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了，1925年5月，英国国会通过关于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议案。为了处理这笔退还的赔款，组织了一个“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胡适被聘任为中方三委员之一。

1926年3月，胡适在上海出席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随即参加以英国人威灵顿子爵为团长的访问团，到汉口、南京、杭州、北京、天津等地访问，听取各方面人士的意见。5月，访问团一致主张设立“中英庚款董事会”，全权管理英国退还的部分赔款。7月，胡适离开北京，经哈尔滨，乘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到英国去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全体会议。这是胡适自1917年留学归国后，九年间第一次走出国门。

长春恰好是他转车的一站。胡适将从长春转车赴欧洲的消息传来后，长春教育界主动与他联系，请他在长春演讲。

演讲在7月19日举行，共两场，一场是在商埠地内的自强学校，一场是在头道沟满铁俱乐部内。当时胡适正在做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因而他演讲的内容也是这方面的。几天后，《盛京时报》登载了胡适演讲的全文。

才华横溢的胡适给长春人留下了深深的记忆。当时在长春任吉长道尹公署总务科长、长春商埠电灯厂厂长，后来成为著名东北史学家的金毓黻，曾前往满铁俱乐部听胡适演讲。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北京大学教授胡适之先生，自京经俄地赴英京，道出长春，经中日教育联合会邀请，讲演于俱乐部，讲题曰：东西之文化大旨……

据说，胡适在自强学校演讲时，还应邀为该校书写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横幅，寄托了他对长春教育界的希望。这条横幅一直挂在学校的大礼堂中，九一八事变后下落不明。

从长春到哈尔滨又停了一停，从哈尔滨出发后，火车昼夜兼程，穿过了辽阔的原野和森林，经过长途跋涉，到了莫斯科。

第一次来到这赤色苏联的首都，胡适感到陌生而又新奇。他要在这儿住下来，休息几天，看看这个震撼过全世界，而且各国至今都在关注、议论的神秘世界。

稍事休息后，第二天，胡适便去参观革命博物馆。他细细看了俄国1890年至1917年的革命运动史料，很受感动。第三天，他遇着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两位教授，便同他们一道去参观莫斯科的监狱，三人看了也都觉得很满意。又同他们讨论苏俄的教育，看了一些教育方面的统计材料，印象也不错。胡适觉得苏俄“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他在莫斯科给友人写信道：“我的感想与志摩不同。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Seriousness of purpose)，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

最后两天，胡适又读了一些关于苏俄的统计材料，更觉得他的看法不错。他想，对这样一个有理想，有计划，有方法的政治大试验，“至少应该承认苏俄有作这种政治试验的权利”，这才是“最低限度的实验主义的态度”。胡适这回不能久住俄国，不能细细观察调查，觉得是一件很遗憾的事。他打算将来回国之后，组织一个俄国考察团，邀一班政治经济学者及教育家，同来苏俄进行较长期的考察。

这表示，胡适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是没有先入为主的成见的。

在莫斯科虽然只逗留了几天，但这赤色首都给胡适的印象却很深刻。到了伦敦和巴黎，他仍很激动，给徐志摩写了两封信，谈的仍是苏俄的观感，仍在称赞“列宁一班人，都是很有学问经验的人”；仍在称赞莫斯科的人们“真有一种‘认真’‘发愤有为’的气象”；仍在称赞苏联政府重视教育和科学，等等。

关于胡适在苏联的情况，也有人回忆说： “胡适之过俄时，曾参观孙逸仙大学。校长拉[狄克]氏问他对苏联的观感如何？胡氏答得亦极幽默，说：‘有一群人，很努力的依据自己的理想在那里干。’问他干得好否，他说这是将来的事，他非预言家。此乃孙逸仙大学当时的学生对我说的，而且大骂胡氏，谓为资产阶级训练出来的东西，难道苏联会干不好么？……”

但还有另一个人的回忆则是听别人转述的的：“一九二六年夏，胡适出席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中英庚款全体委员会议，取道西伯利亚铁路抵达莫斯科。那时在中山大学、东方劳动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以及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齐集莫斯科车站迎接他，人山人海，盛况空前。胡适下车伊始，我们中山大学的同学，又复邀请他来校作一次演讲，校长拉狄克主持其事。

