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事，就是朝廷让折钱纳税，可各地却又要加征火耗，这火耗加征的数量也没有个统一说法，都是各地想加多少加多少。

其实火耗这种东西，历朝历代都有，比如说汉朝时，征纳运京的米谷，以被雀鼠偷食损耗为名，称为雀鼠耗。汉朝规定，每缴粮食一石，得加耗两斗，在后汉隐帝时，甚至纳粮一石要加耗四斗。

但是加耗的这个粮食，其实并没有入国库，而是进入地方官府的小金库里，一般是做为地方官府的办公经费，以及官吏们的私下好处。

之前大唐开始折钱纳税，不收实物税了，统一收钱，可不管你是缴铜钱还是银钱还是金币，他们都要收火耗，理由是这些钱还得融铸等等，有损耗，这就是放屁了。

毕竟大唐的钱又不是那种成色不一称量的银子，而是各种钱币，都是标准面额使用的，哪来的什么损耗，又不需要你融铸。

所以说到底，就是为了多拿这笔火耗钱而立的名目罢了。

于是乎，朝廷又没得到半点好处，百姓却凭添了许多负担，最后全便宜了地方，尤其是这笔钱还大多成了官吏们贪污的收入。

“陛下，贞观初朝廷设立转运司，在各地设常平司，建常平仓、转运仓，本来目的就是便于朝廷全国调度钱粮、税赋的。有这么良好的体系在，地方百姓们的田赋纳粮，根本就不会有什么麻烦，百姓们也可少被商人盘剥，而官府直接收上来这些田赋粮，也能充实国家储备，保证国家粮食安全。”

“太师之意，是仍然恢复贞观时的征税办法，田赋、矿课皆征实物？然后取消火耗？”

“火耗也不是说完全取消，毕竟如实物税的话，也确实会有一定的耗损，但这个耗损量得由朝廷来定，不能地方随意想征多少就征多少，有人敢征一成，有人就敢征两成，有人敢征五成，有人就敢加征一倍，所以必须得是朝廷定例，并且规定这些火耗也必须归公，然后由朝廷来调拔这笔钱的用度。”

“比如说各地征税收的这笔火耗，实物的话加耗一成，如果是纳的钱币，则加耗半成，这笔钱都要列入专账，并专款专用的。”

火耗归公。

加上新设的税务总署专门负责征税，那么以后，税务就是由大唐朝廷税务总署垂直领导，同时接受地方官府监督、协同。

税赋由税务部门直接征收，地方官府做配合。

征上来的税赋钱粮，都直接入税务部门的仓库和账簿，包括那笔火耗。

火耗另立账本，最后汇总中央，再拔回地方，并做好具体分派，比如多少用做地方官衙的办公经费，多少用做地方官吏们的福利补贴等。

这笔钱专款专用，得公开透明，不能成为一笔糊涂帐，更不能成为官员们贪污腐败的温床。

“税赋征收从地方官府中划出来？”

“没错，如今朝廷在道一级，已经是分设了安抚使司、转运使司、观察使司和提刑使司，各有分工，安抚使司负责一道军政，转运使司负责一道的税赋财政和粮食运输和储备，并物价平抑、赈灾救济。观察使司负责一道行政，提刑使司负责一道的司法刑狱与监察。”

“四司互不统属，直接向中央负责，同时又互相监督。”

各道的转运使司，本身来说就是专门负责税赋财政这块的，管征税，也管粮食的储备、运输，还管平抑物价、赈灾救济等，同时工商这块也归他们管，可以说，经济税赋有关的，都是他们管的，还要加上运输和仓储等。

但在道以下，州县两级行政，基本上还是一元制的，州刺史和县令主管一州一县，不管是民政还是税赋又或是司法都是一起管的。

秦琅现在就是要把税赋这块，继续分出来，各州要设税务厅，各县设税务局，连乡里都要设税务科，总之就是垂直统领税务这块，道转运司、州衙、县衙，也只是辅佐协从征税，税赋征上来的钱粮等，他们也没资格碰。

