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初六的大朝会又名“例朝”，从洪武初年一直沿袭至今。

所谓的“例朝”，顾名思义就是一场例行公事般的“月度工作汇报”。

除了阁、部、司、寺等各级在京衙门之外，也有数量不少的地方官员，算是一场比较大型的朝廷会议。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官员必须出席，有本的、有事的，以及等候朝廷裁决的才会参加，要是没什么事儿也就不必出席了。

在很多影视作品中，这样的朝会必定是场面隆重，群臣三拜九叩山呼万岁，然后一个太监站出来说一句“有事出班早奏，无事卷帘朝退”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个样子。

三拜九叩山呼万岁那一套是满清搞出来的奴化仪式，大明朝没有这个规矩。

文臣武将和皇帝之间的上下尊卑，更多是一种工作上的上下级关系，谈的也是工作上的正经事儿，没有那么多的繁文缛节。

而且很多事情并不需要皇帝本人“圣意天裁”，只需交给内阁讨论即可。

第一份奏本则是出自叶黥之手，身为礼部三把手的叶侍郎说的是云贵之事：云南的沐王府本就是和大明朝休戚与共的藩臣，镇守边陲之地已有两百多年了，复隆朝刚刚成立不久，云南沐家就表示了效忠，准备带领一些当地的土司择机前来朝觐。

这也是一件大事，一定要审慎处理，毕竟沐王府是明朝的宿臣，又和朱皇天家有着悠久的臣属关系，必须认真对待。

第二份奏本是户部提出来的，依旧是以前的老问题：流民安置。

几十万扬州百姓寄居南京，直到现在都没有完成基本的安置工作，这可不是小事儿，而是朝廷的工作重心。

眼看着天气已经越来越冷，必须加快进行，但眼下的朝廷实在没有那么多钱财，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第三份奏本则是出兵部，由兵部尚书黄宏东上奏。

大明朝的兵部尚书有好几个，张启阳的脑袋上还顶着个兵部尚书的头衔儿呢，当年的史可法也挂过这个衔儿，但这仅仅只是一个荣誉称号，不代表他们真的能够主导兵部事宜，只有这个出身浙党的黄宏东是实授的兵部尚书。

“三大营残破，留守司各营名存实亡，京卫司几不复存在，当重募兵士以实之。”

经过南京保卫战之后，作为江南主要军事力量的三大营当中，高起潜部已经可以直接取消建制了，韩赞周和卢九德部死的死残的残，连最基本的架子都搭不起来了，必须进一步充实重新建设。

还有京卫营、留守司各营也需要做大规模的补充！

眼下，清军就在一江之隔的江北，军事力量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补充，一来是为了增强国防力量，再者还有一层不方便直接说出来的原因：目前的军事方面，对于毅勇军的依赖程度实在太过于严重。

适当的加强三大营和其他军队，也可以减少对毅勇军的依赖。

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而且确实是当务之急，但最大的问题还是一个字：钱！

上嘴儿皮一碰下嘴皮儿就能说出“重建国防”的话语，真正做起来确是千难万难：士兵从何处招募？粮秣器械、甲胄武器从何而来？

归根到底，这些东西都是要钱的，偏偏现在的朝廷最确的就是钱。

没有钱就想组建军队，而且是大规模的扩充军事力量，根本就是一句空谈而已。

明明知道很多事情已经到了不做不行的地步，偏偏就是因为朝廷穷的叮当烂响根本无法落实，只能停留在纸面上，这就是复隆朝廷不得不面对的窘迫境地。

既然暂时无法真正执行，那就只能先“留中”等待情况允许之后再说了。

“臣有本上奏！”张启阳恭恭敬敬的递上了自己的手本。

看了张启阳的奏折，复隆皇帝只能苦笑。

这份奏折开宗明义，叫做：《请渡江北伐疏》。

现如今湖广、赣西、川蜀等地依旧是闯军和清军激战的局面。

两广、闽浙、云贵等地虽然是大明朝的疆土，但却是一种名义上的从属关系，复隆朝的势力还无法真正落实下去。

也就是说，朝廷真正能够统治的地盘仅仅只局限于江南之地，出了南京这一带，连芜湖是不是愿意服从，都得看黄得功的心情。

在这种情形之下，北伐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复隆朝的法统和统治基础，完全来自于大行崇祯皇帝，大行皇帝已死在北都，江北各地尽在清廷控制之下，既然顶着大明正统的光环，就得竖起北伐的大旗。