“胡适登台之后，首先盛赞苏联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成功并表示佩服。不料他说到国际形势时，立论却突变了，竟说美国对华政策是亲善的，首先退还庚款，为中国培养科学与文化的人才，改变旧中国为新中国云云。其时有一同学，写一纸条递上讲台，质问胡博士看过《中美望厦条约》没有？胡适随即作答：‘那是美国过去的历史，现在美国对华的政策的确是亲善的。’弄得同学们啼笑皆非，大家都很不愉快。校长拉狄克作结论时，高举手杖，大声疾呼：‘我要教导我的学生，学成归国，奋斗！革命！’”

胡适自己在日记中记载：“下午往访右任先生，他不在寓，寓中有一人，乃是蔡和森。相别甚久，彼此竟不认得了。我们纵谈甚快，陆续来者甚多，有刘伯坚，任XX，王人达，马文彦等。后来越来越多，至十余人之多。右任也回来了。我与和森仍继续辩论，余人参加者甚少。从三点直到九点，Radek来了，才把我们的舌战打断。Radek谈了一会，先走了。我们出去到‘大莫斯科饭店’吃饭。散时已十一点多钟了。作一书与慰慈。

“早起，料理行装。和森与刘伯坚来谈。他们都盼我在俄国久住一些时，不幸我此时不能留了。

“今日回想前日与和森的谈话，及自己的观察，颇有作政党组织的意思。我想，我应该出来作政治活动，以改革内政为主旨。可组一政党，名为“自由党”。充分的承认社会主义的主张，但不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共产党谓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之政治哲学，这是错的。历史上自由主义的倾向是渐渐扩充的。先有贵族阶级的争自由，次有资产阶级的争自由，今则为无产阶级的争自由。不以历史的“必然论”为哲学，而以“进化论”为哲学。资本主义之流弊，可以人力的制裁管理之。党纲应包括下列各事：1、有计划的政治。2、文官考试法的实行。3、用有限制的外国投资来充分发展中国的交通与实业。4、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

胡适赞扬苏俄的这些信，寄回国内在友朋中传观，在报纸上披露，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当时国内北伐战争正迅猛发展，革命空气甚为浓烈，孙中山先生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很得人心。胡适这时称赞苏俄，而且说我们“不配批评苏俄”，自然得到不少人的称赞。而胡适的朋友们却大多惊诧不已。有的对他“赞成苏俄的论调”发生疑问；有的劝他不要匆忙表态，更“不必急于提方案”。

1926年8月初，胡适抵达伦敦，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他这次游欧，主旨便是来参加庚款会；但会没开几次，委员会的人便四散了。胡适没事可做，在伦敦游览居留十来天，便又渡英吉利海峡，来到法国的首都巴黎。他一方面是想在巴黎玩一玩，还想顺便去“世界公园”瑞士逛一逛；另一方面，则是履行他游欧的另一项计划，去巴黎图书馆看我国的敦煌卷子。

敦煌卷子，是什么贵重之物？胡适又为何要跑到远隔重洋的巴黎去看?

原来，这敦煌卷子，肯定称得上是我国的一批国宝。1899年，敦煌千佛洞的一个道士，偶然发现洞中夹壁后有一个密室，藏有许多古本经卷，除几本最古的印本之外，都是写本，共计约有两万来卷。最古的大约是一千五百年前写的，最晚的也有近千年的历史了。那道士没有什么知识，根本不懂得这些卷子的珍贵，把它当符卖给周围的乡民治病，烧毁了一些；幸亏那沙碛之间，地广人稀，所毁无多。后来，英国人斯坦因(M．A．Stein)到敦煌来，知道了这些古本抄卷，花很少一点银子贿赂那道士，便运走了六千多卷。不久，法国的一个汉学家伯希和(P.Pelliot)也来了，也只花一点银子，便挑选运走了二千多卷。我国的这一批珍贵文物便这样被运到英法两国，成了伦敦不列颠博物院和巴黎国家图书馆的珍藏。现在北京图书馆所藏的只是他们拣选剩余的一部分了。

胡适出国前，曾试作《中国禅宗史》初稿，写到神会和尚，发现神会在禅宗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后来研究禅宗史的人往往忽略了他，埋没了他。胡适决心替神会打抱不平。于是，在国内大力搜求史料，结果却很不理想，他所能看到的神会著作仅仅659个字！胡适便打定主意，趁这次欧洲之行，到巴黎伦敦来看敦煌卷子，希望在那些唐代抄写的经卷中能够掏摸出一点神会和尚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