许多王朝最后崩溃，本质上都是税赋出问题了，收不上税，自然就没财政，没钱什么都办不了，养不了兵，养不了官和吏，最终就只能崩溃灭亡。

秦琅还是希望大唐能够长治久安，能够国运昌隆的。

大唐兴盛繁华，吕宋也才能安享盛世、稳步发展嘛。

“统计署和调查署是做什么的？”皇帝问。市舶总署倒是一听名字就能知晓，这是跟各地市舶司有关的。

统计署自然就是掌握大数据的，比如说天下人口多少，奴隶多少，战马多少、田亩多少，又比如每年粮食产量多少，矿产多少，盐茶等产量多少。

总之，他们就是统计数字的，定期更新。

正如国家每隔十年就要搞一次人口统计一样，掌握了精准的户籍人口、田亩等数字，才能精准的做出政策调整。

甚至根据朝廷的税赋财政收入，才能做好财政开支预算。

当然，统计总署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通过这些数字，来监督中央和地方，也同样要监督新设立的税务总署、市舶总署等。

所有的数字得对的上。

税务总署专门负责征税，但朝廷不能完全只听信于他们，该征多少税赋，征收了多少税赋，得统计总署拿数字来验证。

同样的，市舶总署每年征收了多少市舶关税，通过抽解和买拿了多少货，倒手赚了多少钱，这个也得有详细精准的数字。

转运司常平仓和买了多少粮食、商品，又平价出了多少粮、货，都得有数字验证的。

掌握的这些数字，既监督各部门的虚实，同时也为朝廷政策方针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

“那调查总署呢？”

“陛下，调查总署属于司法机构，与统计总署分工合作。”

皇帝一下子明白了，假如统计署统计的数字，跟其它部门报上来的数字对不上，那就就交由调查署去调查核实，深挖细查。

一个负责统计，一个负责调查。

这调查总署甚至有几分镇抚司的感觉，但更加侧重于配合统计总署的数据调查，比如税务、市舶、盐铁、度支等计相领导下的经济部门的内部调查监管。

“太师真是考虑的长远周到，说到这税务，朕也正好有件事要跟太师说。”

“是关于吕宋的事情。”

皇帝拿起一道诏敕递给秦琅。

秦琅扫过，发现这是道已拟好还未发出的诏敕，内容是皇帝对吕宋的税务，由先前的按吕宋税收的三分之一上缴国库，改为扑买，定额一百万贯钱。

扑买也就包税制，这种制度起于南朝梁齐之时，不过在大唐也有实行。

一般是对于一些分散乡间的小集市的税务征收，采用这种方式，由政府决定课税，然后招募商人出钱承包。

大体是税收在千贯以下的小集市，一般是乡野草市，或是边区的蛮夷土人聚集的山区等地，直接实行包税制，称为买扑。

官府测算出该集市年应纳税大约总数，然后让大商人出钱承包，大商人再向商贩征收，收入盈亏由包税人自己负责。

这样做，其实是比较节约成本的一种征税方式，毕竟在那种乡野集市，或是在边区的蛮夷山区里，要征税很不方便，一年也征收不了多少税，直接征收还得耗费很多人力，所以直接就包税，交给地方上的豪强或是山区的蛮夷头领等。

朝廷不用再专门设置征税机构，不用派专门的征税人员，节省费用，又保证税收。当然，那些包税的豪强们也不傻，他们拿到这征税之权后，可不会严格按照朝廷的税率来征收的，必然免不了会多加摊派，甚至提高税率等，毕竟他肯定也是要赚钱的。

甚至有时不可避免还会官商勾结，明明是个大市，却搞成包税，于是只上缴少量的包税，其余大头税收全入了自己和贪官口袋。

朝廷也不是不明白这些，但如果真的自己去征税，成本太高，甚至那些豪强、商贩还会抗税，但地方豪强包税，有利可图，他们在地方上的影响力控制力很高，他们来征税反而没问题。