你不北伐谁北伐？

而且张启阳在奏折中说的很清楚，毅勇军愿为先锋，首开北伐之战。

在这份奏折当中，渡江作战的种种细节以及战略部署，甚至详细到战术的安排和前后波次，全都事无巨细说的清清楚楚，这简直就是一份详尽的《北伐操作指南书》。

复隆皇帝当然希望尽快北伐，一来是彰显新朝的大义和正统，再者也是为了解除近在咫尺的威胁。

清廷已经重新调集大军囤于江北，随时都有可能再次南下，若不扫清江北，新朝始终处于清军的战略威胁之下。

但北伐一事关系重大，不是说想北伐就能北伐的。

除了一个毅勇军之外，复隆新朝的军事力量残破不堪，财政更是近乎于破产，在这种情形之下，怎么北伐？拿什么北伐？

“勇毅公所言北伐一事，确是当务之急，然朝廷有朝廷的难处！”到了这个时候，年轻的皇帝不得不承认自己无力北伐这个事实：“北伐一事，还需诸多准备，朕以为可以从长计议！”

皇帝不是不想北伐，而是做不到啊。

这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事情，但却不方便宣之于口，不能那么直眉白眼的说出来，作为内阁首辅大臣的蔡枫华赶紧站出来帮着皇帝打圆场：“新朝初立，百业凋零民生艰难，应优先等咱们先把江南的民生搞好，等国库充足以后再北伐吧。”

什么时候才能把经济搞好，什么时候才能把民生弄的繁荣富庶起来，那就是只有天知道的事情了！

在这个事情上，蔡枫华的说法得到了一些老成稳重之臣的大力赞同，府尹王宣同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自古兵家之事，看似是热血健儿阵前争锋，实则为国力之考量，打仗打的就是钱粮，先民生而后北伐，臣以为是老成谋国之策，臣附议！”

自古以来，打仗从来就不单纯只是个军事问题，而是交战双方总体实力的综合比拼，到了最后一定会反映到经济层面。

只要有足够的钱粮，就可以发动大规模的战争，没有钱那还打个屁呀！

说来说去，问题又回到了原点：钱。

至于如何才能弄到钱，如何富国强兵，可不是说几句话就能办成的，需要实实在在的政策和具体的方略，但是在这个方面，新朝显然缺乏应有的魄力。

按照蔡枫华的说法，现在最要紧的是休养生息积蓄国力，但这些老掉牙的说法仅仅只是痛快痛快嘴而已，完全是停留在政策方面，至于具体的执行方案则一点都没有。

张启阳说道：“臣意，可参考洪承畴在江北的做法，统计人口丈量土地，重新确定税赋。”

洪承畴已经到了江北，作为清廷钦命的征南总督，洪承畴并没有像多铎那样一上来就急吼吼的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他的做法和新朝完全一样：优先考虑民生。

清查人口数量，丈量隐匿的土地，进行生产资料的重新分配。

虽然洪承畴是明清之际有名的贰臣，名声早就臭大街了，但却不能否认他的谋略和大局观。

站在历史上的高度上来看，这样的做法可以极大促进生产力的恢复，进而会促进军事能力的提升。

既然洪承畴的做法是正确的，复隆朝就应该效仿之。

但是，张启阳的提议遭到了几乎所有的人一致反对：众人反对的不是这种做法，而是洪承畴这个人。

那洪承畴不过是叛国叛族之宵小，无忠无孝无家无国，实乃千古奸贼，此辈之所作所为必遭天谴。

“洪贼逆天而行，必为千古唾骂，国朝正大光明，怎可效他？”

洪承畴是大大的奸贼，是一定要遗臭万年的，我煌煌大明怎么能够学他那一套？

洪承畴的为人和名声确实烂极了，而且一定会遗臭万年，但这不代表他没有能力，也不代表他现在的所作所为就是错误的，只要是和洪承畴沾边的事情新朝就一定会竭力反对大肆鞭挞，这完全就是因人而废事。

其实，洪承畴正在江北做的事情确实可以促进民生的恢复，还可以起到富国强兵的作用，朝中衮衮诸公不是没有看到其中的好处，但却如此激烈反对，完全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纵观整个封建时代，要想实现富国强兵增加国力的目的，无非就是从农业着手，而重新分配土地也一定会是必然的举措。

但江南的土地大多集中在地主豪强和地方士绅手中，这些个官员就是该阶层的代表，让他们把自己的土地分配给下层百姓，无异于与虎谋皮。

世间最艰难的事情不是移山填海，而是触动自身利益。

蔡枫华等人不是没有看到这一点，而是不敢那么做。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国朝的根本，若是触动了士绅阶层的利益，就等于是动摇了国本，他们不敢那么做。

也就是说，所谓的富国强兵只不过是停留在嘴上说说而已，最多也就是小范围的修修补补。

对此，张启阳早有预料。

既然如此，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臣蒙先帝恩宠，委以复国之重，今江北沦陷，臣不敢懈怠。既朝廷无力北伐，臣唯有一力担此重任！”

既然朝廷上下都不想北伐，我这个受先皇复国重任之人可不能坐视不理，就只能自己一个人去做了。

此话一出，朝廷上就乱了。

一个人？

你张启阳准备自行去北伐？

“不是准备，而是已经开始！”张启阳说道：“毅勇军已先遣部渡江北上，开北伐之先！”