旗丢了一车厢，我们为何不对他们三位也来一下？大家又一致同意给卖国贼送白旗。

当夜，住西斋的同学一夜没睡，用撑蚊帐的竹竿和白床单做起了旗子。长竹竿插上大旗，短竹竿插上小旗子。到天亮时，几乎每一位北大学生手里都有旗子。

1919年5月4日，星期天。三千多位北大和各校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

人群中的爱国情绪已到了沸点，慷慨激昂的演说声，悲愤激烈的口号声，回荡在古老的京城上空。大会通过了许德珩起草的《北京学生界宣言》，随后又散发了罗家伦起草的《北京全体学界通告》。

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在一片“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誓死不承认和约”的口号声中，奔向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区。

可以说，每一个青年，都会有狂热追求理想和真理的冲动，乃至于不惜牺牲生命的代价。在20世纪初那样一个国家兴亡的时刻，挺身而出、拯救国家几乎是那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追求理想的最高时尚，让人可歌可泣。虽然，这种热情和冲动，有些时候也可能被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