另一个原因，也是这种包税制，也就是在那些乡野小集市，或是偏僻山区里搞，真正城市等地，是不可能搞包税的。

但现在皇帝居然要给吕宋包税，且一年只要一百万贯。

多吗？

不多。

因为吕宋发展到现在，虽然也就这么二十来年，可吕宋有五六百万人口，更重要的是吕宋海贸兴盛，矿冶业也很兴盛，因此别看是海外之地，但其税赋收入这块着实不低。

大唐如今一年财收过亿贯，真正的富庶。

其中仅是一个盐税，一年就是近三千万贯了，朝廷对盐的控制是极强的，贞观初搞盐专卖时，十文一斤的盐直接加税一百，卖一百一十钱一斗，税率十倍。

随着这几十年来，朝廷对盐的控制力度超强，基本上垄断了盐交易，实现了盐专卖的控制。

盐价已经又提高了许多。

从最初斗盐十钱，到专卖后斗盐一百一十，再到如今斗盐三百钱左右。

现在官府从盐户手里收购盐成本大约是五文一斤，再以四五十文的价格卖给盐商，盐商计入运输等成本，加价卖给百姓，售价约为七十文，虽然看似盐税降低了，但盐价还是提升了。

一年仅盐税就是三千万贯左右，惊人无比。

而其它酒茶糖都是专卖，各种工商、市舶等税也都收入许多，甚至车船税、间架房屋税，交易契税等，税类多。

尤其是官绅一体纳税。

这还没有算上皇家和朝廷官府的非税收入，主要是宫廷手工作坊、皇庄，官府手工作坊、官庄等的收益，还有他们经营的矿场，以及官方贸易等。

仅是通过博买这项，低买高出，跨地区的贸易，就每年收入巨大。

而秦琅是玩这些的始祖，吕宋不算秦家的家族产业以及官营产业的收入，仅是税赋这部份，就已经非常了得了。

大吕宋也一样没有免课免税的特权阶级，就算是秦琅自己的产业，他也一样要求照章纳税，朝廷有的税目，在吕宋也照样有。

反正在去年，开元十五年吕宋上缴朝廷的税赋就是五百多万贯，这还仅是吕宋税赋的三分之一。

何况，谁都知道，因为吕宋这边是秦家自治，所以到底征了多少税，其实朝廷也不是很清楚的，秦家上缴五百万，说今年征了一千五百万，那朝廷也没法查账。

但仅就这五百万来说，依然也还是很可观了。

毕竟大唐二十多道，一年税赋不也才一亿多嘛。

可现在皇帝主动的给秦琅改成扑买包税，定了个一百万一年的税额。

“陛下，去年吕宋税入一千五百多万贯，向朝廷纳税五百多万。”秦琅提醒皇帝。

“朕知道，太师不愧是百姓称赞的财神爷，经济理财果然是了得，吕宋二十多年前还是海外荒岛，如今居然有如此的税收，十分了得啊。”

皇帝先是夸赞了秦琅几句，然后又道，“不过吕宋毕竟属于外世封地，朝廷又没派一官一吏去帮助治理民政，也没派人去协助征收税赋，更别说派兵镇守吕宋，威慑土著，每年却要拿走这么多的税赋，有些多了。”

“陛下，这是圣祖时定下的制度。”

“朕知晓，但总觉得对太师有些不公，所以如今便改一下，实际上这个一百万扑买税额，也是朕思索再三定的。”

皇帝的意思是，以前是吕宋税赋收入三分之一上缴国库，现在皇帝打算改为十税一，然后为了方便，所以便取开元朝吕宋税赋上缴数字的一个平均数字，便定了个一百万贯一年。

这样呢，也方便简明，省的说以后麻烦，直接一年一百万贯上缴。

至于说吕宋以后税赋会不会继续提升，朝廷也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